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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加工而成。一切皆有证据，是后人伪造不了的。
理由二：宋元两代的说书，大致分为讲史、小说二类。小说中又分四、五个子目，曰烟粉（爱情）、灵怪、公案（包括侠义）、铁骑儿（战事）、传奇。某书入于某类，标准难定，每有出入。《三国演义》入于讲史，从无异议；《水浒传》应归何类，未有定论。孙楷第先生所编《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之分类说明中说：“《水浒》唯方腊事信而有征，其三十六人虽人名非假，而事实容多捏合，又其书铺张壮烈或不以演史为主，今迳入公案类。”也就是说：《水浒传》连“历史小说”也够不上，只能列入公案类小说之中。
《水浒传》既然连历史小说都不够格，却长期写在历史著作之中，当然是个错误。既是错误，不论早迟，都应该加以纠正。
问：那您认识这件事应该怎么办？
答：我想，这事虽是历史遗留问题，习非成是，但是到了法制社会，学术研究不受干扰的时候，问题还是不难解决。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加以纠正。我还想向现在才参与水浒研究工作的青年学子说几句话。我们在阅读参考资料，看到老一辈学者一再称《水浒传》为“农民起义”的时候，不要好笑，也不要以为他们把小说当成历史，其实他们完全了解事情真相，只不过当时大家都这么说，他们也只好这么说，如此而已。
四、关于水浒研究的曲折历史
问：五四运动以后，《水浒传》已被承认为正宗的文学作品，而研究工作却是一波三折，遇到了不少的折腾，请介绍一下情况。
答：的确是遇上了一系列的折腾，这里我可以作个扼要的介绍，以供参考。
有人说，20世纪的100年是明清小说的黄金百年。因为专制王朝对长期流传于民间的白话小说十分反感，认为这些闲书不是“诲淫”，就是“诲盗”。特别是《水浒传》，是一部教唆老百姓造反的书，更当严禁。辛亥革命以后，许多明清小说一朝开禁，大量流传，再加上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这些白话小说更被捧上正宗文学作品的宝座，从此扬眉吐气。可是在四大古典小说中间，也有幸与不幸的区别。对于《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书，20世纪确实是开放世纪、黄金百年；但是《水浒传》却一波三折，一再遇到全无必要的折腾。
首先是在20世纪20年代，在文学界的水浒研究者中间爆发了一场争论。即《水浒传》成书时的原本究竟是70回（没有招安情节），还是100回（有了招安情节）？如果原本是70回，经金圣叹批改后的流行本还是70回，则金圣叹并未腰斩水浒；如果原本是100回，被金圣叹砍掉了后29回，则流行的70回本就是由金圣叹腰斩而成。其实这种争论也好解决，解决的办法是：一，努力搜求原本。一旦发现原本，自然有了答案。二，如果找不到原本，我们可以用现有的各种版本经过缜密的比较、研究、考证，把水浒的成书过程重现出来，也能作出结论。当时小说研究刚刚开禁，大量可供参考的资料尚未发现，本可继续发掘有用的资料，缜密研究，不必由几个人在短时期内拿出不够成熟的结论。因为一旦有了结论，研究工作也就松懈了。可是当时少数的研究者却急不可耐，急于推出结论。胡适先认为原本是70回，郑振铎与鲁迅则认为是100回。有不同的看法本是学术研究中的常事，可以继续探讨。但是胡适却很快地放弃了自己的主张，接受了原本是100回的主张。于是由他们几个人就轻易地作出了“金圣叹腰斩水浒”的结论。此后的几十年，既没有找到原本，认真的探索工作也放松了。过早地拿出这一条结论，实际上反而阻碍了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
