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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以来，金都人最喜欢唱的一支歌叫“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之惨之悲之酸像谁都活在十八层地狱里一样。城外的画家们都到城里来做行为艺术展，他们喜欢脱光了衣服表演，似乎穿着衣服在表演就不是行为艺术了，做爱的主题自然是用母猪和公猪代替了。金都的艺术家同志们一起闯江湖，一起泡妞，一起喝酒，一起打架，一起互捧，一起妒嫉，一起愤世，最后还是因这因那摆不平的原因各自分道扬镳。金都的艺术家同志们或多或少都曾经不分清红皂白地莫名其妙地勾引从大洋那边来的男子和女人，善良而又追求进步。或者做爱以后再谈恋爱，或者谈了恋爱再结婚。反正最后都能生出一大堆像籽儿一样的混血儿。因为金都人都相信大洋那边人的钱比金都人钱多，门上挂的都是钱。
日子被投机的同志们安排得好好的。不得已不甘心的人们永远在等着某个人的到来，是魔鬼还是天使都无所谓了，身边的旅行包里永远装着一把牙刷、一块香皂、和几条旧内裤、几双破袜子，因为指不定到哪就歇息了，就差没背着一张大席梦思到处游荡了。
美仁说，正走运的人们也还在拼命地配合电台、电视台的编导从这座城市麻木、迟钝的人们手中赚得更多的籽儿，卖更多的乖，讨更多的好，想办法以后能有足够的钱养老。策划人讥笑被包装的金童玉女是“白刀子进，黄刀子出”；被炒成功了的金童玉女事后又嫌策划人老土。走运的防着不得意的人，不得意的人又瞧不上走运的。失意的成功的人都说，在这座城市里必须既作婊子又立牌坊，笑贫不笑娼。世道变了，开车的怕骑自行车的，骑自行车的怕走路的，走路的怕下岗的。总之，穿鞋的怕不穿鞋的。
其实，这些话全是美仁在睡觉作梦时说梦话被小二偷听到的，谁他妈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小二也懒得问美仁。不过，小二听力很好，那是因为小二那对吊眼半瞎的缘故。
第三部分
16岁以前，住在老家的小二的眼睛还是好好的，一个江湖骗子偷了小二的光明。做完爱以后，小二喜欢给美仁讲她小时候的故事。
我老家离金都很远，一座山连着一座山，邻居的概念不是十米、二十米，而是半座山、一条河的距离。十几年前，我老家漫山遍野都种满了农作物。夏天有油菜、豌豆角、胡豆、麦子，秋天有棉花、李子、核桃，冬天也有数不清的枯了的苕子花藤，春天更是把眼睛给装满了颜色。那时候学校不多，大山里只有一个小学和中学，他们分别在两座山的山头上。听说现在我的老家小学校就不下四个，更别说其他类型的学校了。那时候农村家的小孩都喜欢用一个瓷缸放点米，拿到学校自制的锅炉房去蒸。每个小盅子上都打着自己的记号，有系根红绳子的，有系根绿绳子的，有系上麻绳的，有麻绳上再绑上一小木棍的，有的小孩干脆在盅子外面用红漆写上自己的名字，以免拿错。那时候的下课铃不是电铃，而是一口大铁钟，校长亲自敲。我还记得当时的校长姓任，中等个儿，长得眉清目秀的，洗得泛白的中山装左上面的口袋里永远插着一钢笔。农村家的小孩子们一听到这钟声，全都一窝蜂地奔向锅炉房，带着自个儿家腌的咸菜，拿着自个儿的饭盅，闹着、笑着、围成一堆，飞快地吃完饭，然后再去喝井里的井水，接着满山遍野地玩去了。
我很羡慕那种自由，不再想一个人中午回家在爸爸、妈妈的监督下吃饭，也闹着妈妈给我买一个小瓷盅，拿到锅炉房去蒸。我妈很爱我，也就顺着我的意，不过唯一不同的是我的盅子里有一个鸡蛋，有猪油和一些盐，有时也放一些腊肉和香肠。1976年，大都市都还很穷很紧，更何况我的老家，但我的妈妈就有办法让我们过得舒舒服服的。难怪到今天一提到我妈我就想哭。可能是因为我长相的原因，哪根筋都好像是反着长来着，我老想用自己的鸡蛋和肉去换那些农村小孩带来的咸菜，他们的咸菜都是自己家做的，很香。但他们都不愿意交换，那时我还以为他们不喜欢吃鸡蛋和肉，我压根也不会想到什么叫自尊的问题。
