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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发现几天前的繁华街道此刻已变成瓦砾场的时候，顿时面红耳赤，头上筋络暴
突，嘴里哼哼叽叽。随行人员见状，暗自思忖：委员长要杀人了。
果然，蒋介石下令逮捕直接纵火的长沙警备司令丰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和
警察局长文重孚。判决前，张治中曾力保丰悌免于一死，但他的政敌陈诚不肯放过。
审判长钱大钩不想得罪任何一方，于是上报蒋介石。丰悌本是黄埔一期学生，曾任
蒋介石侍从室二组组长，颇受宠爱。然而蒋知道民怨难平，责任难担，因而在判决
书上批道：“疏鲁怠情，玩忽职守，渎职殃民，一律枪决。”18日早晨，新任长沙
警备司令俞济时遵令将三人处死。
张治中自知闯下大祸，十分焦急。这时，周恩来前去看望这位老朋友，既指出
其责任所在，又温言加以劝慰。张随即将以国民党中宣部和军委会政治部名义发布
的《长沙大火真相说明》稿送请周恩来审阅。
周恩来一面指示《新华日报》批评“焦土抗战”的方针，一面宇斟句酌地修改
这份文稿，特别是对起火原因做了中肯的分析，除指出负责人误信谣言、准备不周、
临时躁动外，还加上了“自卫民众激于义愤，以为敌寇将至，自焚其屋”等字句。
张治中看过周恩来修改后的文稿，激动得良久未能置词。他由衷地感激，认为
正当各方责难纷纷、一些人落井下石之际，中共要人周恩来能对他持谅解态度，实
在难得，令他终生铭感不忘。
蒋介石宣布对张治中“革职留任”。
从武汉失守开始，中日战争呈现了长期对路的状态。正面战场，已在武汉周围
和长江两岸形成相互对垒的局面，日军已无力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达到迅速灭华
的目的，国民党军队元气大伤，一时也无力组织反击；敌后战场上，因日军采取“
治安警备”的策略，无力量在广大的地区发动“大扫荡”肃清八路军，也呈僵持局
面。
11月25日至28日，蒋介石召集南乐军事会议，讨论抗战新阶段的战略方针。到
会的有高级将领300多人，周恩来和叶剑英也出席了。白崇禧在会上对毛泽东的《论
持久战》十分推崇，建议蒋介石读一读，并说要全国人民都看看，蒋介石不置可否。
会议决定在南岳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要中共派干部去教游击战。这件事得到
了中共中央的同意。南岳训练班的主任由蒋介石兼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
副教育长，周恩来也担任了这个班的国际问题讲师。他后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
说：“中央军最重要，但最难接近，最难工作……南岳训练班较洛砌山更有成绩。
这几乎是我们接近中央军官最好的机会，只可惜人去少了。因为人去多，不仅可以
扩大我们影响，而且可以培养我们自己的知名干部。”
蒋介石这时虽还表示愿意继续抗战，但对他来说，抗战有如爬山，爬到这里，
他开始停步，不想再往上爬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在敌后的迅猛发展，使他
忧心仲仲，如芒在背。日本政府又向他伸出诱降之手，内部求和之声日高。于是，
他越来越多地在考虑如何对付共产党了。
12月3日，周恩来经衡阳到达桂林。八路军刚在这里建立了驻桂林办事处，由吴
莫如、李克农先后担任处长。这是经过周恩来同白崇禧商谈后得到他同意而建立的。
6日晚，蒋介石在桂林主动约见周恩来。蒋住在桂林行营，这里窗明几净，几支
蜡烛闪着柔和的光。他想布置个谈雅宜人的气氛，在这样的气氛中会见他的老相识
和老对手。
侍从们通报后，蒋介石主动迎到院中，握着周恩来的手，非常热情地说：“恩
来，快进屋，咱们好好谈谈。”
宾主坐定，略事寒瞳，蒋介石便切入正题，正式提出了他的“溶共政策”。他
对周恩来说：“恩来呀，跨党的办法讨论后大家都不赞成。以前共产党跨党加入国
民党，并没持久，已经可以证明了。现在，你们共产党既然信了三民主义，最好还
是与国民党合并成一个组织，这样力量可以加倍嘛。”
周恩来一时不知蒋的用意，只是作出洗耳恭听的样子。
蒋介石兴奋起来了：“恩来，如果这种办法可以谈，我可以在西安召开华北西
北将领会议后，约毛泽东面谈解决。”
谈了近一年，又回到吞并的老路上去了。周恩来淡淡笑着。仍未说话。
蒋介石接着说：“如果全体合并一时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
而不跨党？大家都害怕你们搞什么革命转变呀！上次合作，把大家都搞怕了。”
周恩来不再沉默了，他敛起笑容，说道：“我们相信三民主义，可不仅仅因为
它是抗日的出路，而且因为它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员却未必都如此
想，所以国共终究是两党。跨党是为了取得信任，但我们也不强求。如果认为时机
末到，还可以采用其他办法。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面退出共产党，这不可
能，也做不到。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是失节、失信仰，于国民党
也有害而无益。”
周恩来的答复使蒋介石大失所望。他快快地说：“如果你考虑合并事不可能，
就不必电约毛泽东到西安会谈了。”
但蒋介石这个念头并没有立刻打消。12月12日，他在重庆又约见代表中国共产
党前来参加国民参政会的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等继续洽谈。他说：
“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
迎；或者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是跨党办法绝对办不到。”
王明等人纷纷陈述共产党关于建立各党联盟的主张。蒋介石听得不耐烦，变得
异常激动，站了起来，伴着手势说道：“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
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
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
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至死也不变！”