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是日本帝国主义猖狂进攻，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争取生存、争取胜利的时代，大家无心去为古人担忧，探讨水浒疑案。史学界研究历史，戏剧界大演历史剧，都是为了鉴古知今，鼓舞军心民气。不论是拔高农民起义也好，视梁山英雄为历史人物也好，一切都是为了团结对敌，大家都能接受，并无异议。从这时候起，宋江起义就写进了历史书，得到承认。农民起义的领袖梁山泊主将宋公明迅速地取得了与抗金英雄岳飞、抗清英雄郑成功、天国英雄李秀成等人同等的地位。
谁能料到，到了60年代，宋江、李秀成等人又一下子从半天云里跌进泥坑。《水浒传》成了最好的反面教材，宋江成了投降派、特务与战犯。家家批水浒，人人骂宋江，连三岁娃娃也要到水壶里去抓宋江。把宋江从天神一下子贬为恶鬼，如此折腾，肯定会把人们的思想搅得一片混乱。不过，文革十年，国家遭受那么大的损失，一部小说《水浒传》的研究工作遇到干扰，蒙受损失，那又算得了什么！不过，在拨乱反正，一切从头做起的时候；在过去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现在要想加以补偿的时候；在进入法制社会，一切学术问题都可以放开讨论的时候；在我当了50年的旁观者，现在又以垂暮之年重新参与这一研究工作的时候，为了让水浒研究工作从此走上正轨，我很想通过媒体，向一切关心此事的学者、读者提出一些建议。
第一项建议：我们确认不论是《水浒传》研究，还是水浒文化研究，都是学术问题，可以公开研究，放手讨论。欢迎从八九十岁的老前辈，到一二十岁的青年学子，都能来信来稿，热情参加。我们的专栏、专辑，都是公开园地，愿意以文会友，建立文字之交。
第二项建议：我们确认《水浒传》是一部文学作品，每一位读者、爱好者，都能和专家学者平等讨论，大家都有发言权。读者的感受，每每是评价作品的重要依据。
第三项建议：在学术研究的范围内，我们不设禁区，没有禁忌，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绝不说某某问题不能讨论，某某人作的结论不能推翻之类的话。对于学者，不应该有什么定论。只有不断地修改或者推翻前人的结论，才能不断前进。
第四项建议：我们已经批评梁山好汉有帮派意识，只对自己“哥们”讲义气，这实际上是一种很落后的封建思想。既然如此，我们研究“水浒传”的学者就更不能拉帮结派，学术讨论，胜无所得，败无所失，只论是非，绝对谈不上有什么利害关系。“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句话，我们应该永远铭记心中。
五、关于《水浒传》的描写对象
问：《水浒传》是文学作品，是一部小说，不是一部历史书，这是首先应该肯定的。但是，它写的是什么题材，是写农民起义的，还是写城市里的小市民的？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把《水浒传》看成一部记载农民起义的书，这我不赞成。如果《水浒传》真是记载一次农民起义，或者基本上是记载一次农民起义的书，那它就是一本历史书，至少是野史，而不是一本白话小说了。事实真相是：“淮南盗宋江”确实造了反，与官军敌对，但是人数不多，活动时间不久，就被扑灭了。说他投降后去打了方腊，只是传闻，并不可靠。他并未到过梁山泊，也从未竖过写有“替天行道”四个大字的杏黄旗。梁山泊上轰轰烈烈的英雄故事，是那些说书的、演杂剧的艺人们逐渐编造出来的，绝非真实。我们如果相信了，那就是弄假成真。当然，艺人们编造的故事，并非全是他们所杜撰，常常是他们从真实的生活中所提炼出来，虽非真人真事，却很有典型性，不乏艺术上的真实，更能引人入胜。文学作品的魅力正在于此。但它毕竟不是历史。把民间故事视为历史，就会搅得真假难分，影响了历史的真实，让人得出错误的结论。
在某一段历史时期，我们过分拔高了农民起义在历史上所产生的作用，认为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果真如此，则中国的历史很长，大规模的军民起义次数也最多，每次都起推动作用，这样七推八推，我们早就被推进了大同社会了，怎么今天还是个发展中的国家？这是看问题不全面，只看到农民起义的“推动”作用，没有看到农民起义的破坏作用。我们毫无责怪起义的农民之意，他们是在走投无路之时才奋起反抗的，责怪他们是不近人情；但是，造成了破坏作用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热烈歌颂农民起义，认为农民起义越多，越能推动社会前进，那是不明事理。
