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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极的反应方面，也有二类，一类是小市民式的做法，一类是大丈夫式的做法。小市民中不肯姑息小人的，他们遭到小人之患，所用以抵抗小人的本领，毕竟有限，因此他们在〃无力感〃之余，最后多求助于神明。这种做法，最有趣的是香港的〃打小人〃仪式，香港的〃打小人'仪式，多在三叉路口行之，传说三叉路口煞气大，可以把小人又住。三叉路口以外，有的也在宙宇进行。被打的小人分两类，一种是不记名式的，一种是记名式的。前者是对付一般小人作祟的；后者是对付特定小人作祟的。因为特定，所以要在小人纸上写出该小人的姓名住址，如有生辰八字一并写出，效果更佳；如有该小人玉照一帧，一并缴出，效果就如神矣！写出姓名地址的公式不外是：〃狐狸精某某某今年三十二岁七月十五日丑时生，晤知时头时尾，是真是假，住在呢个某某道某某号〃之类。〃打小人〃时，当然上香斋供一切如仪，登时以鞋来打破小人纸，有的用小铜剑刺破之，或用香头或烟头烧之。如有照片，则更方便，就小人玉照之要害处使他眼瞎嘴破，以快人心。该小人自此不能为祟或一时不能为祟，也自不消说矣！
从这种香港模式看来，小人打了半天，其实只是一种精神胜利，当然是很可怜的。但是这种小市民式的做法，既然不肯姑息小人，其一念愚诚，倒也不无可嘉呢！在另一方面，大丈夫式的做法则另有一套。大丈夫〃打小人〃的方式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是〃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三脚〃，是以色列式的大力报复主义、快速报复主义。大丈夫决不姑息小人，决不让小人横行，决不纵容小人，决不让小人陷害他、诽谤他、妨碍他后而能免于惩罚，当然，大丈夫的做法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他展示实力，但用的是合乎正义与法律的手段、用的是正常的奇兵，大丈夫是不用下流手段的，当然也绝不用香港模式的精神胜利手段，胜利是全面的，只有精神，怎么够呀！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午
把敌人出版
骆宾王（约六四○…约六八四），浙江义乌人。他年轻时就会写文章，尤其精于五言诗，〃尝作《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唐高宗时候，〃为长安主簿。坐赃，左迁临海丞，快快失志，弃官而去。〃徐敬业起兵讨武则天，他参加了，代徐敬业主持宣传与军中书檄，最有名的《诗武（明空）檄》，就出于他手笔。传说武则天刚看到这篇骂她的妙文时候，满不在乎，并且还嘻嘻哈哈的，但是读到其中〃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狐安在〃两句时，睁着眼睛说：〃谁写的？〃左右告诉她骆宾王写的，武则天埋怨说：〃宰相安得失此人！〃（宰相怎么把这样的人才没给注意到！）
徐敬业起兵失败后，《新唐书》说：〃宾王亡命，不知所之〃。《旧唐书》说〃伏诛〃，显然是被杀了。
骆宾王死后，武则天找人寻访他的作品，找到了十卷，〃盛传于世〃。
骆宾王任侍御史时入狱，写了《在狱咏蝉》，说：〃无人信高洁，谁为表子心？〃他死后，决没想到〃表〃他〃心〃的竟是他的头号政敌！武则天的度量，真不简单！像武则天这种度量，在后代的统治者中，也有效法者可寻。
明末清初时候，明朝的孤臣孽子史可法（一六○一一六四五）复多尔衮书，拒绝招降，终于以四十三岁盛年，乱军之中就义而死。他死后，他这封复多尔衮书，淹没不彰，清初修《明史》，在史可法传中甚至不载此事。到了乾隆皇帝时候，敕修《历代通鉴辑览》，开始出现〃先是我睿亲王多尔衮今南来副将韩拱薇参将陈万书等赍书致史可法，可法旋遣人答书〃的话。乾隆〃御批〃说：幼年即羡闻我摄政睿亲王致书明区史可法事，而未见其文，昨辑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乃得读其文，所为揭大义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辞严，心实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报书语多不屈，因未尝载其书语也。