几位共产党人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答对。
蒋介石缓和了一下口气：“我就不明白，既然都信奉三民主义，为什么不能合
并到国民党里来？比如各位，完全可以到国民党里来作强有力的骨干嘛，为国家民族
共同努力嘛，何必要保留那个共产党员的名义呢？”说着，特意看一眼吴玉章，“
你是老同盟会的，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
吴玉章说：“如果允许跨党，我当然愿意再加入国民党，如果只有退出共产党
才能加入国民党，那我宁愿保留共产党的党籍，因为当初加入共产党是我慎重的选
择。”
其他几人也同蒋介石争辩起来。
博古说：“那么，我们只好独立存在，共同发展了。”
蒋介石“哼”了一声，说：“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
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冲突也是不可免的。”
董必武生气地说：“谁能在民众中发展，那要看他是否和民众站在一起，是否
代表民众。”
王明提到三青团问题，蒋介石回答：“三民主义青年团章程如果革命需要，当
然可以修改，不过这纯属枝节问题。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均无意义。”
林伯渠问道：“是不是可以采取另外的形式合作呢？”蒋众石斩针截铁地回答：
“其他方式均无用。我们当然可以再谈，但是，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都无意义！
这么说吧，如果不取消共产党，我死不瞑目！”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还有什么回旋的余地？五六个小时过去了，双方不欢而散。
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人人切齿的事件：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
会主席、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作了遗臭万年的汉奸。
话要从头说起。
却说日本近卫内阁发出不以国民政府为和平对手的声明之后，于1938年6月17日，
由陆军部制定了一套旨在“导致蒋政权垮台和蒋下野”的谋略计划。
这套多方笼络、瓦解、争取的计划，各工作都冠以动物名称作代号，五光十色，
有如一个动物园：
起用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等“第一流人物”为鸟工作，加强临时、维新两
政权及其与蒋政权合并为鸠工作，在蒋政权内及民众间掀起反蒋运动为鹰工作，离
间蒋政权将领及政客为鹭工作，酿成蒋政权内部的和平空气为鹫工作，酿成建立西
南政权的趋势为鸢工作。
使蒋政权内“杂牌号”瓦解归顺为兽工作，其中包括宋哲元等（狐工作），旧韩
复榘军（粟鼠工作），旧东北军（狗工作），阎锡山军（狸工作），石友三军（猫工作），
刘建绪军（鹿工作），徐源泉军（牛工作），其他请求归倾的军队和武装团体（兔工作）。
6月18日，“中国通”、日本特务总头目土肥原贤二被调至大本营，委其开展起
用“第一流人物”的“鸟工儿”。土肥原对唐绍仪、靳云鹏、吴佩孚这些曾在中国
近代史上风云一时的人物是熟悉的。他曾成功地使宣统皇帝溥仪从天津出关弄出一
个“满洲国”，日本政府自然对他再创奇迹寄予原望，而土肥原也自我感觉成竹在
胸、事在必成。他们当时还没把汪精卫放在眼里。
土肥原最先选择的目标是唐绍仪。唐早年留美，清末历任待郎、巡抚、尚书等
职，1912年出任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1934年从中央监察委员职位上退下，寓居上
海。士肥原和唐绍仪商量好条件后，唐便派了女儿去武汉游说上层人物。蒋介石知
道唐绍仪和日本人讲的条件中有逼他下野一条后，十分恼怒。9月20日，唐绍仪被扮
作古董商的特务在六国饭店用利斧劈死。日本人对此评价为“巨星坠地”。蒋介石
为了掩饰，又是发讣告，又是拨巨款厚葬。
土肥原无奈，去天津找靳云鹏。靳云鹏更干脆，声称“礼佛有年，无心向世”，
一口谢绝了。
最后，土肥原又去找吴佩孚。“秀才将军”吴佩孚1927年被革命军打败后，19
30年寓居北京。他是北洋军阀中强有力的人物，日本曾出版过他的传记，在日本颇
有些知名度。吴佩孚做了寓公后常称：“我的势力还在华北，只要我一声令下，仍
可大军云集。”但是，他不想受日本人摆布。他说：“你想拉我上贼船，你要我投
降，日本小鬼子的把戏，哪样瞒得过我？我吴某不是三岁两岁的小孩子，由你们摆
布！”还提出要成立30万人的军队由自己指挥，日军撤出，才能就职。气得土肥原
发誓：“把这家伙干掉！”第二年，吴佩孚果然死于日本医生之手。
就在土肥原的工作屡屡受挫之际，日本大本营开始注意到了早巳望穿秋水的汪
精卫。
早在抗战前，汪精卫就奉行媚日政策。抗战爆发后，他更到处散布抗战必败的
论调，和他的亲信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等人组成“低调俱乐部”，攻
击坚持抗战是大家陪着蒋介石一人跳火炕。
1938年10月21日，汪精卫在他的重庆公馆里正襟危坐，侃侃面谈。他对面的路
透社记者则笔走龙蛇，飞快地记录。
“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以接受之，为讨论基
础，否则无调停余地。一切视日方所提出之条件而定……”
汪精卫的这篇谈话，立即掀起轩然大波。共产党姑且不论，以陈诚为首的抗战
强硬派也向汪精卫发起猛烈攻击。当然，支持者也不乏其人。
10月22日，梅思平飞抵重庆，告诉汪精卫：“日本希望你脱离重庆，另组政府，
谈判和平条件。”
5日后，武汉陷落，汪精卫心旌摇曳。
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修改了1月16日的第一次近卫声明，
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为“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要求国民党放弃抗日容
共政策，更换人事组织，还是坚持要蒋介石下台。
11月16日，汪精卫与蒋介石一起吃饭，以退为进，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使国
家民族濒于灭亡，国民党贾无旁贷，我等应迅速联抉辞职，以谢罪于天下。”
蒋介石立即反驳：“我等若是辞职，究竟谁来负政治上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