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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战士实在难以命名。以传统的眼光看，鲁迅什么也不是，而他也确乎不需要自己是什么。他只知道“否”，不知道“是”。他把既定的世界视为无物，他在“无物之阵”中战斗，老衰，寿终，以致终于连战士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这种边缘位置和非常形态，正好显示了作为战士者的战斗的彻底性，独立性与独创性。
每一个思想战士，都赋予自己以具体的战斗需求和特殊的战斗方式。１８世纪法国启蒙主义者纷纷撰写哲理小说，着重的是理性的普及形式。其实，对于“思想”这种东西，最合适的语言载体应当是简约的，灵便的，易于出击的。从克尔凯郭尔到尼采，这些反体系哲学的战士，其主要的文体形式都是短篇的，断片的。其实，蒙田是，帕斯卡是，撰写“条目政论”的百科全书派也是。本雅明坦言，他所追求的最好的形式是断片式的。鲁迅的写作，所以由小说而杂文，乃是从斗争情势的需要出发而作的选择。在别的意义上，或也可以视作自由战士生命形式的一种外铄的结果的罢。总之，杂文是属于战士的。鲁迅熔铸中西，戛戛独造，把它的功能发挥到了最大的限度：写人，状物，记事，释愤抒情，固无不可；而尤长于论辩，腾挪变化，精光四射，寸铁杀人。他曾经作文为杂文辩护，但所辩护的也并非文体本身，而是战斗性，是寄寓其中的一种“杂文精神”。
今天，据说鲁迅已经变做了一块“反动”的“老石头”。鲁迅，战士而已。如果一定得以石头为喻，那么，除了妨碍权势者及其吧儿，怎么可能对求自由的人们构成威胁呢？其实鲁迅什么也不是，他所以终于做被文人看得可恶的文章，用他自己的话说，惟是不能已于言罢了。也就是说，他和他的文字的存在，说到底只是一种声音。而这声音，恰恰是反霸权话语的，是奴隶的反抗之声，自由之声。
在“无声的中国”，有谁否认得了，这是稀有的声音，惟一的声音？！
论鲁迅越少越好
王蒙五年前在一篇题作《人文精神问题偶感》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的作家都像鲁迅一样就太好了吗？完全不见得。文坛上有一个鲁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在知识界，算是第一次提出一个鲁迅的多少以及与此相关的利弊问题。
此论一出，舆论小哗。不过，仔细寻思起来，也不能说王蒙说得没有道理。至少，鲁迅本人就说过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的话。他还说道：“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会有不幸的。”存在决定意识。文艺是植根于社会的。设若“大不吉利”的报告一多，说是地塌天倾，大家岂不乱作一团？不问而知，像这样的言论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少到没有，但闻韶箾悠扬，凤凰翔舞，海晏河清，天下太平。俟时，我们全体都可以拥有像王蒙那样的精神面貌：安详，轻松，潇洒，快乐主义——岂不妙哉！
然而毕竟有一个鲁迅，真叫“死人拖住活人”！这就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既然死去６０年以后还能被人称作“非常伟大”，而这样伟大的人物又得控制产生，那么，他的存在到底意义何在？
说到鲁迅，应当是公认的直面人生，暴露黑暗的代表性作家了。对于我们，他所以变得特别宝贵，就因为他一生以不退役的战士要求自己，严肃、紧张、顽强地进行着他的工作。他说：“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但是，中国几千年只有“瞒和骗”的文艺，也如他所说：“《颂》诗早已拍马，《春秋》已经隐瞒，战国时谈士蜂起，不是危言耸听，就是以美词动听，于是夸大，装腔，撒谎，层出不穷。现在的文人虽然改著了洋服而骨髓里却还埋着老祖宗，所以必须取消或折扣，这才显出几分真实。”能够像鲁迅一样，“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肉来”，还能说不伟大吗？至于有人认为，社会上“大不吉利”的事一多，反映到文艺中来，鲁迅式的人物也就随之产生或竟多将起来了——其实这是想当然耳。君不见，在那黑暗而漫长的年代里，就只出了一个鲁迅！文化大革命闹了十年，朝野都说是民族的大悲剧，不是竟连一个鲁迅也没有吗！
自然，也不见得鲁迅少了，“大不吉利”的事就必然跟着减少。要鲁迅或鲁迅式的讽刺家不存在，便须改革社会。这样就又回到由王蒙引出的问题里来：当革命已在进行，社会已在改变，或者被我们看得光明极了，这时，鲁迅的存在还有意义吗？
有关歌颂和暴露问题，早在５０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在文艺界被提了出来，所以也就有了结束“鲁迅的杂文时代”的号召。文革完结以后，所谓“歌德”与“缺德”，还有“新基调杂文”之说，其实也都是旧日的余波。问题是鲁迅这个顽固的老头子，
为英文译本《阿Q正传》所摄。（1925年7月4日摄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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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鲁迅三论
鲁迅三论（4）