有一段时期，史学家对农民起义很感兴趣，对农民起义的认定标题也就放得很宽。只要在史料上查到某时某地发生群众对抗官府的事件，也不问参加的人数多少，冲突的原因何在，事情的性质如何，每每一律称为农民起义。其实，当时的主角不一定是农民，有时候是市民暴动，有时候是游民闹事，有时候是兵变，有时候甚至是流氓团伙打架，岂可一律称为农民！而且也不能把一切冲突都称为“起义”。“起义”是褒义词，是指一种正义的行动。如果农民一有行动就是起义，那么，在历史上，我们将如何把农民起义与盗匪区别开来？滥用“农民起义”这块招牌，对于真正的农民起义倒是一种亵渎。
水浒故事之中，几乎找不出堪称农民起义的事件来。第十五回的“智取生辰纲”，算是梁山人物的一次集体行动，有八个人参加。因为描绘生动，选在中学课本中，倒是很能引起学生的兴趣。但是分析事件的本质，却很难令人同情。蔡京的女婿梁中书送给老丈人的生辰礼物被劫，自然大快人心，因为这有反贪官的意味在内。如果用这劫来的十万贯金珠宝贝去救济贫苦群众，那当然是正义行动，令人喝彩。即使不是全部，拿出一部分来救济穷人，也是好事。即使不敢明拿，暗地里进行施舍也未尝不可。可惜晁盖等人在策划这件事情的时候，虽然理直气壮地说：“此不义之财，取之何碍！”但是并未想到劫富济贫之事，只想到自己能过一辈子好日子。生辰纲到手之后，他们也没有拿出一个子儿做点善事。这件事并非劫富济贫，而是劫富济富，因为晁盖是个地头蛇，常与私商往来做些不法生意的小财主，发了这笔横财之后，自然更富。其他几个人虽然不富，也并非穷得吃不上饭，这和吃尽树皮草根才起来造反的农民完全不能相比，这算什么“农民起义”！他们8个人中一个农民也没有，三阮是渔民，算是劳动人民，也只是生活清苦，还不是民不聊生。梁山泊大聚义时，“有篇言语单道梁山泊的好处”，其中说“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说明梁山人物是两头小，中间大。两头的“帝子神孙、富豪将吏”与“猎户渔人、屠儿刽子”人数都不多，人数最多的是中间的“三教九流”，也就是市民与游民。说来说去，就是没有说到农民。如果我们一定要说梁山伯里水浒寨中是农民在起义，他们自己的宣言中却完全不提农民，这就使得我们理不直，气不壮，十分尴尬。
如果梁山英雄是农民起义，那他们必然会提出对土地的诉求。但是一部《水浒传》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过土地。如果梁山英雄是农民起义，在各头领分配工作（各有管领）之时，总应该有人出来分管种地（专制王朝的皇帝还要亲耕，皇后还要亲蚕。虽然只是个仪式，总还说明他们的重视）。即使梁山上土地不多，种不了粮，种点新鲜菜总是必要的。可就是没有人分管种粮种菜。菜园子张青派去做梁山泊四店打听声息邀接来宾的工作去了。如果梁山英雄是农民起义，则他们只要开辟了一片根据地，则自耕自食，自己养活自己就全无问题，不致于隔一段时间就要下山（向各州县）去借粮（实为抢粮）。农民有了土地还不能养活自己，那叫什么农民？
正因为这个原因，欧阳健、萧相恺的《水浒新议》一书中所提出的“市民说”就值得考虑。也无论这个说法是否完善，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打开思路，走出困境；可以打破长期以来“农民起义”说的一统天下。把《水浒传》通读几遍，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以下这些问题：
一、水浒故事的作者（是一群人而不是施、罗两个人）主要是市民，他们熟知宋、元（主要是元代）的市民生活，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大多数故事都写得十分传神，写作的技巧并不在《金瓶梅》的作者之下，从“五婆贪贿说风情”这一段文字就能看出问题。
二、水浒故事也写农民，但是写得不深不透，只作为跑龙套的配角来写，表达不出农民的思想感情，因为作者们对农民并不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