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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才评上副教授。其实据我观察，她既有相当的专业水平又是个天生的教师。
后一方面我特别不行，上了讲台，半小时内就能把全部学问倾吐殆尽，再下
去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摸爬滚打一路奋斗过来，虽然落下个遍体鳞伤，
但处境怎么说也比她强一些。虽说人人生来平等，这不过是个理想，在实际
生活中还是很难实现的。
我与河南
由于在《南阳日报》副刊上发表过几篇小文章，有人便以为我与南阳有
什么关系。其实什么关系也没有，我甚至还无幸拜访过这块宝地。不过，我
与河南省倒确实有些因缘。
“文革”期间，我们社科院（当时叫“学部”）在河南息县建立了五七
干校。后来，全体人马又都拉到明港军营里“集中搞运动”。因此我也足足
吃了两年河南的五谷杂粮，饮了两年的河南水。日子一长，河南话在我听来
分外亲切，让我感到像说这种话的农民一样淳朴、厚实。当然，那两年里，
宿舍窗户上的铁勾常被拧走，门口水桶里的水勺往往不翼而飞，地里的庄稼
也会被提前收割掉。这不免使下来“接受再教育”的老九们感到难以解释。
但也正是多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才使老九们对中国基层的真实状况有所
了解，看问题不再从书本从概念出发。就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未始不是一种
“再教育”。
我曾坐了好几个小时的吉普，送昏迷不醒的老同事庄寿慈去信阳的医
院。头天晚上，他和“五七战士”们被指令到禾场上去看样板电影。戏散时
坐在小马扎上的他再也起不来了。我在医院里陪了他几天直到他的家属从外
地赶来。社科院有不少同志将自己的骨灰留在了河南，他便是其中之一。庄
寿慈同志是个优秀的翻译家，抗战期间在大后方从事文化工作，人品极好，
至今还常有人念叨他。
“文革”后我只回过河南一次，那是在1987 年。当时河南大学外语系让
袁可嘉、朱虹和我去开封讲学。我们所讲的——至少是我所讲的——学生们
并不感兴趣。据说他们首先关心的是练好外语口语以便出国。但学校方面由
于某种原因特别热情。临走还蒙校长李润田颁给我们一人一张“兼职教授”
的聘书。说来惭愧，我后来再也未曾为河南大学出过什么力。那张聘书至今
还存放在我的柜子里，时时提醒我自己还欠着河南大学也是河南老乡一份情
呢。
三学俄语
解放初期青年人学俄语成风，我亦不能免俗。
回想起来，我学俄语也曾“三起三落”。
第一次是在上海解放后不久，当时大学尚未复课。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便看广告进了一个俄语“速成补习班”。地址记得是在陕西南路一带的一幢
花园洋房里。院子大门旁钉着一个“苏侨协会”的牌子。教师只有一位，显
然是我们从小就见得很多的“罗宋人”，亦即白俄。看来他不像是个有经验
的语言教师，甚至不像知识分子。他指着教科书，大声嚷道：“布马嘎！”
也让我们齐声跟着喊。一堂课下来，舌敝唇焦，却嚷不了几个词儿，因此那
“速成”的效果是很可怀疑的。老师偶尔也请他的夫人来纠正我们的发音。
师娘上课时倚坐在一把椅子里，稍稍倾侧着头，娇滴滴地吐出一个又一个俄
语单词，真有点旧时贵族小姐的风韵——也不知是不是“婢学夫人”。她的
发音与老师的颇不一样，让我们无所适从。现在想来，可能老师是外省人，
而师娘操的则是带法语味的“京腔”。为了探索学外语的第二渠道，——也
为了老师那60 分钟更好打发些——老师还让师娘教我们唱俄语歌曲。教的不
是有怀旧情绪的哀歌，而是节奏明快强烈的《空军驾驶员之歌》。我们十来
个中国青年在一架漏风的风琴伴奏下，随着半老的师娘娇滴滴的嗓音唱起了
