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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土地割让给别的财主，我们也同样无法要求财主不得杀掉他自家的牲畜。
自然，家天下里的家奴也好、忠狗也好、牲畜也好，有时也会过上美满的生活，但这一切都是来自主人的恩赐，主人既然可以恩赐给他，也有权力随时把恩赐收回。家奴们会因为美满或自以为美满的生活而由衷地歌颂主人的恩赐，这无可厚非，但他们可曾想过：靠恩赐而来的幸福是不可以安心地揣在怀里的——这次第，像极了皇宫里的那些女人们。
从法家的观点来看，主人是切忌让家奴们收入过高、生活太好的，因为人富了也就不好管了，所以法家追求的并非我们熟知的“国富民强”，而是“国强民弱”，只有做到“国强民弱”了，朝廷才可以轻易压得住人民，可以充分用赏罚来操作众人。人民越是愚、越是弱，朝廷操纵起他们来也就越是顺手。这就好比现代企业，高级技术人员往往并不好使，但流水线上的小工却是最容易控制的。
法家这种论调是完全站在君主立场上的，是真真切切地为君主着想，自然也就深得君主的喜爱。儒家的以民为本的想法就越发显得不合时宜了——如果当真“以民为本”，皇帝不就成了给人民群众打工的了么？
不过，皇帝常常还真以打工者自居，也还常常能骗得大家的信任和感动。是的，统治者会使老百姓们把统治者本人的奋斗视为全体人民自己的奋斗，“并且要求他们作出必要的牺牲”。231呵呵，看来愚民并不是件太难的事哦。
再来回顾一下董仲舒方才那个问题：“海外都纷纷归附了，这充分说明了皇上您德治光辉普照四方、充满天地，但是，国内老百姓怎么没得着您什么好处呢？”董仲舒自问自答：“国内老百姓之所以没能像海外小国那样感受到您的恩德，那是因为您的心思没在老百姓身上啊。”
按照“以德治国”的逻辑，如果皇帝想要恩加于百姓，先要端正自己，然后把自身的光芒辐射到一众官员身上，官员们受到了圣光的感染，便也越来越道德，越来越圣洁，最后再各自在各自的地盘上发出圣光，辐射到老百姓的身上。这用禅宗的诗境来说，就叫做“一波才动万波随”。
所以，董仲舒继而提倡教育，提倡道德的吏治，他给地方官下的定义是：从省级干部到县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导师，是人民的表率，秉承皇上的恩泽进而宣化下民；如果导师是坏导师，表率是坏表率，那么皇上的恩泽可就遇到瓶颈了。董仲舒感慨现实：“现在这些地方官呀，既不好好担负起教化人民的责任，又没有认真执行皇上的法令，暴虐百姓，专和坏人扎堆，从中牟取私利，致使弱势群体中常常有人流离失所，被屈含冤。于是乎阴阳错乱，天地间充满怨气，老百姓越来越难活了。这都是因为地方官不地道啊！”
董仲舒指出了办教育和选拔人才的办法，建议让诸侯和地方高官定期推荐贤才，这一招可开了后世科举制度之滥觞。董仲舒说：“皇上您就照我说的去做，过不了多久您就是当代尧舜了。”
——大臣谏君经常拿出尧舜的大帽子，皇帝们也不知一代代地听厌了没有，我们这里倒值得关注一下地方政府的特殊角色，以便更好地体会一下“以德治国”的特殊逻辑。
地方官们不但是地方的君长，还是地方的导师，有时候也要兼一下地方的宗教领袖。让郑振铎来替我说两句吧：“每一个县城，我们如果仔细考察一下，便可知其组织是极为简单的。在县衙的左近，便是土谷祠；和县长抗颜并行的便是城隍，也是幽冥的县官。还有文昌阁、文庙，那是关于士子的；此外，还有财神庙、龙王庙、观音阁等。差不多每一县都是如此的组织或排列着的。这还不和帝王之都的组织有些相同么？一县的县官，其责务便俨然是一位缩小的帝王。他初到任的时候，一定要到各庙上香。每一年元旦的时候他要祭天，要引导着打春牛……他们是具体而微的‘帝王’；‘帝王’是规模放大的‘地方官’。他们两者在实质上是无甚殊异的。”232
郑先生把事情讲得过于绝对了些，但这段话仍不失为帮助我们理解德治逻辑的一把结实的梯子。