并不像有一种意见认为的那样，只是讽刺敌人，并不讽刺人民的；在光明所到之处，在革命营垒内部，仍然执著于批判，闪耀着天才的讽刺的锋芒。对于辛亥革命，他早就感觉到而且说出了：这是一场“换汤不换药”的革命。说到阿Q可否会做“革命党”的问题，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并由此透露了对革命的一种较悲观的看法：“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在２０年代国共合作时期，广州成了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在这里，当国民军攻克沪宁，人们为传来的胜利消息而欢欣鼓舞时，他大泼冷水，说是“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真是深刻极了。但是，这同高尔基在十月革命过后对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府所做的批判，不是一样的“不合时宜”吗？后来，他成了“左联”的盟员，对党团书记周扬等大为不满，以至于最后公开决裂。在著名的长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他指周扬们“左得可怕”，“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惟一的业绩”等等，决然道：“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要是时间换成了几十年后的文革，这些论调，还不算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吗？不过那时，连周扬本人，同确曾以“反党”、“反革命”的罪名被他打下去的胡风、丁玲、冯雪峰等人一样，也已经被打倒了。
对于自诩为“革命文学家”者流，鲁迅的批评是：“往往特别畏惧黑暗，掩藏黑暗”，“不敢正视社会现象，变成婆婆妈妈，欢迎喜鹊，憎厌枭鸣，只检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于是就算超出了时代。”他指出，“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可见无论对于光明或黑暗，敌人或自己，鲁迅都一样持批判的态度的。就像他曾经说的那样，意在揭示病根，引起疗救的注意。批判，即如针砭和解剖，可有谁愿意接受这一份疼痛？
的确，“疼痛是无人想要的礼物”，正如一位美国医生布兰德所说。但是，凭着长达５０年的从医实践，尤其是同麻木的麻风病人打交道的经验，布兰德确信疼痛对人类的健康起着关键的作用。在他所著的《疼痛》一书中，便不惜篇幅赞誉疼痛。他说：“不管怎样，人类有疼痛这一卓越特权，人类的意识在经历疼痛之后很长时间里仍能萦绕心头。但是，人类意识也能改变疼痛的真正情景。我们能够与之相处，甚至能控制它。”又说，“我认为疼痛不是侵略性的敌人，而是一种忠诚的信息，这种信息通过我自己的身体来警示我一些危险。”因此，他建议：“倾听你的疼痛。”恰恰鲁迅也用过这样一个容易为人所忽略的概念：“痛觉”。
为了消灭痛苦，让我们疼痛吧！让我们热爱给予我们疼痛的人！何况，鲁迅所给予我们的，还不仅仅是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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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鲁迅三论
也谈鲁迅研究之谜（1）
谢泳在《中国文化报》上撰文，介绍拙著《人间鲁迅》之余，引出一个被称作“鲁迅研究之谜”的问题：“为什么鲁迅以反专制为基本追求而却总是被专制利用？”
鲁迅之被利用，首先是政治学方面的问题，而与鲁迅思想本体研究关系不大。我们要弄清楚的是，鲁迅是在何种情况下被利用？利用了他什么？他的思想实质与专制主义果然有相通之处吗？
其实，鲁迅生前就一直被人利用，不独身后为然。参加“左联”就是一个例子。亲近如冯雪峰，也有着把他当成“统战对象”而加以利用的一面。自然，这都是他所愿意的。对大众，对青年，对进步的社会事业，他甘于做“牛”，做“泥土”，做默默的牺牲；但当他发觉在被人恶意地利用时，则设法回避乃至于拒绝了。
鲁迅逝世时，正值抗战前夕，于是他的葬礼便成了民族团结的标志；而他的精神，也就适时地成了鼓舞民族斗志的伟大的象征。应当说，这是对鲁迅的最大范围的一次集体利用。从此，鲁迅的名字，作为政治文化的一个符码，便开始被广泛使用了。毛泽东在延安，以及以后发表的有关鲁迅的评论，都是在这一意义上进行的。对鲁迅的这种肯定，是一种名义上的肯定，抽象的肯定，整体象征性的肯定。鲁迅思想中的许多重要成分，实质性的东西，却被忽略了，甚至被轻易地给否定掉了。比如，鲁迅称说自己思想的两大方面，即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当时，明显地被划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范畴；又比如，鲁迅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原则，其中包括对“东方文明”的批判，对“国民性”的批判，对权力和权力者的批判，等等，在一个“革命”的故而是“光明”的环境里，也都变得不合时宜了。
毛泽东是政治家，看待一切事物惟用政治的眼光，对《红楼梦》如此，对鲁迅亦如此。他是从来不讳言“功利主义”的。
群众高举“争取民族解放来遥祭死去了的鲁迅”横幅前进。
利用有两种情况：一是用其名，一是用其实。用其实者，也有两种情况，或者用全盘，或者用局部，取其一点而不及其余。如果说，对鲁迅尚有一点较为具体的利用的话，那么就是他的关于斗争的思想。从上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特别强调阶级斗争；尤其在６０年代以后，阶级斗争理论有着恶性的发展，直至文化大革命的降临。这时，鲁迅的注重战斗的思想，恰好被纳入流行的理论之中；而鲁迅本人，也就被打扮成了一个动辄“打杀”别人的姚文元式的棍子，始终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旗帜的江青式旗手。岂止如谢泳所说的“是他同时代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个得到肯定的知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