三十年代的苏联革命歌曲，真有点掉进了“时间机器”的感觉。
上了几次课，不知是因为“二·六”轰炸还是大学要复课，就再也没有
去补习班了。后来走过那里，“苏侨协会”的牌子业已不见。听说侨民一部
分回了苏联，大部分又去了澳大利亚。他们也成了“漂泊的犹太人”，离故
园越来越远了。不知道老师、师娘后来日子过得怎样。中年之后还得开辟新
天地，怕也不那么容易吧。
这次学俄语，班上倒有一个熟人，那就是大学里同届不同系的“蔡老夫
子”。我记得轰炸声中我与他一起走在去学校的路上，他还穿一袭藏青麦尔
登尼大褂——上海人叫“长衫”。他发那个需要卷舌（而且需在喉头深处）
的“P”时总是憋红了脸，却还是达不到要求。得麻烦老师走到他身旁一遍遍
给他“喂小灶”。现在老夫子是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听说早已是音韵学方
面的权威了。
复课后大学里果然有不少新气象，其中之一是设置了俄语课，连第一次
国共合作时的老留苏学生也被请来任教——几年后又整他们的“历史问题”。
选课的同学自然不少，我却没有赶这股浪潮，还是继续学我的英语。那时候
学、教英语都是比较寂寞的。我上的一个“大二英语”班只有五六个同学。
有一个蹲班生（不是留整整一级而是上学年英语没有派司需重念）从来不上
课，只是考试时露一下面，老师也拿他没有办法。相比之下，俄语多么走俏。
俄语老师身边总有四五个同学簇拥着。同学们在校园里相遇，远远便喧闹地、
毫无顾忌地用俄语打招呼，还起了“娜塔莎”、“娜斯佳”之类的外国名字。
遇到开联欢会，合唱《红莓花儿开》与戈帕克舞都是最受欢迎的节目。我那
个班上一位男同学与一位女同学是跳这种舞的明星。一位脚登高统皮靴，蹲
着伸腿又收腿（这是绝活），与此同时一只手按在斜戴羊皮帽的后脑勺上，
多么骠悍！而另一位则穿着花“布拉吉”，包着花头巾，不断打旋，显示自
己灵活的胳臂与腰肢。全校上下有谁不认识他们呢！他们都是学俄语的。
等我第二次想起学俄语已经是到北京参加工作后的事了。当时俄语书刊
既多又便宜，我看着好眼馋。而且我认为我的英语已能对付着用，不妨慢慢
巩固提高。于是又通过电线杆上贴的广告去找家庭教师——学生上门去学的
那种。我按地址曲里拐弯来到闹市口（现已不存）的一个大杂院，在一间低
矮的耳房里见到一位老者。通过言谈我揣测他该是在中东铁路之类机构里当
过差，对俄罗斯文化不见得有比伏特加之类更深一层的了解。最使我不安心
学习的是座位旁窗台上漱口缸里的那根金属刮舌条，它总使我产生心理上不
愉快的联想。去过几次后，我找了个理由推托不去了。我第二次学俄语的努
力也就到此告一结束。
第三次学俄语和前两次不同，是单位推荐去的，进的是北京市中苏友协
办的俄语夜校。这回是正规的了，校长、班主任、课代表、开学典礼。。，
一应俱全。借灯市口一所中学上课，每周三个夜晚。我曾多次为上课与团组
织活动冲突请假受批评而感到烦恼。我在夜校足足学满两年，最后通过考试，
拿到毕业文凭。
我们的班主任是个女同志，姓赵，脸上老有两片红潮，不知是因为羞怯
还是身体不好。她主要做教务工作，不是俄语教师。她曾很抱歉地说自己也
在学俄语，因为杂事多，程度快赶不上我们同学了。她是一位热心的组织者，
当时这样的人很多，现在不知怎么的很少见到了。
教我们的老师姓李，是某中学的俄语教师。他戴副眼镜，是很和蔼的一
个中年人，鼻尖有点发红。同学们听说他爱啜两口酒，一次过年凑了几块钱
买了两瓶二锅头送到他家中，他很高兴。他的语法、句法讲得特别清楚，这
使我受益非浅。我学英语对语法可说是囫囵吞枣，学了俄语才回过头来弄清
了英语语法上的许多问题。俄语的变格、变位使我着迷，我惊诧于不同民族
在语言上能有如此不同的思维方式。这对我警惕自己的“狭隘民族主义”大
有好处。
再谈谈班上的同学。我的妻子（当时还未结婚），和我每次一起去上课，
班长是冀东老区来的一个女同志，总管她叫“小鬼”。我和“小鬼”经常闹
点小矛盾，因此有时会出现两人在马路的两边，平行地分别走去夜校的情景。
