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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工虽然可以比较自由地受雇佣，但他所得的，同样不是他的劳动力的价格。在短工的集市上，他们往往是“荷锄于市以受雇”，这说明在他们所得的工价中，除了自己的劳动的报酬以外，还有自备生产工具的折旧费用。此外，许多短工除了自有农具以外，还多少有一点土地，为的是保证自己在无工可佣之时，不致立即流而为“匪”。这些事实，更加说明短工所得的“工价”，不足以维持自己的最低生活。
事实上，要说明农业雇工的真正处境，还必须结合其他的社会经济条件，作进一步的分析，特别是要注意到雇工在法律政治上的地位。
首先，农业雇工既是封建雇佣剥削的对象，同时又是封建高利贷剥削的对象。
在封建社会中，高利贷是地主阶级盘剥劳动者的重要经济杠杆。劳动者一经陷入高利贷的罗网，便不得不忍受高利贷主的摆布。如果高利贷主需要雇工，那么，等候着债务人的，就是盘剥性、奴役性的雇佣关系。
通过高利贷而形成雇佣关系的劳动者，在实际生活中是怎样受剥削和奴役的，这里引一个具体的事例。
康熙五年（一六六六），山西长子县农民王伏起向王三枝借银二两九钱，三分行息。次年六月，王三枝向王伏起逼债，王伏起无力偿还，便被迫成为王三枝的雇工，言定一年为期，工价作谷九石五斗，以工抵债。王伏起从一个单纯的债务人变成债务雇工以后，如约为王三枝劳动了一年，除以全部工价偿还债务而外，又凑足银子，补充不足之数。但是，雇主王三枝并不退还借约，又让王伏起继续佣工一年，工价照旧。这时，王伏起又从债务雇工变成单纯的雇工。约定佣工一年的王伏起，实际作了一年又四个月，到期结账，王伏起除支取工价外，又欠下了雇主一两银子，并迫于生计，不得不再借银二两一钱一分，立写三两一钱一分的借约一纸，继续当王三枝的雇工。于是，王伏起又从一个单纯的雇工，再次变成了债务雇工。又过了一年半，王伏起计算工价，足以抵债而有余，而结算结果，全部工价，都被雇主抵折债务，本利分文不剩。不仅如此，王三枝还扣留了前后两次借约，随时都可向作为债务人的王伏起进行讹诈。
广西连州农民萧成生于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向谢祁借银五两四钱，言明作为本银六两起息，利率每月八分，过了三年，萧成生即因无力偿付本利，被迫到谢家做工，以工偿债。但是月息八分的高利贷，把萧成生滚剥得始终逃不脱谢祁的手掌。一年以后，他的债务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增加到十七两六钱。萧成生无力还债，只得连同妻子黄氏一起出卖给谢祁家“准折为奴”。按照谢祁的折算，萧成生夫妻两人身价只合银十二两，还积欠本利银五两六钱。对于这笔结余债务，谢祁强迫萧成生之弟萧辉生承担。到了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又滚成为十八两。于是谢祁通过索债，又将萧辉生夫妇连同他们的儿子三人“准折为奴”，并且以价银二十一两，将萧辉生一家三口出卖，除抵充债务本息外，还净赚三两额外收入！马克思说：以劳动抵债的人“不但终生是债务人，即债权人的被强迫的劳动者，而且这种关系还得要传到家庭和后代子孙的身上。”对萧成生来说，这种关系，不但传到他的家庭和后代子孙身上，而且使他们的遭遇比他更加悲惨和黑暗。
和债务雇佣相类似的，还有所谓“典当雇工”。它的内容，可以用典当契约中的八个字加以概括，即“银无利息”，“人无工价”。在这里，代表典价的“银”，是雇工进入雇佣关系之前向雇主息借的高利贷，雇佣期间的“工价”，抵作高利贷的“利息”，而雇工的人身，则成为高利贷的抵押品。所谓“银无利息”，是以“人无工价”为前提的。雇工一天偿付不清本银，就得作为债务抵押品为雇主进行无偿劳动。显而易见，这是高利贷与雇佣关系结合得最紧密的一种奴役制度。这种形式的奴役，有的甚至耗尽被奴役者一生的劳动时间。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在黑龙江一对农民夫妻的典当契约中，规定出典时间，竟达二十年之久。