因为那些农村小孩不愿意和我坐在一起吃，所以我常常也自己讨个没趣，最后还是老老实实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吃饭。不过，从学校到我家慢慢走的话最多也只要十分钟，如果一路小跑五分钟就不到。那是一条我至今也念念不忘的小路。夏天的时候，满山满坡都是金黄色的油菜花，小路都是用山里的青石板砌的。学校在山顶上，一到上学、下学的时候，那小路总是被学生们影影绰绰的身影点缀着。上学总是让我烦心的事，所以基本上是拖着脚步走的，下学可不一样了，那一路下来就像一只自由快乐的小鸟，唱着“少先队员之歌”（那时所有的小孩都以是一名少先队员为自豪）。少先队员的脖子上都戴着一条红领巾，红领巾其实就是一块小三角形的红布做的，老师说那红色是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是红旗的一角。那时候对我们小孩来说它能围在脖子上是一种最崇高的标志。
那时，我每天我还会碰到一个卖烧饼的大爷，他做的烧饼很香，烤得黄黄的，软软的，又有手感又有嗅觉。我每天基本上都要用家里给我的零花钱买一个，5分钱一个，十年如一日。大爷永远戴着一顶深蓝色但已洗得发白了的鸭舌帽，帽沿都破了，但永远是干干净净。手里挽着一个自编的竹篮，竹篮上盖了一层厚厚的棉布，所以烧饼永远都是温热的。我想，他大概就住在我们学校的附近，浑浊的眼光透着几分精明，大约四十岁左右。上学十几年我吃过他的不下几千个烧饼。每天我还要路过一个叫崔吉秀同学的家。她的家就在我们学校下面，很破的用泥巴糊的房子，房子中间有一个小院，院子的周围种满了竹子。她长得很漂亮，一双眼睛一直像有水泡着一样，水汪汪的。好像她还有三个兄弟姐妹，家里肯定很穷，因为穿的衣服永远都是打了许多补丁的天蓝色土布衫，大大的宽宽的兰布裤，因为补丁太多，让人一看就有一种很重的感觉。冬天来到的时候，她的一双手永远是长满了棕紫红色的冻疮，她学习不好，长得很瘦，说话纤纤的，因为个子高，永远坐在教室最后的一个角落，象一朵谦卑的干了的小油菜花。下课的时候总是第一个赶回家去，听说她还要去割猪草，带她的弟弟妹妹，有时还要去镇上卖点家里种的菜。小学还没毕业，她就退学了。想着小学同学的时候，闭上眼睛我第一个想的就是她。其实，如果我记得对的话，我好像从来就没有正式和她说过几句话。
那时候，我的父亲是名军人，为了支援祖国的大西南建设，带着全家到了山区。我的母亲本是一个大家闺秀，后来跟随革命也成了一名国家干部。我就一个弟弟。我母亲是那种很爱美的女人，她总把我和我弟弟打扮得引人注目的，我和我弟弟穿的毛衣永远都是学校最耀眼的，其实那全是妈妈用各种剩下的毛线头拼凑打在一起的。尽管那时条件有限，妈妈还是想办法和附近村上的一个奶场有了联系，这样我和我弟弟每天早晨都能喝上新鲜的牛奶。现在住在法国的老弟还老打电话来说，冲他长的那一身肌肉，他的洋人同事们就硬不相信他是70年代初在新中国红旗下长大的，他说这还得谢谢咱老妈从小给咱底子打得好。爸爸去城里开会时，总是能给我们带回一大袋城里产的那种叫“大白兔”的奶糖和用红色的纸包着的“大泡泡”糖。那种陪我读完小学的胖胖的圆头红色的上海产“丁字”牛皮鞋，现在我是很少再看见了，现在小街上摆满的是各种各样的仿制的假Nike、Adidas洋货牌子的鞋子。
1975年，大人们在单位里一会儿开批斗会，一会儿开欢庆会，几乎没有星期天。所以我们小孩常常都在外边山坡里玩。特别是在夏天，因为全国都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所以学校里都养着大白兔，为了给兔吃草，我们常常会去学校后山坡摘那种叫“莴韭菜”的野菜。那时候，我觉得天比现在的蓝，星星也比现在离人近，我们几个小孩躺在山坡上，穿着短裤、短裙，吹着牛皮数星星。晚风吹来的时候，常常会把童年无尽的梦给吹开来。比如说我就一直想知道小明下面的鸡鸡长得什么样子，是不是也和我弟弟一样，妈妈给弟弟洗澡的时候，我见过弟弟的小鸡鸡。那时在我眼里，鸡鸡就是和别的东西不一样。
