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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牛贯杰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一个政治人物，能在近四十年的政治漩涡中始终屹立不倒，着实不易。李鸿章却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做到了。作为政坛“常青树”，李鸿章以“做人更做事”的风格著称于世。然后世对李鸿章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
李鸿章（1823年—1901年），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东乡人。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农历正月初五，这天正是民间“迎财神”的日子，故少有“小财神”之称。
李鸿章的家世并不显赫，是典型的庄户人家。《李鸿章家书》记载道：“前吾祖父穷且困，至年终时索债者如过江之鲫。”其祖父李殿华曾两次参加“乡试”，但均未考中举人。其父李文安，自幼勤奋读书，三十五岁得中举人，年近四十时高中进士，由此奠定李家“始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之基础。李文安自号愚荃，为人“刚方厚重”、“事亲至孝”，对子女影响颇深，造就出“一门两代三进士”的辉煌家景，即李文安自己、长子李瀚章和次子李鸿章。李鸿章的母亲也姓李，为合肥名士李腾霄之女。李夫人出身书香门第，“秉性淑慎，教子义方”。她经常教导儿子“致事报国”，女儿勤俭持家。李氏兄弟发达后，母亲亦“时时以盈满为诫”。李鸿章本名章铜，父亲后改其名为鸿章，意在希望他成人后能“宏图大展，文章经国”。李鸿章没有辜负父亲的殷殷期望，二十一岁考中举人，二十四岁中了进士，成为当时安徽最年轻的翰林。
李鸿章先后有三房妻室。原配周氏，是李鸿章启蒙老师周菊初的侄孙女，比李鸿章大两岁。俩人在李鸿章进京赶考前完婚。李考中进士后，两人天各一方，鸿雁传书。李鸿章在京赴职，周氏则呆在老家。1861年，周氏病故于南昌湘军大营。李鸿章的继室夫人是赵小莲。赵小莲家世显赫，四代人均有高中进士者。其祖父赵文楷是嘉庆元年的
状元，曾任册封琉球国王正使。其父赵昀是道光朝进士，做过咸丰帝的陪读。哥哥赵继元为同治朝进士，侄子赵曾重是光绪朝进士。周氏夫人病故后一年，李鸿章实授江苏巡抚，不久与二十四岁的赵小莲结为伉俪。此外，李鸿章五十岁时还纳一比他小三十余岁的莫姓女子为妾。赵小莲死后，莫氏扶正，被诰封为一品夫人。
李鸿章兄弟共六人，他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拔贡出身，因
理财能力突出，被曾国藩提拔负责湘军粮台事务，渐至湖广总督、两广总督等职。李鸿章初创淮军时，李瀚章为其在香港代购洋枪3000支。李鸿章北上“剿捻”及镇压陕甘回民起事时，李瀚章又多方为他筹措军饷。可说乃二弟最重要之政治奥援。三弟李鹤章，才智平庸，“屡试不第，遂弃举业”。李鹤章自己虽仕途上不得志，但他的三子李经羲却成为清末民初政坛上的翘楚人物。辛亥革命时，李经羲任云贵总督。民国初年，李经羲、徐世昌、赵尔巽、张謇四人成为清朝遗老的代表，时称“嵩山四友”；“府院之争”时曾任国务总理。四弟李蕴章，因单眼失明一直留在家乡。光绪十一年（1885年），李蕴章主持撰成《续修庐州府志》，计有正编一百卷、补遗一卷。五弟李凤章在兄长强大政治势力的保护伞下，主营土地、典当等生意，兼放高利贷，成为
芜湖首富。六弟李昭庆比李鸿章小十二岁，自幼聪颖过人，“少通经史，博学能文，持躬端正”。曾国藩督师“剿捻”时，曾对李鸿章道：“捻匪非淮勇不能剿灭，淮勇非君家不能督率。”因此曾国藩特意提拔李昭庆，令其负责济南运河防务。然李昭庆不堪军旅之苦，竟私自溜回家去。李昭庆仕途不畅，三十九岁便郁郁而终。