和典当雇工相类似的，又有所谓“年限女婿”。他是被雇主配以婢女的雇工。其所以称为“年限女婿”，就是在做了“女婿”以后，还要为雇主工作一定的年限，亦即所谓“议有年限，为之力作”。显然，雇主配雇工以婢女，是以雇工无偿为雇主力作一定年限为代价的。在这一点上，年限女婿和典当雇工是相同的。不同的仅只是：这个无偿的力作，在典当雇工那里是为了支付高利贷的利息，而在年限女婿这里，则是为了支付他的妻子的身价。当然，也有连身价还要在无偿力作之外，另行支付的。康熙年间，在江西抚州出现的一张年限女婿契约就规定，这个年限女婿在无偿力作之外，还要“备礼金二十两”，为他的妻子“异日赎身”之用。
不论债务雇佣、典当雇工或者年限女婿，他们都是没有自由可言的。他们的身份地位，都是低人一等的。债务雇佣下的雇工，在债务清偿以前，子子孙孙都脱离不了债主的奴役。同样，典当雇工在契约规定的典当期内，也没有辞工的自由。如果限内逃匿，抓住以后，要挨三十大板。一直到清王朝的末年，典当雇工的身份，还被认为“界在奴、雇之间”。至于年限女婿，那更是等而下之。他不但在规定“力作”的年限以内没有自由可言，即使年限已满，也并不能保证享有“自由劳动”的权利。往往是工限满后，“仍行羁摩，乃或絮妇言归，辄指为逃仆”。
事实上，不但这种特殊的债务雇佣、典当雇工和年限女婿是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就是一般所谓雇工人，他们的身份地位，也与平民不同。在明清两朝的法典中，凡是被称为“雇工人”的，他们和雇主之间的关系，就具有“主仆名分”的关系。而一旦套上了这种关系，雇主和雇工在法律面前就表现出极端的不平等。譬如雇主打死“雇工人”，罪止徒刑三年；而“雇工人”哪怕只是打伤雇主，就要受到绞监候的判决。不仅如此，在这种主仆关系中，雇主被赋与“家长”的地位，“雇工人”的劳动报酬，被看作是雇主对他的“恩养”。“雇工人”除了遵守“国法”以外，还必须遵守雇主的“家法”。雇主对“雇工人”施行“家长”的权力，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
明清法典中关于“雇工人”的范围，是在不断变化的。总的趋势是“雇工人”的范围，在逐渐缩小，而脱离人身隶属关系的雇佣在逐渐增加。在万历十六年（一五八八）明律的新题例中，对“雇工人”的范围，第一次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根据这个规定，属于“雇工人”这个范畴的，是“立有文券，议有年限”的长工，至于“短雇月日，受值不多”的短工，则不再属于“雇工人”的范畴，获得了在法律上与雇主平等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短工得到了人身隶属关系的解放。
万历十六年以后，“雇工人”的涵义，又有一些变化。到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纂修律例，对“雇工人”条例作了新的规定以后，就不再有大的变动。五十三年的新条例规定：凡受雇眼役之人，“素有主仆名分者，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均以‘雇工〔人〕’论；若农民佃户、雇情耕种工作之人，并店铺小郎之类，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素无主仆名分者，亦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俱依凡人科断。”这个条例虽然把有主仆名分的雇工，一律定为“雇工人”，但只要是农民佃户所雇的耕种工作之人，则不论其是否立有文契、议有年限，亦即不论是短工或长工，均一律当作“凡人”看待。至于在有主仆名分的那一部份雇工中，基本上又是受雇于地主、议有年限、立有文契的长工。至于短工，一般并无主仆名分，因此，这个条例，实际上是在短工之外，又解放了一部分长工的“雇工人”身份。当然，那一部分受雇于地主、素有主仆名分的长工，是连法律上的解放也谈不上的。