从作家协会去的一个同学是《文艺报》的一位校对，是个“留用人员”。他
上课时课桌上常放一瓶药水，想是刚从医院出来还来不及回家吃晚饭。听说
此公解放前为小报写武侠小说连载，笔名叫杨六郎。我觉得他能创造出我小
时候为之神魂颠倒的艺术世界，对他很有几分敬意。可是几经试探，他总不
肯提他的“当年勇”。他来学俄语显然不是出于自愿，没到毕业就不见他来
了。班上学得最好的是来自人民日报社一位姓袁的同学，后来见报上有他写
的国际问题的文章，想来他学的俄语已派上用场。学习行将结束时，班主任
布置每位同学分担译一本书中的几页，说是请人校订后将来出版。后来也跟
人间许多事情一样，没有了下文。
我学的俄语绝大部分都交还给老师了——我后来还自学过两种外语，也
都忘了。但是这却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得以拉开一扇沉重的橡木门，多少
窥见一种文化的堂奥。有如一个戏迷，真的从前台来到了后台，像梦中希望
那样，面对面见到了他所崇拜的明星，在幕布后面，在化妆室里，甚至还见
到了她的雀斑，闻到了她的香水味甚至汗味。这和从台下观看是绝对不一样
的。我曾在词典的帮助下，从原文阅读屠格涅夫的《木木》和契诃夫的《带
阁楼的房子》（最后一句是勾魂摄魄的“米修司，你在哪里？”），也试着
将莱蒙托夫的《帆》译了一遍，尽管已有名家的译文。1958 年下放到怀来，
我和因胡案罹祸的冯大海，曾对着空旷、寒冽的乡野，大唱“冰雪遮盖着伏
尔加河”与“假如我雅可夫是一条狗”。我们嗓音未见得佳，但我们唱得多
么“投入”，尽管我到今天仍然不明白雅可夫干嘛想做一条狗。冯兄也许明
白，但他经不住一次次折腾，已在“文革”中“自绝于人民”了。至今，听
到《苏丽珂》那个奇峭的起句“为了寻找爱人的坟墓”，不，只要听到无与
伦比的俄罗斯男低音和尖利得有些刺耳的农妇假嗓齐唱，我的心便会抽紧。
啊，那样甜蜜而又痛苦的青春岁月，是再也不会回来的了。
从未出过那么多汗
我从小便是个平凡的孩子。爱玩，却不算特别调皮。我从未被人目为天
才，不像张爱玲在她的《天才梦》里所写的那样。只是在进入初中以后，我
发现我作文写得比别人快，而且也有几次被老师选中，贴在墙上，供同学们
欣赏评论。
从那以后，我开始向报纸投稿。第一次录取大约是在1947 年，那是三五
百字的一篇短文，写的是什么我已记不清。但印象很深的是收到稿费通知单
后的激动心情，我从未出过那么多的汗。接着，我在规定的时候揣上‘私章’
——那都是通知单写明必须照办的，瞒过家人，去完成一件大事。我搭乘22
路公共汽车——40 年代在上海住过的人应该还记得那种粗笨、酱红色的车
子，在河南路四马路一站下车，又走十来分钟，来到当时报馆林立的望平街。
我找到那家报馆，走上楼梯，推开斜支着两根锃亮铜棍的玻璃门，几经打听，
终于找到出纳柜台。那柜台相当高，我的眼睛仅能刚超过闪闪发光的大理石
台面，瞥见那位戴金丝边眼镜的出纳小姐烫得蓬蓬松松的头发。稿费拿到多
少我已毫无印象，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扣去了来回车资，那点钱也只够
我买一个三角形小包的花生米了。
从此以后，我这么拐，那么绕，通过念新闻系，当编辑、搞翻译、写论
文，千方百计地向文学靠拢。我没有写出宏篇巨构，更没有富起来，但这不
要紧。我的工作就是我的娱乐。我成天与文学巨匠们亲近，直到深夜他（她）
们还在向我喃喃细语，与我“耳鬓厮磨”。当然，我自己也写一些小东西，
它们不值一提，但是这无关紧要，在写的过程中，我宣泄了自己的苦闷，玩
味着些许的创作喜悦，也就是说，是在实现我儿时的文学梦。我知足了，因
为我本来就是个平凡的人。
也说开会
前些时《文化与生活》版刊登了王钊先生的文章《开会》，文章里参照
国外惯例，对国内开会费力去“搞好”与会者的吃住问题并以游览相吸引的
做法提出批评，意见自然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