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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天台的豪绅地主，对欠租的佃农可以“掀瓦掇门，拴妻缚子”，“锁押私家，百般吊打”。江苏崇明的一个地主，因逼租打死佃户，在地方官的庇护下，佃户家属不但控诉无效，反而坐了诬告罪。雍正时期，河南豪绅地主“私置板棍，擅责佃户”。淫占佃户妻女，司空见惯。乾隆时期，湖南安仁一个地主，诬赖佃户欠租，逼死一家五命。所有这些，都是在所谓“太平盛世”中出现的事情。
清王朝对地主的这些非法行为，也曾在纸面上作过限制。雍正一朝，就曾接连不断地颁布过禁止地主殴打佃户的条例。雍正五年（一七二七），中央吏、刑两部刚议定了一个新的条例：规定“不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者，照违制律议处”。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云南地方当局又发布了一项禁约：“不许田主凌虐佃户，混加扑责。”但是，这些条例，根本不能保护佃户免受凌虐。地主殴打佃户，往往借口后者“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而新条例中虽然规定地主“擅责佃户者，照违制律议处”，同时却又规定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杖八十”。这就是说，打还是要打的，不过改由官府来执行。这样规定才叫“立法贵得其乎”，而对地主说来，只要田租到手，谁去打都是一样。至于云南的禁令，它不说明别的，只说明那个“贵得其平”的立法，颁布了七年之后，仍然存在田主扑责佃户的事实。
和佃仆、壮丁比较，佃农的法律地位，有所提高。他的人身“自由”稍微多一点。他的行动，虽然还要受地主的管束，但是法律上已经没有明文剥夺他的迁徙自由。他不像皇庄中的壮丁，逃亡一次，要挨一百鞭子；也不像佃仆制下的世仆，要子子孙孙世代相承地“居主屋、葬主山”。他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也要轻一些。他有相对的独立人格，不像佃仆那样，可以随田出卖；也不像佃仆那样，把自己的子女当作抵押品去出当。他和地主在法律上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但和纯粹奴仆身份的佃仆，又有所不同。如果说，佃仆和东家是“良贱”关系，那么他和地主就进到略高一筹的“少长”关系。但是，所有这些法律地位的“提高”，在经济的枷锁面前，又常常化为乌有。地主固然没有权力随田转卖佃农，但是，当土地为封建地主阶级所垄断时，尽管佃农可以自由更换他的地主，却无法脱离地主的土地。法律上尽管没有规定随田买卖佃农，实际生活中，佃农附着于买来卖去的土地，子孙世袭承耕，乃是屡见不鲜的。地主固然没有典买佃农子女的法律依据，但是经济上的残酷剥削迫使佃农典卖子女，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佃户“卖男鬻女以偿租”，“鬻妻卖子而弗顾”，在清代的文献中，是到处可见的。
和佃仆、壮丁比较，佃农的经济地位，也要独立一点。他多少自有一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般有几间自用的住房，有几件自用的农具。但是所有这些，并不足以否定佃农身上的沉重负担。他即使有一点住房、农具，但一旦付不出地租，地主随时可以拆掉他的房屋，拿走他的动用家具。康熙时期，江苏吴江县的一个地主陈愚向他的佃户，同时又是他的叔父陈敬索租不得，当场拆掉陈敬的住屋，抢走所有什物。陈敬之妻，也就是地主的婶母奔呼阻拦，当场就被地主打死。浙江天台县的豪绅地主，每于年终，差遣悍仆、家奴，分头四出，逼取租债，往往举佃户室中所有，搜攫一空，甚至掀瓦掇门，撬砖去户。事实上，在很多场合下，佃户惟恐地主夺田另佃，往往不等地主动手，自己就把鸡豚布帛，送上门去。
应该看到，在清代的农业租佃中，也有一些表明封建关系松弛的变化。例如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永佃制，在清代有所发展。在永佃制之下，佃农取得了土地的永久使用权，他在农业经营上的独立性和对地主的依附性，都有所改善和减轻。但是，在清代前期，这种佃权，并不是稳固的。夺佃的威胁，是随时存在的。只要佃户一旦交不出地租，永佃就会成为泡影。这种情形，在雍正乃至乾隆时期，仍然大量存在。在乾隆一朝有关土地债务的刑科档案中，就有不少反映雍、乾两朝夺佃的事例。有的用顶耕银取得永佃权的佃农，被地主将顶耕银两抵租，收回田产；有的地主出卖土地，连佃户取得永佃权的田根一起“并吞”。
