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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等人在特务的监押下返回上海。翌日民盟在沪中常委在张澜寓所开会讨论。此时特务云集门外，大声吆喝，以示威胁。会议最后决定以民盟主席张澜的名义宣告自动解放。在这一决定公布时，黄炎培等亲手创立民盟而近日目睹民盟解散却无能为力的老人们，无一不经历了巨大的创痛。巨大的压力使黄炎培一病不起。在他一生中，尽管不乏淫威下的委曲求全之举，但如此屈辱的违心事却是罕见。他的理智与情感、忍耐与抗争、世故与正直在内心激烈地冲突着，他的精神承受着痛苦的折磨。他在病中以“黄花心事有谁知”为题借花抒志。
这时，毛泽东对黄炎培也很不满意。因为1947年底中共得到消息：“民盟解散前，黄炎培在与国民党谈话时，表示对蒋极敬仰，赞颂党国领导抗战，对我在苏北之各种措施攻击甚力。”当时中共在各根据地进行土改，出现了估计有十万人被乱杀乱打的现象，引起黄炎培的不满。民盟被迫解散，中共方面一度对黄炎培指责甚烈。就是到了中共建政以后，对1947年的民盟解散也不能原谅。1949年12月6日周恩来对出席民盟四中全会扩大会议人员的讲话中两次提到民盟解散是错误的：“民盟停止活动，有点遗憾。即便是策略，也使人民感到不可理解。人民对一个政党的看法，不取决于它的动机，而取决于它的行为好坏。”“最后民盟面对国民党的压迫，宣布解散，这虽然是形式上的取消，但对民盟在人民中间的影响是有损害的。不管当时的想法是什么，一个进步的政党本来是领导人民工作的，哪能一压迫就不工作？民盟解散以后国民党还不是到处抓人吗？就是在民主运动高潮的时候，也有闻一多、李公朴的死难。所以收回旗帜是有损失的。”〔15〕
黄炎培政治立场虽然偏左，但对国共战争双方仍持第三者的批评立场。1947年3月国共和谈正式破裂，黄炎培为民盟起草的宣言对国共双方都有所批评。例如其中说：“同人不断接到身在战区者之函告，或来自战区者之面告，甲来乙去，则杀害其他方民众之有从乙嫌疑者，迨甲去乙来，则又杀害其有从甲嫌疑者。苟有所从，一遇其所不从者，颇难幸免，两无所从，则对任何一方之来亦多殃及。壮丁悉被抽走，自赎必须缴费。总之，人人死路一条而已。”〔16〕当时沈钧儒、章伯钧对黄炎培起草的这篇宣言表示不满，对此黄炎培批评说：“衡山、伯钧等以语意太中立，多切责双方。彼等一向不许一句话侵及中共者，故对此文百端阻止发表。”〔17〕在民盟被迫解散前不久，形势已经十分严峻，黄炎培对中间派的处境做了理性的判断。10月3日，他发表书面谈话，
对国民党指责民盟为“中共之附庸”提出反驳：“炎培所愿向各方坦白说明者，民盟一切行动只以民盟中央纲领所大书特书的民主、和平、统一为目的。为了主张统一，所以反对分裂；为了主张和平，所以反对战争；为什么反对分裂？分裂将不成国家。为什么反对战争？战争给予老百姓痛苦实在受不了。这都是双方的，不可片面的。民盟同人不能帮助国民党去打共产党，哪能帮助共产党来打国民党？同人亦知是双方不讨好的事，但宁使不讨好双方，不愿违反自己一颗良心。”〔18〕几天后，适值黄炎培七十大寿，他谢绝了祝寿，在与亲友团聚时发表谈话，再次说到左右为难的问题，即他主观上两面不得罪，而客观上两面都得罪，两面不讨好，很苦恼：“两人相打，我处于两者之间，左边人责我不帮打右边，右边人骂我不帮打左边，两边不讨好，只不过讨好了自己良心。”〔19〕
黄炎培是被国民党推入共产党怀抱的，正如《观察周刊》主编储安平在《中国政局》里深刻指出：“是谁驱使大家不满国民党，反对国民党，痛恨国民党的？不是别人，就是国民党自己。今日国民党脑子里所想的是如何消灭共产党，然而他两只手所做的却无一不是在培植共产党，替共产党制造有利于共产党的政治形势。”〔20〕随着民盟被迫解散，国民党给予黄炎培以相应的“待遇”：外出时，总有四名特务形影相随；居家时也受到特务的监视。而且，随着内战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军队溃败，共产党军队胜利，国统区日趋恐怖。黄炎培不仅受特务监视，还上了“黑名单”的首位。就在这时，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传来毛泽东欢迎黄炎培北上参加新政协的邀请。1949年2月15日黄炎培化装摆脱特务的控制，并在地下组织护送下乘坐一艘开往香港的轮船。一个月后，黄炎培从香港北上。3月20日他作新诗《海行·香港天津途中》：“看哪，/海浪那么汹涌！/他在憧憬了，/张开着有力的翅膀，/从阴沉沉雾罩下，/几时迎取一轮新的太阳，/红！红！”〔21〕