大家都知道，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社会思潮风雷激荡，各种政治角色粉墨登场，为中国历史上又一社会转型期。即使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恐怕也未有此一时代纷繁复杂。这一时代呼唤的主题，一言以蔽之，乃“富”、“强”两端。李鸿章就生活在这个时代，一生事业也基于此。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一个政治人物，能在近四十年的政治漩涡中始终屹立不倒，着实不易。李鸿章却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做到了。作为政坛“常青树”，李鸿章以“做人更做事”的风格著称于世。然后世对李鸿章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毁者云其因循守旧，苟且偷安，不思进取，丧权辱国；誉者则曰他尽心竭力，为民担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李鸿章以传统文人之典范——进士身份，转战南北，统帅淮军，总制北洋，内则参与制定国家大政方针，外则身担中外交涉重任，历三十年之久，其目光之远大、心胸之开阔，当时无疑首屈一指。他的老师曾国藩称其“才大心细，劲气内敛”。细考之，“才大心细”或有过誉之处，然“劲气内敛”却当之无愧，中肯贴切。纵观李鸿章一生，其成功秘诀即在“忠”、“忍”二字。
李鸿章起家的机遇源自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农民起事，尤其是后者。太平天国政权败亡后，众多余部北上参加捻军，同治年间势力遍布中原，成为当时清廷最主要的敌人。湘军首领曾国藩独臂难撑，剿捻不利。清廷决定起用李鸿章为剿捻主帅。李鸿章本为江苏战场镇压太平军的主帅。江苏为太平天国腹心地带，因此战事尤其激烈。李鸿章率军与太平军鏖战数载，常有败绩，使得镇压太平天国之首功不但没落在他头上，反屡遭革职。面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李鸿章始终进退如常，这可谓其成功之基础。
光绪初年，中英关系骤然紧张。云南发生英国传教士马嘉里被杀事件，英国公使威妥玛下半旗后离开北京，双方战事一触即发，情势危急。清廷内部意见纷纷，乱作一团。关键时刻，清廷又记起了李鸿章。李鸿章果然不辱使命，与洋人谈笑周旋间，战火灰飞烟灭。
中日
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事业的转折期。甲午一战，中国溃败，激起千层巨浪。时人印象里，西洋之强大已是人所共知，但隔海相望的东洋日本却是蕞尔小国，未成气候。甲午战败，举国震惊，以至民怨沸腾。国人将愤怒之矛指向统治当局。从一定意义上讲，当时清廷的代言人就是李鸿章。李鸿章遂成为历史的替罪羊。当时李鸿章已是七十三岁高龄，对于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来说，压力可想而知。李鸿章于内遭受着国人的白眼与谴责，于外还得收拾残局，处置善后事宜。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李鸿章东渡扶桑后，在日本马关又遭当地激进分子刺杀，面部挨了一枪。身心交瘁，李鸿章依然坚持与日方从容交涉，难能可贵。签订《马关条约》之后，李鸿章代表清廷到俄国出席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仪式。接着又转道访问欧美各国，为世界真正了解和尊重中国而奔忙游走。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北中国形成一道强劲冲击波，将洋人和洋教弄了个天翻地覆。洋人对清政府的骑墙态度深为不满，决意进行报复。英、法、德、意、奥等八个国家最终联合起来，给清政府以最沉重的打击。清朝国运衰微，李鸿章再次临危受命，与联军进行谈判。因心力交瘁，李鸿章倒在了同俄国人的谈判桌上。他的一生，可谓对清王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的悲剧人物。作为政治家，他在各个方面都遭到了惨败。军事上，由于任人不当，没有依靠专家治军，尤其甲午一战，二十余年之苦力经营付诸东流；洋务上，因难以作出实质性改变，企业终未获得独立性而听命于官僚；外交上，因昧于世界大势，频频为洋人所欺。
人们喜欢将中国和日本进行比较，将洋务自强时代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和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相提并论。二者孰优孰劣，仅从练兵一项比较就伯仲分明。李氏练兵，时间上先于日本，花费也大大超过日本，但双方甫一交锋，中方即溃不成军。同治以来的几十年间，清廷派遣了大量海陆军
留学生，但从未有一人回国后担任要职，唯独信赖李之亲属及其淮军部将。于是诸如叶志超、卫汝贵等平庸之流，都能占据要缺。依靠这样的将领如何能抵御强敌？