由此可见，在清王朝的统治下，广大农民的地位，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清朝以前的封建社会是这样，处于封建末期的清王朝，仍然是这样。
（四）农业雇佣
一、农业雇佣的数量
农业雇佣，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很早就已出现。在明代，不少地区的农村，已有长工、短工和忙工的名目。进入清代以后，农业雇佣有进一步的发展。关于清代农业雇佣的数量问题，需要说明的有农业雇佣的普遍程度和增长趋势，短工集市的普遍出现，农业雇工在地区间的流动，农业雇佣的规模和农业雇工在人口中的比例等几个方面。
一、农业雇佣的普遍程度和增长趋势。在现存的清代档案中，保存了大量的农业雇工材料。根据这些材料的选样统计，至少在乾隆年间，农业雇工已经遍及当时的二十一个行省。有些省份（如河南）绝大部分的州县，都有农业雇工的记载。有些省份（如福建），到处都有农业雇工，以至在保甲和户籍册上，专有“雇工”一栏，以资识别。这些情况，可以说明到乾隆时，农业雇工已经相当普遍。至于农业雇工的增长趋势，上述档案材料也提供了一些例证。在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七百○八件农业雇工的选样统计中，属于雍正朝的不过十二件，而属于乾隆、嘉庆两朝的，则分别为二百五十九件和四百三十七件。农业雇佣增长趋势，也是相当显著的。
二、短工集市的出现。农业中的短工集市，至少在乾隆时期，已经在东北、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安徽、广东等省出现。东北的“工夫市”、河南的“人市”、山东的“雇工子”，安徽的“打短”，都是短工集市或集市上短工的别称。此外，山西阳高、广东钦州、新会等州县，都有关于雇工市的记载（明清档案馆，刑科题本）。这些短工集市，经常出现于农忙季节，受雇的短工，“每当日出之时，皆荷锄立于集市，有田者见之即雇觅而去”。
短工集市的普遗出现，说明农业雇佣中，短工雇佣有较大的增长。在上述清代七百○八件农业雇工选样统计中，短工为数占一半以上，这说明在绝对数量上，短工居于优势。
三、农业雇工在地区间的流动。在清代有关农业雇工的档案中，还保存了大量的所谓“客籍佣工”的材料。这些材料反映农业雇工向县外、省外的流动，在乾隆时期，已经是大量的、普遍的现象。仅从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至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这十年当中，就可看到：福建的农民受雇于陕西，湖南的农民受雇于云南，而山东、河南的农民，远至吉林、奉天。这种远距离的流动，有的出现较早，如山东农民向东北的流动；有的在以前的文献中，并不多见。至于邻近省份或邻近州县之间的流动，在清代以前，即已有发现，如江西南丰长工，雇于宁都，在明末时，每年不下数百。进入清代，这种短距离的流动更为普遍。值得注意的是，各地佣工经常出现循环流动的现象。山东佣工流向河南，河南佣工流向江苏，而江苏佣工又流向山东。造成这种循环流动的原因，已不能以一般的逃荒来解释，它必然带有专门外出寻找雇佣的因素在内。
四、农业雇佣的规模。清代的农业雇工在数量上虽然有一定的增长，但是，整个说来，农业雇佣的规模，一般是比较小的。大量的档案材料证明，农村中雇佣帮工的农户，一般每户都只雇佣一至两个雇工。雇佣规模比较大的，多半出现在经营经济作物的富农或经营地主的土地上。四川甘蔗产区，在乾隆时期，出现有雇工达十数人的租地富农。广东甘蔗产区合浦，在乾隆时期，也出现租地较多，雇工经营的富农。在山东产烟区中，雍正时期，出现过佣工数百人的大户。广西产烟区，乾隆时期，已经出现雇工一、二十人，种烟一两万株的专业经营。在安徽的产茶区，乾隆时期，出现过雇工达二十多人的茶圃。福建的产茶区，也出现了大规模的茶厂，“每广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一）。其中有些茶厂的雇主，实际上是兼营茶叶加工的作坊老板。在专业化的农业中，雇工经营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福建种植花生，广东栽种竹林、槟榔，福建、广东采摘荔枝、龙眼，都出现过雇工经营。上海种植蜜桃，甚至雇有专门捉虫的工人。不过，就全国范围而言，雇工一、二人的农户仍然占绝大多数。他们主要是与雇工“一同力作”的富裕农民。