夫可法，明里也，其不屈，正也，不载其语，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语不载，则后世之人将不知其何所谓，必有疑恶其语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今儒臣物色之书市及藏书家，则亦不可得，复命索之于内阁册库，乃始得焉。卒读一再，惜可法之孤忠，叹福王之不慧，有如此巨而不能信用，使权奸掣其肘，而卒致沦亡也。夫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长江为南宋之偏安与否，犹未可知，而况燕雀处堂，无深谋远虑，使兵顿饷竭，忠臣流涕，顿足而叹无能为，惟有一死以报国，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书语初无垢谇不经之言，虽心折子睿王，而不得不强辞以辨，亦仍明臣尊明之义耳！余以为不必讳亦不可讳，故书其事如右。而可法之书，并命附录于后。夫可法即拟之文
天祥，实无不可，而明史本传乃称其母梦文天祥而生，则出于稗野之附会，失之不经矣！
汲修主人（清礼亲王昭（木边））《啸亭续录》卷三也记此事，说：纯皇帝（李敖按：乾隆被尊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尝阅睿忠王传，以其致明文忠正公书，未经具载回礼，因命将内阁库中所贮原稿补行载入，以备传世，真大圣人之用心，初不分时畦也。尝闻法时帆言，忠王致书，乃李舒章（雯）捉刀，答书为候朝宗（方域）之笔也。二公皆当时文章巨手，故致书察时明理，答书义严词正，不惟颉颃一时，沟足以传千古，亦有赖忠王阁部…人之名节昭著故也！
乾隆皇帝不但为史可法出版了遗作，并且在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史可法就义以后一百三十一年，赐谥〃文正〃，建祀立碑，题像赋诗，在敕赐专谥文里，乾隆说史可法〃砥行能坚，秉诚克裕，遭时坎坷，恒仗节以无挠；殉义从容，竟捐生而不悔。朕览披信史，轸念忠徽，予褒显于崇祠，用隆秩祀；示表章于往籍，载锡嘉名，象厥生平，溢为忠正。于戏！溯流芳于顽廉懦立，节或重于泰山；彰定论于世远风微，荣更迫于华衮，幽光特阐，鉴当年（白敫）日之心；正气成伸，励万古疾风之节，钦兹茂典，慰尔英灵。〃虽然史可法死后，被他所反对的敌人如此礼遇赐谥，未免滑稽，但是古代统治者对敌人的度量，比起小气的国民党来，却足以发人深省了！
一九八四年九月七日
＇附记＇关于史可法答多尔衮书，捉刀者有不同说法，据邓之诚《史忠正答摄政工多尔衮书》（《骨董琐记》）：〃摄政王致史忠正书，为华亭李舒章雯笔，见《啸亭杂录》。史复书，乐平工纲笔也。纲字乾维。见南昌彭士望《耻躬堂集》。
按谈迁《枣林杂俎》云：出自沔阳黄曰芳笔。曰芳庚辰进士。忠正俾答书，词颇峻。忠正手删之云：'不必角口。'曰芳曾刻其原草。《借庵偶笔》云：乃新建欧阳五敕笔，江都强惟良脱稿。未知孰是。〃
招了再说
尉缭（前四世纪）的《尉缭子》，是一部被小看了的著作。它一直被视为假书，不被重视。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由于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前一三四）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千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推，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这批竹简中，有古书《尉缭子》。《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是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铄，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
如今《尉缭子》出土了，我们当然要恢复它在古书中的应有地位。《尉缭子》已确定是梁惠王年间（前三七○——前三三五）的作品，它的价值，是大可肯定的了。
《尉缭子》虽然是一部以兵学为主的名著，但是它的论点很宽，讨论到人间许多问题，例如在《将理篇》中，就有这么一段：
