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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克终于吹响了哨子。
最先冲进飞机的是左前应急出口的拉哈米姆。身材强壮的恐怖分子阿特拉什正站在飞机中部距他约６米的地方，立即向拉哈米姆开火，但没有打中。拉哈米姆退了一步，然后在对方射击间歇时冲了进去。就在他退后一步时，奥马尔从距他３米远的左后应急出口冲进了飞机，距正向拉哈米姆开枪的阿特拉什只有３米！但他刚一跨进飞机，乘客中的一位老太太就紧紧抓住他的裤腿不松手，无比焦急的奥马尔只好在她脸上狠敲了一拳，她才把手放开。然后，奥马尔风一般地冲向正向拉哈米姆开枪的阿特拉什，朝他打了两枪，其中一枪正打在他两眼之间，当场结果了他——这是行动得以成功的关键，因为阿特拉什站在飞机中间，最有可能伤害乘客。
在拉哈米姆和奥马尔冲进飞机后几秒钟内，伊契克也打开了前舱门。但阿布·萨尼纳这时正站在飞机前部，距门只有３米远。他听到了身旁开门的声音。伊契克一冲进来，阿布·萨尼纳就向他开枪，子弹打穿了他的左臂。伊契克忍痛还击，打光了弹匣中的子弹，但却没打中。这时拉哈米姆从后面夹击上来，阿布·萨尼纳掉转枪口向他射击，但打偏了。拉哈米姆迎着子弹冲上去，打光了弹匣中的子弹后，跳到一排椅子后面，迅速换好弹匣，继续向阿布·萨尼纳开火。血从阿布·萨尼纳的脸上流下来，人也摇摇欲倒，但他仍退进厕所，关上了门。拉哈米姆紧跟着冲了上去，一手拉开门，一手把枪伸进去，打光了剩下的子弹。
就在拉哈米姆换弹夹的时候，第二梯队也从右前应急出口冲了进来。但他们一进飞机，拉哈米姆和阿布·萨尼纳对射的子弹就迎面扑来，其中一颗流弹打在人质米莉·霍茨伯格头上。突击队员们不得不退后一下，然后再次冲进来。这时，一名人质指着浅黄色头发的哈尔莎，用英语对内塔尼亚胡喊：“她在这儿，抓住她！”内塔尼亚胡立刻抓住哈尔莎的头发，但头发轻轻落在他手里，原来哈尔莎戴的是假发。内塔尼亚胡再次抓住哈尔莎的真头发，她拼命挣扎。马尔科冲上来举枪对准了哈尔莎的颈部。内塔尼亚胡急忙喊：“不！”但马尔科已经扣动了扳机，子弹穿过哈尔莎的身体，又打在了内塔尼亚胡的左臂上。内塔尼亚胡疼得直咧嘴。这时，负责排除爆炸物的拉哈米姆从前面过来，撕开了哈尔莎的衣服，从她身上搜出了用于引爆炸药的两节电池。然后，另一名队员把正在流血的哈尔莎带出了飞机。
乌齐·达扬的那个组在后门耽搁了一下——按一般程序，应该先开舱门，再靠上舷梯，但他们把程序搞反了。几秒钟之后，达扬和尤维尔脚跟脚地冲了进去。迎面的客舱入口处挂着一面帘子，达扬冲到那儿的时候，一个红脸膛的人迎面从里面冲出来。达扬立即向他开了两枪，一枪打在肝脏旁边，另一枪打在心脏旁边（他事后才知道这是一名想趁乱逃跑的人质，幸好这种枪威力小，人质后来康复了）。客舱里面一片混乱，叫声和枪声响成一片，人质都趴在地板上尖叫。突然达扬看见在一片混乱中有人正看着他，用手指着什么东西。他用英语问他，但是那个人质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继续用手指。达扬顺着他指的方向走去，发现莉玛·塔努斯缩成一团躺在椅子上，手里举着的一颗拉掉保险的手榴弹。达扬在距她２米远的地方举起枪对准她的脸，塔努斯把手榴弹晃了一下，用英语说：“别开枪！”，她的脸因为恐惧而扭曲了。达扬用英语对她说：“把它给我，手指一根一根地松开！”然后，他用枪顶着她的太阳穴，另一只手夺下了手榴弹。大概是因为极度恐惧，塔努斯什么话也没说。达扬把她交给尤维尔带出飞机。塔努斯起身后，达扬在座位上找到了手榴弹的保险栓，小心翼翼地插了回去。
爆破专家进入了飞机，人质告诉了他们炸药安放的位置。专家们迅速排除了炸药。从巴拉克发出突击信号到任务完成，共用了９０秒。击毙恐怖分子两名，生擒两名，两名侦察兵伊契克和内塔尼亚胡受轻伤。那名被流弹打中的姑娘米莉·霍茨伯格１０天后在医院去世，年仅２２岁。塔努斯和哈尔莎被判终身监禁（以色列建国以来只有一例死刑——处决纳粹战犯艾希曼），但分别于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８３年获释，用于交换被绑架的以色列士兵。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反劫机成功的战例。
