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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所以要反对‘麻烦说’、‘捣乱说’、‘吃饭说’，要反对关门主义。”〔36〕
毛泽东1959年8月11日在庐山批判彭德怀时谈到右派代表性人物：“反革命要改造，如杜聿明、康泽、宣统皇帝。至于罗隆基、龙云他们现在还有官做，那些人实际上是反革命，所以摆他们的位子，无非是以示宽大。因为有三十多万右派，我们摆他们几个，那些右派说，唉，我们朝中有人啊！这样有利于改造那些右派。（安子文：现有四十五万）好多？四十五万？哈哈，队伍不少！”〔37〕
黄炎培就是这样的一个可以树立为“对立面”（不等于“反面”）的代表性人物。
他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1946年夏天，李维汉曾问在中共中央南京局和上海工委负责工商统战和经济调查工作的许涤新说，黄炎培是搞职业教育的教育家，你怎么把他列为工商界的代表人物。许涤新说，黄自己并不是资本家，但是，他多年办中华职业教育社，由该社毕业出来的学生，在上海的许多企业、许多工厂，都当了经理、厂长以至会计；他们是他的支持者。他也代表他们，为他们的利益说话〔38〕。不仅如此，他早年与南通张謇，后来与无锡荣家兄弟，与胡厥文为首的上海迁川实业家，与浦东穆藕初、上海刘靖基、南京刘国钧、天津李烛尘、四川民生轮船的卢作孚等等都有长年的交情，确曾起过实业家们的组织者的作用，因此毛泽东在1949年3月26日与黄炎培单独谈话中，希望新中国成立后，由黄炎培这个并非是实业家的教育家来牵这个中国实业家们的“头儿”。同时，毛还希望黄起到向实业家们专递、解释共产党政策的“中介”作用〔39〕。显然，毛泽东很准确地看到黄炎培将在“对资改造”运动——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不大量流血的较量中可以发挥重大的作用，这种作用也就是前面引述的薄一波说的可以“赚”一个和平过渡的社会主义。
他也是江南地主阶级的总代表，至少是总代言人，用许涤新的话来说，黄炎培“既是上海一部分工商界的代表，又是江南地主的总代表”〔40〕。1946年夏天，中共南京局的李维汉、许涤新在中华职教社与黄炎培、江问渔等民主人士就解放区土改问题进行过一场交锋。黄炎培说：“日本投降后，和平统一是中国人民一致的要求。要和平统一，对于地主的利益也应保护。但是许多解放区的农民，正在起来分地主的土地，分地主的房屋，地主都被扫地出门。这样干下去，地主的生活被断绝，国家的和平统一也就受到破坏。李先生，你看这将怎么办？”李维汉温和地说：“地主特别是大地主利用其土地所有权，年年对佃农作超经济的剥削。如果说地主的土地是用货币买来的，那么，在高额地租之下，没有几年时间就会把买地的钱全部收回。过此以后，地主每年从佃农身上刮取的地租，都是完全无偿的了。地主不仅对农民收刮地租，而且还有其他种种无偿劳动。地主对农业生产，一点都没有积极作用，甚至连买种子、买肥料、买农药的钱还要由整年从事劳动的农民负担。收成以后，地主的地租，在农产品的分配上，一般超过一半。地主因为剥取了地租，可以过着花天酒地、三妻四妾的腐烂生活；而农民呢，到了春天就没饭可吃。任老，你看这种情况，中国的农业生产还能发展吗？中国还能实现和平团结吗？”黄炎培说：“抗战时期我听说解放区实行二五减租，这不是在承认地主地租的合法性吗？这不是团结地主与农民的好办法吗？”李维汉说：“二五减租是为了团结抗日，那时的基本矛盾，是中国土地属于中国还是属于日本。大敌当前，只要地主不当汉奸，就会得到农民的让步。现在，日本投降了，农村的基本矛盾，又回到土地属于农民，让农民去发展生产，还是属于地主，让地主依然吮吸农民的血汗，去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尽管双方在措词上都讲分寸，并不伤害感情，但论点却是针锋相对的。黄炎培最后说：“我对中共的土地改革在思想上是有抵触的。交换意见，对我们是一个启发。”〔41〕李维汉晚年回忆说：“关于土地改革问题，比较进步的知识界人士和比较开明的资产阶级人士，均赞成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但一部分中间乃至偏右、带有封建性的人士，则不满于对地主的清算，甚至不赞成耕者有其田。经过我们的解释，他们大部分人还是同意土改的。比如黄炎培，在土改问题上与我们的看法有分歧，我和燕铭、涤新找他谈，整整谈了两天，他基本上同意了我们的观点。”〔42〕许涤新认为：“作为江南地主代表的黄任老，是尽了不少力量为地主辩护的，但是他毕竟是爱国者，随着革命的发展与胜利，他的为地主辩护的言论，也逐渐在变化。在解放初期全国实行‘土改’，他并没有站出来反对，这是他的进步。”
〔43〕不仅没有站出来反对，而且配合毛泽东做了不少工作，的确如薄一波所说的是“赚来土地改革”。
应该说黄炎培作为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作为具有很强组织能力的社会活动家，在中共建政前后，确实有些力量。而柳亚子尽管天下闻名，也只不过是一个以笔当枪的诗人。他单枪匹马，没有自己的圈子，至多是几个气味相投的诗友。中共建政前后民盟头面人物之一罗隆基曾经对叶笃义说过：“沈钧儒和章伯钧各有一个小圈子，而又互相合作，我们盟内一些无党派的人应当彼此多联系，否则一定处处吃亏。”“沈衡老和章伯钧在盟内各有自己的小圈子，我们也应当组织起来。统战部怎样对待我们就看我们有多少‘本钱’（意思就是说有多少人）。”〔44〕周恩来1951年4月13日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第二次讲话中也承认：“统战工作是以有代表性的人物为对象的，但应该知道，我们所以承认这些人物，是因为他们有群众。我们所以要做他们的工作，也是要经过这些人物去教育其群众。”〔45〕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曾经对斯诺说：“尼克松好！我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46〕1952年6月19日周恩来在全国统战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与民族资产阶级斗争时指出：“斗争就是改造。”〔47〕政治的斗争需要政治对手。政治“朋友”的一个含义，就是强有力的有大“本钱”的对手，毛泽东视黄炎培就是这样有着特定涵义的政治对手。他是地主阶级总代言人和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中共建政初期进行的革命（包括土地改革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所要消灭的阶级。毛泽东看重他的一个重要政治原因，就是要消灭他所代表的阶级而不是在感情上喜欢谁讨厌谁的问题。