在黄炎培北上后，他的次子黄竞武依旧留在上海，最后惨死在蒋介石国民党的屠刀下。黄竞武1929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担任民建临时干事会常务干事、民盟总部组织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黄竞武和中共上海局策反工委联手，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对国民党驻沪某军代表策反，不幸被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逮捕活埋〔22〕。黄竞武牺牲时年仅四十六岁，他因未能看到新中国的诞生，未能实现他为建设新中国而贡献才智的愿望。黄竞武的弟弟黄万里不仅看到新中国的诞生而且活到九十岁，却同样未能实现他为建设新中国而贡献才智的愿望！黄万里1935年获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工程博士学位，是一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水利专家，1957年因三门峡水库的逆耳之言和一篇犯忌的《花丛小语》获罪而被打成右派，迭遭厄运，才华无从施展〔23〕。1951年12月21日黄炎培在《梦里的母亲》提到儿子黄竞武之死：“中国的老百姓，吃尽了千辛万苦，/终于获得解放。/靠什么呢？/
一巨人掌握着的是真理。/千万人献出来的是鲜血。/千万人中间的一个，是您的孙儿，/这一滴鲜血，是您传给他的血。/娘呀！也就是您捐献给国家的血。”〔24〕此时的黄炎培是不可能想到几年后的使中华民族大伤元气的反右运动“扩大化”灾祸的，也是不可能想到自己的另一个儿子黄万里的遭遇的。
二、为何被毛泽东看重？
开国前后毛泽东十分看重黄炎培。1949年3月25日，黄炎培抵达北平，受到热烈的欢迎，被中共有关负责人董必武、李维汉和先期到达北平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等迎入六国饭店，并随即单独与李维汉商谈欢迎毛泽东进城的仪式。下午黄炎培和陈叔通、马寅初、郭沫若等至西郊机场欢迎毛泽东，并陪同毛泽东阅兵〔25〕。第二天晚上，在众多等待晤谈的各界民主人士和老友新朋中，毛泽东选择黄炎培作为第一位来到他所下榻的香山双清别墅的客人。黄炎培日记载：“夜，毛主席单独招餐于其家香山双清别墅，毛夫人、周恩来四人同餐。我畅述所见。”〔26〕毛泽东在谈话中，向黄炎培吐露了若干重要的大政方针，包括他所设想的国家前景，黄所领导的民建及黄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等等〔27〕。开国之初毛泽东为黄炎培在新政权中安排了一个重要政治角色：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同是著名民主人士，柳亚子向毛泽东写信要官做，毛泽东不仅回信泼冷水，而且还劝他安静休养，不要“牢骚太盛”；相反黄炎培则在周恩来两次登门动员的情况下出任可谓在民主人士中最有实权的高官。
本来，论反蒋态度和行动，柳亚子比黄炎培积极、坚决得多。柳亚子时常赤膊上阵，把蒋介石骂得狗血淋头，被称为国民党左派的激进人士。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前，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吴铁城奉蒋介石之命，自南洋赴重庆途经香港面邀柳亚子赴渝出席全会。柳亚子严词拒绝，愤怒斥责国民党当局的反共行径，最后拍着桌子说：“我宁可像史量才那样被他（指蒋介石）暗杀，绝不参加这样挂羊头卖狗肉的会议。”〔28〕紧接着，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以“违反国策”罪开除他的党籍。柳亚子闻讯拍案大骂，怒不可遏，当即发表针锋相对的谈话，说早该以中央监察委员身份，提议开除蒋介石的党籍。