２． “板条箱”行动
１９７０年，为配合埃及在南线苏伊士运河沿岸对以色列展开的消耗战，叙利亚在北线的戈兰高地对以色列进行了一系列牵制性炮击和袭扰。为避免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以色列出动空军对叙利亚境内的炮兵阵地进行空袭。４月２日，以空军一架“鬼怪”式战斗机在空战中被叙利亚米格机击落，两名飞行员：３２岁的基登·马根和２６岁的皮尼·纳赫马尼被迫在大马士革上空跳伞，成了叙利亚人的俘虏。这是“六天战争”以来叙利亚人抓获的第一批以色列战俘。直到几天之后，以色列方面才知道他们的飞行员还活着——作为战果，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播放了两名战俘的相片。他们被关押在大马士革的监狱中，皮尼受了重伤，躺在担架上。
６月２４日，以色列对叙利亚采取了报复行动——一支装甲部队在空军的支援下突入叙利亚境内，俘虏了３７名叙军士兵，用于交换两名飞行员。但不走运的是，在这次行动中，又有一架以色列“幻影”式战斗机被叙利亚的导弹击中。２１岁的飞行员波阿兹·埃坦竭尽全力想将负伤的飞机开回以色列境内，但没能做到。他在叙利亚境内跳伞，然后躲藏起来等待以色列国防军的救援部队。不过叙利亚人先找到了他——他成了第三个战俘。
之后的两年里，以色列通过各种渠道，包括日内瓦和国际红十字会，向叙利亚提出交换战俘，但叙利亚方面拒绝用３名飞行员交换３７名士兵。在国防军中，有人想派部队去大马士革救人，但没有哪一支部队敢保证能把３个人都活着救出来，而且参战人员也毫发无损。国防军当然不能为了３个人搭上更多人的性命，这是战争，不是拍电影《大兵瑞恩》。他们要救回飞行员的途径只有一个：继续抓捕叙利亚战俘，而且必须是让叙利亚割舍不下的高级军官。换回３名以色列飞行员，这样的机会是有的：
在以色列北部，从地中海边上的纳库腊角到戈兰高地山脚下的梅图拉，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边境上有两条平行的公路。一般情况下，两条路之间相隔几百米，但在有些狭窄地段，这个距离仅有几十米。情报显示，叙利亚情报部门的高级军官经常在他们的盟国黎巴嫩的边境公路上进行侦察和巡视，一般坐的是轿车，由黎巴嫩军队负责护卫。护卫部队包括武装吉普车，在几个地段上还有装甲车。此外，以色列军情部门还有手段能够掌握叙利亚军官出动巡视的具体时间，并可在２４小时前通报给行动部队。
以色列国防军决定找一处有地形和植被作掩护的狭窄地段设伏，抓捕叙利亚军官。为保证行动的突然性，设伏部队应该尽可能地接近黎方公路。经过侦察，总参情报部决定在扎伊特基布兹附近行动，那里的果树林生长得十分茂密，一直延伸到边境上。
总参侦察营接受了这一任务——由于他们所受到的精良的潜伏和渗透训练，他们在国防军内部被认为是执行这次任务的最佳人选。这当然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工作，难在不能发挥火力，袭击部队不能等车队进了伏击圈后便一通开火，死了的叙利亚军官是没有用的。侦察营只能依靠突然出现所造成的心理打击，震慑住敌人的护卫部队，迫其放弃抵抗。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人数上对敌护卫部队具有压倒优势。但同时，设伏人数过多又可能被黎巴嫩方面察觉，那样叙利亚人根本就不会来。
营长巴拉克的设想是：将设伏部队分成３部分，一部埋伏在路边，当叙利亚车队经过身边时发起突袭，另外两部分在车队的首尾包抄堵截，切断车队可能突围的路线。三支部队协同的关键是时间，他们要同时出现在敌人面前，以形成他们想要的那种震慑。
行动的代号是“板条箱”，这个名字倒有些符合实际情形，从３面出现的突袭部队的确像一只装人的箱子。