小明是我妈妈单位医生的儿子，和我同班。有一次，我让小明给我看他的鸡鸡，他不让，最后达成条件，他给我看他的小鸡鸡，我也给他看我的小宝宝。我们几乎每天看一次，虽然我们很小，但那时候的教育和周围环境告诉我们这不是件好事，所以常常我们就躲在附近生产队专门给牛存放干草的草棚子里偷偷看。看的动作也很简单，小明把裤叉脱下来，拿出小鸡鸡给我看，看完以后，我也把我的小裙子撩起来给他看，因为总想知道那东西是一天天长大了还是一天天变小了。没记错的话，我们互相摸都没有摸过。那年我七岁，这事最后还是被一个同学发现了并告诉了班主任，我成了学校最脏最坏的女孩子。
我的班主任姓金，教语文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很高大的很壮的女人。脸上有微微的雀斑，头发是自卷的，细软细软的，永远用两个特大号的黑发卡把头发别在后面，因为头发少，发夹像是插在头皮里一样，远看像是一团黑线插着两根细纤子耷拉在头上。两个大奶奶由于很少穿内衣（那时候我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内衣），下面垂得都快到肚脐眼了。说话说久了的时候，常常有白色唾沫挂在嘴角，为这事，我上她的课特别累，因为我一看见她说话，就在下面帮她吞口水，一堂课下来，我累得口干舌躁的。她对学生很凶，换句话说对学生很严格。她喜欢站着训人，两手交叉放在胸前，夏天的时候，透过白色的确良你可以看见被手臂压扁了的两个大奶奶，像两个压扁了的白馒头，两条腿使劲地站立着，因为腿是弯的，并且有些内八字，所以远看的的确确像个圆规。那天就是，一节课还没上完，她先把小明叫到了教室的外面，大概十分钟左右后，我看见小明哭着进来了，我明白了一切，当时我只想小明出卖了我。果不其然，金老师随后又把我叫了出去。从小我就是好汉一条，没哭也没着急，金老师问什么我就承认什么，一句话，无所谓。证实我和小明的事之后，金老师当着全班男女同学的面念了一段毛泽东主席的语录，……要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高尚的人……因为我和小明总是在学校附近生产队养牛的草棚棚见面，所以同学们以后都叫我“草棚棚”。本来那时学校里的男生女生都互不来往，再加上像我这样“脏”的人，最后连女生都不愿意和我一起跳绳、扔沙包了。那以后经常我是一个人上学，一个人放学回家。这事也不敢告诉我的爸爸妈妈，心情象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孤伶伶地飘荡在天上，这只断了线的风筝一直飘到了我高中毕业离开家乡上了大学才彻底没了。
那时候吃的零食也很少，天天吃的是那种两分钱一个的“搅搅糖”（“搅搅糖”，可能是这么叫吧！我到今天也不知道这两个字到底是不是这么写的）。它是一种把红糖放进一个小锑盆里，在火上一直熬，一直熬到把红糖变成了羹的小小吃，然后卖的时候，再用两个小木棍一搅，就成了一个“搅搅糖”，和今天吃的“棒棒糖”可能差不多。在我的记忆中，小镇上卖“搅搅糖”的永远是个干瘪的小老太太，瘪着嘴，一笑也不笑地坐在自个家的门口。那时候除了我父母单位住的是大院里的楼房外，镇上的房子很少有楼房，几乎是清一色的平房，那种平房和北方的金都的平房不一样，临街的那一边几乎全用木板折叠拼成，年岁久了以后，那木板的颜色都成了那种棕黑色。那个卖“搅搅糖”的老太太，自己坐在房里，从来就只开一扇小门，把火炉放在门前，一坐就坐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