笞人之背、灼人之肋、束人之指，而讯囚之情，虽国士，有不胜其酷而自诬矣！
这就是说，在刑求之下，即使英雄豪杰，也受不住而要承认自己并没犯的罪。《尉缭子》这段话，显示了早在战国以前，中国已经不乏用刑求造假案的普遍现象。这是细读古书所得到的一个结论。
在另一方面，细读古书，却又得到另外一个结论。《旧唐书》狄仁杰传，写“国士”狄仁杰被来俊臣诬以叛乱，在牢中承认造反。
武则天乃召见仁杰，谓曰：“臣反何耶？”对曰：“不臣反，死笞掠矣！”《太平广记》来俊臣条下引《御史台记》的对话是：乃召见杰等曰：“卿承反，何也？”杰等曰：“向不承，已死于枷棒矣！” 。
这就是说，在牢中若不先承认叛乱，早就被刑求致死了，再也没机会出来喊冤了。狄仁杰的例子，说明了“国士”有时自诬，不在“不胜其酷”，而在“爱其死有以待也”、而在出狱以后跟你算帐。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君子志在多活十年，不志在死于来俊臣的手下。
我第二次做政治犯的时候，在牢里碰到卡车司机吕德，他被当成抢犯，抓到警察局，刑警办案，刑求他，不但要他承认这次枪案是他干的，还要他承认其他许多破不了的悬案，也是他干的。吕德对刑警说：“我承认这么多，岂不要被判死刑？”刑警说：“你签字承认了，也许死，也许不死，但那是以后的事，你还有机会去打官司，救回一命；你若不签字承认，今天就要你死？”吕德只好一一承认。后来吕德被判死刑，求我帮他喊冤，我帮他一阵，总算以无期徒刑定谳，暂保了一条老命。吕德说：“那些狗（刑警）可不是说着玩的，他们真能把你当时打死，然后谎报你畏罪自杀！”看到了那么多不明不白死在警察局的例子，我相信吕德的话，我相信国民党的来俊臣真可以把吕德当场打死！吕德一一自诬是对的，招了再说，置之死地而后生或死，总胜于先被打死啊！
《水浒传》写李逵得罪了罗真人，罗真人作弄他，把他从半空里掉在马知府面前：
李逵吃跌得头破额裂，半晌说不出来。马知府道：“必然是个妖人。”教：“去取些法物来。”牢子、节级将李逵捆翻，驱下厅前草地里，一个虞侯掇一盆狗血没头一淋，又一个提一桶尿粪来望李逵头上直浇到脚底下。李逵口里、耳朵里都是狗血、尿、屎。李逵叫道：“我不是妖人，我是跟罗真人的伴当！”
原来蓟州人都知道罗真人是个现世的活神仙，从此便不肯下手伤他，再驱李逵到厅前。早有吏人禀道：“这蓟州罗真人，是天下有名的得道活神仙。若是他的从者，不可加刑。”马府尹笑道：“我读千卷之书，每闻古今之事，未见神仙，有如此徒弟，即系妖人！牢子，与我加力打那厮。”众人只得拿翻李逵，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磐。马知府喝道：“你那厮快招了妖人，便不打你。”李逵只得招做“妖人李二”。取一面大枷钉了，押下大牢里去。
只有了解狄仁杰故事的人，才会会心了解为什么铁汉李逵要“只得招做‘妖人李二’”，原因无他，李逵“知道不招就没命，只好招了再说”。
罗真人说李逵“这人是上界‘天杀星’之数，为是下土众生，作业（孽）太重，故罚他下来杀戮。”李逵的救世方法只是杀坏人，这是他的使命感，但他知道要杀坏人，得先免于被坏人所杀，所以他先招了再说。——谁说李逵是粗人，他粗中有细得很呢！
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
要清白，请长寿！
中国正史中，从宋朝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开始，有所谓〃奸臣〃传，后来的正史，像《宋史》、《辽史》、《元史》、《明史》，纷纷援例，于是忠奸之分，在历史上和观念上，也就越发显明。正史以外，中国的小说戏居，对忠奸的判决，影响极大。尤其在戏剧里，为了帮助观众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红脸〃和〃粉白脸〃，也就应运而生。忠肝义胆的自然是勾红脸，如关公。权奸误国的自然是勾粉白脸，如曹操，这种〃二公法〃的利落，实在给了观众不少方便，于施展爱憎之 间，少掉了不少麻烦。
不过，在一个人阅历较多一点以后，他有时难免会发现，人间许多对立的问题（如是非、正邪、善良、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断定的。同时对立的情况，往往并不如想像中那样明显；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