１９７２年６月９日，巴拉克率领部队乘夜潜入黎以边境上的设伏点。但不久之后，埃拉扎尔将军取消了这次行动，因为情报显示，在设伏地区附近有黎巴嫩军队活动。
３天之后，侦察营得到情报，叙利亚军官将再次出现。侦察营立即按计划出动，三支部队在１２日夜里，乘着夜色的掩护悄悄进入了伏击阵位。突袭分队由巴拉克亲自指挥，徒步越过边境，在黎巴嫩边境公路边上的灌木丛里和巨石后面隐蔽起来。另一支分队隐蔽在巴拉克的东面，负责在目标车队开过去后从后面包抄，防止其调头。埋伏在巴拉克西面的分队则负责迎头堵截，防止车队加速逃逸。这支分队配属了三辆装甲车，指挥官是刚从乌干达任军事顾问回来的穆基·贝策尔上尉。他们这支部队在路上有点麻烦：需要通过一个设在黎以边境上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哨，以及一个黎巴嫩边境警察哨所。当然，以色列部队和装甲车在边境上活动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但关键是不能让人发现他们要进行一场行动，以免打草惊蛇。因此，穆基要求部队尽量放松，在通过哨所时努力做出一副漫不经心、松松垮垮的样子。
总参谋长大卫·埃拉扎尔中将，和北部军区司令古尔少将的指挥部设在以巴列边境公路后面不远的树林里。
１３日下午，指挥部的无线电里传来了巴拉克的声音：“发现两辆轿车，一辆轻便卡车……两辆吉普……还有一辆装甲车。”
“停止行动！”无线电里传来了古尔将军急切的声音。
“没问题。”巴拉克争取着，“我们能对付！”
所有的分队指挥官都通过无线电听到了将军和巴拉克的对话，所有人都在屏息等待总参谋长埃拉扎尔的决定。
“不行！”总参谋长发话了。
“我请求您授权开始行动！”巴拉克再次坚持，每个人都能听出他声音中的焦急，“他们正在我面前几米处，我们现在就能突击！”
“不！”埃拉扎尔将军加重了语气，“绝对不行！”
一直在听着无线电的穆基叹了口气，他知道将军们取消行动的原因是那辆装甲车。一分钟后，叙利亚车队从穆基的分队前面开了过去，钻出了“箱子”。“板条箱２号”行动又流产了。
那天下午，部队的所有指挥官都在两位将军召开的会议上发言表示他们的不满：埋伏了半天一夜，最后就因为车队里多了一辆装甲车而取消行动，他们有点想不通。
“我如实地向指挥部汇报了前方的情况。”巴拉克说，“但我绝对想不到一辆装甲车会导致指挥部决定取消行动。我们早已为有装甲车的情况做了准备，它并不构成额外的威胁。而你们的决定使我们轻易放弃了可能是最后一次营救战俘的机会。”
“更糟的是，这个决定造成了一种后果，以后我们可能不会再向指挥部如实报告一切情况，因为担心你们又会像今天这样取消行动。”（事实上一年后，巴拉克在贝鲁特指挥“少年之春”行动时，便没有如实向指挥部汇报敌情的变化）
埃拉扎尔将军和古尔将军默不做声，任由军官们说出他们的恼火，而没有命令小伙子们注意他们的军衔——这情景在各国部队中恐怕都不多见，在以色列正规部队中也不大可能出现，而只可能发生在极为强调灵活性，和尊重前敌指挥官临机处置权的以色列特种部队中。古尔看着总参谋长，而后者皱着的眉头显示出他心中也很矛盾。既要救人，又不能让营救部队遭受损失。他低着头，用手不停地在地上划着。营里所有的军官一个一个地发言，全都站在巴拉克一边。最后，埃拉扎尔将军拾起头说：
“可能是我错了。现在，我只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总参谋长说得没错，还不到一个星期，巴拉克召集全营的军官，通报了叙利亚车队即将于次日返回的消息。
“这次我要做到万无一失。”巴拉克对军官们说，“我会待在指挥部里和将军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又有什么问题，我就向他们解释，我们能行。”
于是，巴拉克把突袭分队的指挥权交给了约尼·内塔尼亚胡。此外，为了增加突袭的效果，这个分队还找来了两辆民用轿车，准备让它们开到伏击点的路边停下来，装作是抛了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