法律条文上的变化，无疑是实际生活中雇佣关系变化的反映。现存的清代档案文件表明：在乾隆初期，有的农业雇工在受雇时，明确声称：“止做种田生活”，不做杂役。（乾隆六年六月初三日广西巡抚杨锡级题）至迟在乾隆中期以后，民间的农业雇佣中，雇主与雇工同坐共食，平等相称，并无主仆名分的雇佣关系，已经普遍存在。这些雇佣绝大部分出现在“农民佃户雇倩耕种工作”之中。这些雇佣中的雇主，主要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只雇工一、二人，同时自己也与雇工“一同力作”的富裕农民或佃农。他们虽然“耕褥收获，均倩人力”，但自己也是“终岁勤劳”。（李象鹍：《平价禁囤议》）他门和雇工之间的关系，虽然比较“自由”、“平等”，但是他们手中还没有建立资本关系所必需的“最低限额的单个资本”。他们和雇工之间的关系还不可能建立真正的资本关系。而那些雇工较多的地主，根据乾隆五十三年的条例规定，则反有可能与雇工继续保持封建的“主仆名分”和封建奴役。因此，整个说来，在清代的农业中，封建的雇佣关系，仍然居于统治的地位。
当然，随着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清代的农业中，也像在手工业中一样，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某些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经济作物比较集中的地区，出现了雇工经营规模较大的租地富农。前述四川、广东甘蔗产区，山东、广西产烟区和安徽、福建产茶区的农业雇佣，基本上属于这一类型。其中如福建茶山的租种者，大多是外来的商人，他们“既出山租，又费资本”（《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一），一家的资本达二、三十万两，雇工多至百余人，其地位和租地农场主颇相类似。乾隆时期，在粮食作物的土地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景。乾隆中期以降，皖南徽州地区在新引进的包谷的种植上，就出现雇工租地的富农经营。其中有的雇工达十余人，有的预租一二十年，交租银数百两。（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安徽巡抚萨载题，明清档案馆藏刑科题本；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道宪杨懋怡查禁棚民案稿》）。有些租地经营者还兼具手工业主的身份。如广东合浦就出现过租佃土地雇工种植甘蔗，同时又设置糖坊，熬糖发卖的租地经营者。（乾隆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刑部尚书阿克敦题，明清档案馆藏刑科题本）在这些经营中，可以察觉到资本主义萌芽的破土。但在整个农业中，它所占的比重还是微不足道的。
第二节 赋税与财政
明末农民起义对封建王朝进行了猛烈的冲击。清王朝建立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经济上和财政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济上的措施主要是扩大耕地，恢复生产（见上节）。财政上的措施则是所谓“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清王朝的额定财政收入，在开国初期每年为一千四百余万两，与明朝万历以前的岁入，约略相当。顺治后期，增加到近两千万两。其后逐步增加，康熙时期已超过三千万两，到乾隆时期则突破四千万两，较顺治时已增加一倍以上。而实际的开支，则远远超过这些数字。顺治后期，额赋收入还不到二千万两，兵饷支出已增至二千四百万两，全部收入支付军费，尚不足四百万两。康熙平定三藩之后，军饷支出仍达一千四百万两。乾隆一朝的经常军费支出，每年多的达一千八百多万两，少的也在一千五百万两以上。（经济研究所抄档，俸饷（十七）（一）一九七）临时的军事开支，则又倍蓰于此。包括多次不义战争在内的所谓乾隆“十全武功”，每次耗费都是盈千累万。嘉庆一朝，镇压农民起义的军费支出，就达到两亿一千万两，为前所未有。一次战争，等于消耗了国家五年的财政收入。
这种局面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