五、农业雇工在人口中的比例。农业雇工虽然在数量上有一定的增长，但是它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总的说来还是很低的。明朝嘉靖时期，江苏、常熟每三十八人之中，大约有一名“常时为人赁作”之人。这个人如果可以算作农业雇工，那么农业雇工占人口的比例为三十八分之一，即不足百分之三。依据道光时期河南密县查点户口统计，全县共有雇工四，二五九名，当时密县全县编入保甲的户口共为一三○，七二二人。据此计算，雇工占全县人口的比例，是百分之三稍多一点。常熟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农业雇佣可能大大超过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密县是一个产煤的县份，上述雇工之中，可能有不少是煤窑雇工。因此，就全国而言，农业雇工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一定远远低于百分之三，是极其微小的。
总括以上，对于清代农业雇佣，在量的方面，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农业雇工数量，特别是其中的短工数量，在此期间，有所增长。但雇佣的规模，除了少数经济作物地区以外，一般都比较小，农业雇佣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很低下。农业上的劳动者，仍然是以占人口绝大部分的佃农和自耕农为主力军。农业雇工，作为农业生产的承担者而言，还是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二、农业雇佣的性质
清代农业中，虽然有了相当数量的长工和短工，但是雇佣的性质，雇工与雇主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就雇工的大多数而言，仍然是封建主义的。这主要表现在雇主剥削的性质和雇工的人身隶属关系两个方面。
从剥削的性质看，清代的农业雇工中，长工所出卖的，无疑不是作为商品的劳动力。长工的绝大部分可以称得上是自由得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但是，正是长工在雇佣期间，除了吃饭睡觉以外，全部时间，几乎都为雇主所占有，由雇主来支配。长工已经睡觉，雇主可以把他从床上拉起来，长工正在吃饭，雇主可以要他把碗筷放下去。总之，一经雇佣，长工的整个时间，都受雇主支配。不仅如此，雇主通过长工的雇佣，甚至可以支配长工的全家劳动。也就是说，有的长工的工价，甚至包括了长工全家劳动的“报酬”。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河南唐河一个雇工的遭遇，就是例证。这个名叫吕魁元的长工，先是出雇于同邑的郑天禄家，工价每年二千五百文。后来吕魁元的妻子王氏带同幼子，也来郑家佣工，雇主并不给价，只是拨地五亩给王氏“管锄”，“分收籽粒，增作工价”。显然，王氏加上她幼子的劳动，只能为她的丈夫“增作工价”，她自己和她的幼子是无独立的工价可言的。而雇主郑天禄所增付的工价，又是在把王氏母子沦为他的佃户以后，用“分收籽粒”的办法，从封建的剥削收入中支付的。也就是说，从一个长工的雇佣中，体现了双重的封建剥削关系。至于长工一家为雇主劳动，而他本人工价分文未见增加的，也是常见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处于长工地位的长工家属，既未能为长工本人增补工价，而他们自己从雇主那里得到的，是“只管衣食，并无工钱”。
其次，关于短工，他在雇佣的自由程度上，比长工似乎要优越一些。他可以到短工集市上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自由选择出价最高的雇主。但是，实际的情形，却并非如此。生活的现实是：短工在农忙季节也许在人市中能找到相宜的雇主，然而，一过农忙，就往往变为失业者和流浪汉，在“行乞”、“偷盗”、“抢劫”中补充自己的衣食来源。在清代刑部档案的审案记录中，大量出现“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