李鸿章在洋务上的作为可分四类：一是交通，如电报、铁路、轮船招商局等；二是矿业，如漠河金矿、开平煤矿等；三是民用工业，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四是商业，如李鸿章积极组织公司同洋人通商等。洋务惨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各类企业往往受到官方的严重制约，到处安插私人，不求引进专门性人才，亦不讲求生产效率与设备、技术的改良与改进。总体来说，赚钱的少，赔钱的多。
李鸿章外交手腕的核心是以夷制夷，辅之以息事宁人的原则。中法之战，李鸿章希冀利用英、德以制法；中日之战，又打算利用俄、英以制日；德国强占胶州湾时，李又希望利用英、法以制德。这样做，实际上不但没收到任何成效，反使自己频频受骗。至于晚年主张联俄，更是引狼入室。
李鸿章，并非彼得大帝、拿破仑、俾斯麦之类改变历史进程的英雄人物，就才能而论，“才堪中上”，得益于时代机遇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关键人物。李鸿章，上受制于腐败的帝国体制，中受制于保守顽固的同僚，下受制于民气不开的国人，辗转周旋于不幸时代，移祸避衅，使清朝得以苟延残喘数十载。李鸿章生活的时代，值皇帝庸懦而太后专权，国运衰微，他苦心孤诣把持大局，为国鞠躬尽瘁，功不可没。梁启超评论李鸿章：“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所长。”也就是说，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指近现代知识，对世界大势的把握等），有阅历而无血性，虽有挽狂澜于既倒之心，但每每苟且偷安，未能立百年大计于后世。这种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
纵观李鸿章一生，他是个失败者。他未能使中国走向富裕与强大，甚至至死也没见到独立自主的中国。梁启超对此作了精确的总结，说他：“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政，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曰责人昧于大局，而己于大局先自不明。曰责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己之畛域固习，以视彼等，犹不过五十步笑百步也。”细细体味梁氏所言李鸿章之不足，其实是当时中国人普遍面临的困顿迷茫。李鸿章个人亦无法逃脱时代套在他思想上的枷锁。正是这剪不断、理还乱的诸种矛盾交织困扰，构成了近代中国人的特殊心态，李氏一生莫不如此。
至于梁氏所云：“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许可权，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之所以富强之源，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惟枪尔！炮尔！铁路尔！机器尔！”这番话显然是对李鸿章的误解。李鸿章何尝不明白“民为水，君为舟”的道理，他屡次强调政治制度为百务之先。李鸿章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尽管他认识到人民乃立国之根本，在具体办理洋务时却根本行不通。想要百废俱兴，谈何容易！如派遣
留学生一事。光绪三年（1877年），驻英大使郭嵩焘写信给李鸿章，提及邻国日本向英国输送的留学生，大约有一百来人，学习科目多为法律、政治之类，很少有人专攻军事。他告诉李鸿章不要追求短期利益，企图速致富强，而应循序渐进，从根本上进行改革。李鸿章看信后，长叹道：“筠仙（郭嵩焘的号）不知道我的难处呀！”当时西方的政治法律在中国人心目中根本不值一提，如果说科学技术因有洋枪洋炮、机械物品等为实证，不服不行，至于政教风俗等形而上的东西，则无不确信，泱泱中国数千年所传承而得的乃是世间至上之理，是国之根本，万万不可动摇。即使从军事方面入手，留学生的派遣仍遇到各方阻力，李鸿章力排众议方才促成。当时大部分士子沉浸于蝇头小楷的微言大义中，认为西学乃奇技淫巧，其政治制度更是洪水猛兽。李鸿章只能服从现实，在旧的体制下推行求强求富之举。
总理衙门是清朝推行洋务的中枢机构。但它却没有掌控财权，真正决定财权的是各地督抚大员。哪里该修筑铁路，哪里应铺设电线，哪里能设立工厂，都需当地官员许可并鼎力支持才可兴办，并没有也难以推行一套整体发展的计划和目标。新式企业大都为官督商办，缺乏独立自主性，代之以腐败的官僚作风。这些企业在实际生产中往往受到官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