论与毛泽东的交情，无论私交、以及诗交和对毛泽东的推崇，柳亚子也要比黄炎培好。早在革命处于低潮，毛泽东尚未成为领袖的时候，柳亚子就已对毛大力推崇了，显示出巨大勇气和远见卓识。1929年“左”倾路线当权派把毛泽东排斥在领导层之外，远在上海的柳亚子从报上看到敌人造谣的毛泽东遭到不幸的消息，悲痛地写下了一首悼念毛泽东的七律：“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诗后自注：两列宁即“孙中山、毛润之”〔29〕。1932年，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蒋介石加紧对中央苏区的大规模围剿，柳亚子写了《怀人四截》的诗篇，其开头一截就是写毛泽东的：“平原门下亦寻常，脱颖如何竟处囊。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30〕诗中对毛泽东所从事的事业，予以热情的赞扬和殷切的期望，尤其对毛泽东个人的寄望之高，更是溢于言表。毛泽东对柳亚子也很赞赏。1936年6月毛泽东致函何香凝，称柳亚子“有骨气”，是“人中麟凤”，要她“便时乞为致意”〔31〕。1944年11月毛泽东致函柳亚子，很动感情地说：“广州别后，十八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直到1946年1月毛泽东还致函柳亚子，“相期为国努力”
〔32〕。论年龄，柳亚子比黄炎培小九岁，1949年柳亚子六十三岁，黄炎培七十二岁。
陈立夫曾对沈钧儒说过一句很实诚的话：“我们是拼了命得来的，你们要凭着圆桌上的空话说了去，哪有这么便宜的事？”〔33〕中共建政之初，中共党内也有一些人对安排那些民主人士、起义将领当大官，中共领袖与民主人士频频往来，感到很不理解，有怨气，甚至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因为既然放下屠刀就可以立地成佛，那么要立地成佛也可以先拿起屠刀。对此，中共高层人士甚至周恩来都要专门做一些解释工作。
1949年4月22日周恩来在青年团“一大”的报告中说：“最近我们同国民党代表团谈判。有的同志说，国民党代表团就那么几个人，费这样大的功夫，多麻烦！虽然是几个人，但是他们后边有一群。在他们影响下的军队、政府、党部里边的人以及公教人员，总有几百万，加上这些人家庭里的妻子儿女，就是千把万。对于这些人，他们讲的话比我们讲的影响更大一点。他们有代表性。争取几个头子就影响后边一批，有利于我们渡江，就是渡江以后也会发生作用。所以，对于反动营垒中可能分化出来的人物，要争取他们，帮助他们。”〔34〕1952年6月19日周恩来在全国统战会议上，谈到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关系时说道：“我看了一个同志的发言，他好像认为跟资产阶级做统一战线就是讲‘外交’、应付、说空话。这是不对的。难道毛泽东同志是在那里闲着没事做，把黄炎培找去聊天讲闲话吗？大家晓得，毛泽东同志没有这样的闲工夫。他找一个人去总是有目的的。毛泽东同志向黄炎培讲清道理后，黄炎培就给资产阶级写信，首先是给上海资产阶级写信，用他自己的口气向资产阶级转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说黄炎培是进步分子呢？有的人还不大懂。我们说他是资产阶级的进步分子，就是因为他跟资产阶级有来往有交情，能够把他们的话说出来，又能够把我们的话经过他说给资产阶级。”〔35〕
晚年薄一波回忆说：“记得在开国大典之后不久，我曾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针对着一些同志认为民主人士、起义将领安排高位是否右倾的想法，几次在华北局干部会议上指出：毛主席常说，我们不能再长征了，我们要千秋万代长坐北京，没有党外人士进入政府就不行。安置他们（如傅作义、程潜）要各得其所，要用大位置才能安置。我还说过，安排民主人士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所以要反对‘麻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