（三）“天人三策”之三——“问鬼神”和“问苍生”并不矛盾——《搜神记》的怪力乱神——汤祷——龙图腾和龙王——端午节到底纪念谁？
汉武帝继续提问，这一回详细问道了天人感应之事。我们很多人都熟悉李商隐一首咏叹贾谊的七绝：“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是感叹政治新星贾谊好容易又得到了汉文帝的召见，本拟有机会施展抱负，可汉文帝关心的却只是鬼神之事，并非天下苍生的福祉。
其实若说起大搞“封建迷信”，汉武帝比汉文帝可强出太多了，汉文帝再怎么着也不过是请个高知来问问情况，汉武帝却是把特异功能大师接二连三给弄到宫里，金银财宝不说，还把女儿往外赔。但是，从另外一层意义来看，“问鬼神”和“问苍生”并不矛盾，甚至还可以说是一事的两面，因为天和人是互相感应的：人世好了，就会天降祥瑞；人世坏了，就会天降灾异。这也就是说，当你发现UFO满天飞、麦田怪圈无处不在、妖魔鬼怪四处显灵、到处都有灵异事件发生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这都是国家政治没搞好闹的。
——反正董仲舒就是这么解释的，他一本正经地说：“这可不是我拍脑门拍出来的哎，我是有理论依据的。”他的这个理论依据，自然就是孔圣人的《春秋》。
董仲舒说：“孔子作《春秋》，上查天道，下验人情，网罗古事，考察现实。所以《春秋》所讥讽的，也就是灾害所侵犯的；《春秋》所憎恶的，也就是灾异所降临的。”
有人读到这里可能会大为不屑：“《春秋》怎么这么写呀，这还哪像是正史所为呀，还什么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呢，哼，说野史还差不多！”
从历代官方说法来看，《春秋》原本还当真是部野史，因为孔子不过是个私立学校的校长，是没有权力来修治史书的。修史书是史官的职责，是官方的行为，从古至今都是如此，这也表现了历代官方对历史的重视。如果放任私家修史，你这么写，他那么写，一个人一个说法，也没有人来给敏感事件统一口径，这样的历史哪还有严肃性呢！所以，《孟子》里边提到孔子作《春秋》，说孔子感叹着“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原因很可能就在这里，就是因为孔子自己也清楚自己这种私家修史的做法是一种僭越行为。
那么，如果真拿私家野史的标准来衡量，《春秋》大谈灾异似乎倒也说得过去。可事实上，这根本就不成为一个区分正史与野史的合理标准，因为在官方正史当中，灵异现象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当然，这也许是因为《春秋》对后世的影响力实在太大的缘故吧。
赵翼的《廿二史箚记》里专门有“《晋书》所记怪异一条”，说：“采异闻入史传，惟《晋书》及《南》、《北史》最多，而《晋书》中僭伪诸国为尤甚。”这好像还真呼应了董仲舒的说法，在乱世最乱的时候，在三天两头有坏蛋僭越称帝的那些时代里，灵异现象总是在全国风起云涌。赵翼提到刘聪时代里，天上掉下来一块大陨石——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地球上每天都得掉个一吨半吨的陨石，这没什么稀奇，可这块陨石稀奇的是：大家以为它是石头，走近一看，却是一大团肉？！哎呀，都说天上不能掉馅饼，这还真就掉下一个来，看来馅饼的皮儿是在和大气层的摩擦当中燃烧掉了。这一大团肉，长有三十步，宽有二十七步，几里之外都闻得见味道，更有奇怪的，这肉旁边还有哭声！
一件怪事的降临也许只是一系列怪事的开端，就在这个时候，刘聪的皇后生孩子了，生的是一对双胞胎，可惜不是人，而是一蛇一虎。这一蛇一虎伤人而走，大家去找，却在怪肉旁边找见它们了，而怪肉的哭声也奇怪地停了下来……