更鲜为人知的是，在毛泽东眼中，黄炎培是一个不戴帽子的右派。1957年黄万里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毛泽东曾对平时在信函中尊称“黄任老”的黄炎培厉声说：“你们家也分左中右啊！”意思是批评黄炎培疏于教育子女。在反右运动中黄炎培因为有李维汉等人的保护过关而“幸免于难”。李维汉回忆：“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开始于五月中旬。这时，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当时胡子婴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48〕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将黄炎培列为右派朋友。1959年8月16日在庐山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说：“我喜欢交几个右派朋友，这是黄克诚说的，周围要有几个右派朋友，左中右都要，有道理。同章士钊、黄炎培我都谈得来，有个比较；连右派都不知道，那怎么行。在中国社会做工作，没有几个右派朋友，我看你首先就不正确。”〔49〕
三、跑得比毛泽东还要快
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1967年国庆节，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时，亲口对毛泽东说：“主席，你走得太快了，我们跟不上！我一向以为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好的，怎么一下子这么多的好干部都变成了走资派了？”〔50〕此时谁都跑得没有毛泽东快，然而此前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到六十年代中期也有一些民主人士跑得比他还快的，至少是在主观上。
自称既不反共也不亲共而是力求知共的作家兼学者曹聚仁，在五十年代中期很多海外人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持观望、怀疑，甚或敌视、妖魔化态度的背景下，以《南洋商报》记者的身份，多次从香港北上，访问北京并游历大陆各地，录其所见，记其所闻，存其所思，为后世留下珍贵的第一手历史文献。在写到当时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时，他就多次提到民主人士跑得比中共领袖还快的观感和体会：“在今日的北京，倒是民主政团的首要，显得比中共的首要，要‘左’得积极一点。在若干节目上，中共的首要，反而出来做调人了！”〔51〕“目前一般政治动向，中共系执政党，所有执政的几位首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诸氏，都已变得十分温和；倒是民主人士，以在野姿态出现，有时反而十分激进。民主人士‘宁左毋右’，所有处事对人，趋于极端，反而由中共当局来作调人。这都是海外人士所意料不及的。”
〔52〕（写于中共八大闭幕不久——引者注） “北京的风气，正和海外人士所推想的相反。目前最激进的倒不是中共当局，他们执政以后，倒变成温和派了。而民主人士，却是最激进的，甚至犯了‘左’倾幼稚病呢！”
“记者在北京时期，碰到了中共的人士，觉得他们都是那么温文尔雅，那么富有人情味，中共的最高的党政人物，那么没有一点火气，他们的气度，看起来正和当年见了谭延一样。倒是一些民主政团的人士，他们有火气，那横厉无前的态度，远比中共认识激进得多。仔细一想，在朝的和在野的政治气氛，本来会有这样的不同的。”
〔53〕
黄炎培就是这样一个跑得很快的典型，他有时甚至因为跑到毛泽东的前面，而被毛泽东叫暂停。中共建政后经过三年左右即从1949年到1952年的努力，没收了官僚资本，肃清列强在华势力，除抗美援朝打打停停外，在大陆已经比较彻底地镇压了反革命分子，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随着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毛泽东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主要的阶级矛盾。此时，原本作为毛泽东特定意义上政治对手的黄炎培已被彻底征服。黄炎培对自己访问延安关于周期率的疑问进行了反省。1952年8月4日黄炎培出席毛泽东主持的全国政协常委会议，盛赞国家的建设成就。当天晚餐后毛泽东向各个党派征求意见，黄表示：“三五反胜利结果，证明1945年在延安毛主席答复中共能用民主打破历史传统的兴亡反复的周期率是正确的。”〔54〕此后他再也不提出什么周期率的疑问了，他只为中共的朝气和社会的进步感到满足，他已经看不到怎样实现民主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思想被彻底俘虏的人因为没有无所凭借了，只有按被崇拜者的思路去改造得更好跑得更快才有出路。事实上在1954年9月首届全国人大上，民主人士纷纷从政务院“退居二线”到人大政协任虚职了，如黄炎培由副总理改任副委员长，连发言权都开始削弱了，正如黄炎培的儿子说的“于国事无所建树了”〔55〕。这样一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仅跟着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跑，而且不时地跑到前面。
在如何改造和消灭资本家问题上，黄炎培就有比毛泽东激进的例子。1952年9月4日，黄炎培致函毛泽东，并把已准备好的将于7日到北京市民建会第四届会员大会的讲稿《三、五反运动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指示的精神》附上请毛审阅。毛泽东对讲稿中有对资本家改造的一些太激进的提法作了重要修改：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把讲稿中的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讲稿中的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