赵翼又举一例：干宝的《搜神记》，尽人皆知书里全是怪力乱神，可干宝其人在晋朝却是位出色的官方知识分子，他曾被皇帝委任编修国史，成就出一部《晋纪》，颇受好评，时人称之为“良史”。可就是这样一位出色的史家，家里边却出了一桩史笔难以描绘的灵异事件：干宝的爸爸很宠一个婢女，等爸爸死后下葬的时候，失去了靠山的婢女被妒火中烧的干家老妈活活推进墓中，就这么连活人带死人一块儿埋了。干宝那时候还小，不大懂事，也就没受太大的刺激。又过了十多年，老妈也死了，干家人安排合葬事宜，挖开了当初埋干宝爸爸的坟墓。这一挖，只见地底下场面骇人，那个婢女栩栩如生地趴在棺材上，就像活人一般。大家用车把婢女载回了家，过了一天，婢女竟然醒过来，回忆墓中生活，说干宝的爸爸对她很好，给她好吃好喝，两人恩爱非常。后来，干家把这婢女嫁了人（也许是不敢把这么一位奇人留在家里吧），她婚后居然还生了孩子。
单是这么一件事，倒也没什么太让人奇怪的，也许这婢女是个特异功能大师呢。可让赵翼感觉奇怪的是，这事居然是堂堂正正记载在正史《晋书》里的？！赵翼说：这事怎么想怎么不可信，但干宝正是因为自家出了这件怪事，这才四处搜罗灵异事件，编写出了《搜神记》来的。如果这是干宝瞎编的，他这不是自曝爸爸的隐私和妈妈的妒忌么，念过书的人是不会做这种事的呀。也许真是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吧。
赵翼举例只是随手点检，而《晋书》里紧接着还记载了干宝家另外一桩奇事：干宝的哥哥曾经断了气，一连好几天，身体都僵硬了，后来却奇迹般地醒转，述说自己见到了鬼神，宛如一场大梦，不记得自己曾经死过。
——我现在深夜写字，写到这里也仿佛见了鬼：赵翼说的婢女复生事件确实《晋书》有载，可在《搜神记》里却没有这篇呀，只有两三个类似的故事而已。如果不是版本问题，那就真是见了鬼了！咳咳！
两晋南北朝天下大乱，正史里居然也鬼怪满街跑了，也许老天和人世当真有着什么奇妙的感应吧？当然，也许是写历史的人出于安全第一的考虑，不大着墨于人世而更多地着墨于鬼怪了。世界名著《鬼家村》也许就是这么写出来的吧？^_^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说他写作《史记》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排比荡气回肠，很容易稀里糊涂就读过去了，如果细看一下，这个“天人之际”还能是什么意思呢？——要知道，司马迁可是在董仲舒门下听过课的，而且，以前的历史学家同时还得是天文学家。
进一步来说，很多人都知道“天人感应”是董仲舒提出来的，而事实上，这种观念由来已久，董仲舒不过是在一个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作了一次恰当的阐发而已。那么，这种观念到底由来多久呢？嗯，至少在《春秋》里就已经有了。董仲舒在“天人三策”里论道：
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
这段是说：孔子作《春秋》，上查天道，下证人事，参考历史，分析现实。所以《春秋》所讥讽的，也就是灾害所侵犯的；《春秋》所厌恶的，也就是怪异所降临的。孔子是把国家的过失与灾异现象写在一块儿的，以此来彰显善恶。古代掌管文教的官员致力于以道德感化万民，人民全被感化之后，监狱里也就一个人都没有了。而现在，古风不存，人民得不到教育感化，心里已经没有仁义了，为了赚钱可以连命都不要，所以犯法的人才这么多，一年里边摊上刑事官司的人就有成千上万。这样看来，古法是不可不用的，所以《春秋》对改变古代制度的事情总是大加讥讽的。
董仲舒在这重要的一段里暴露了三个问题。一是他的“天人感应”理论来自《春秋》；二是《春秋》的核心精神之一是“复古”；三是露了狐狸尾巴——前边一直都说秦朝法制横行，刁民逐利犯法，结果一不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