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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炮火纷飞的日子里，母亲依然对女性的地位特别敏感。一次在部队宣传，遇到阎锡山来视察，队伍整齐列队等待训话，母亲和几个女生也站在各自负责的连队里，阎锡山在山坡上看了一会儿却突然下令：“妇女同志出来另站一队！”母亲她们只好跑出来另站一队，母亲对此特别反感，觉得阎锡山真是名不虚传的封建军阀！而在那浪涛汹涌的黄河边，有迎接他们过河的八路军高喊：“让女同志和年龄小的同志先上船！”那是母亲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优先照顾女同志，又是在危急时刻，真是终生难忘。母亲参加革命是为了抗日，同时更是为了寻求妇女的独立，1937年黄河边的那声呼喊好像唤起了她生命中的一种希望，她觉得革命就是解放妇女，在延安一定能找到真正的妇女平等。或许正是在这黄河边，她默默地下定了决心要革命到底。
1938年4月，母亲几经辗转从山西“龙王涎”渡过黄河到达陕西宜川县境，她穿着长满虱子的棉袄，背着小破背包和两个女同学一起开始了向延安的徒步进发。有老乡告诉她们山路狼多，她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根打狼的棍子，经过了四天的跋涉，终于，在第五天的黄昏到达了延安。母亲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可到了啊！望着那延河潺潺流水，山峦上层层楼阁似的窑洞，又惊又喜……在这短暂的瞬间，把渡河前备受的困苦，在友军工作的惊险……似全丢在脑后了！
离开济南已有半年多的时间，这半年里母亲从学生变成军人，从小姐变成一个几乎不再具有性别差异的革命战士，其中的落差可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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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经历的磨难也绝非一般，但这些显然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们总算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来到了延安。母亲说，从那时起她的心情变得明朗起来，离家的忧伤和焦虑没有了，“似全丢在脑后了！”
真的都丢在脑后了吗？我注意到母亲在这里用了一个“似”字，似乎她很快就适应了延安这个大熔炉的环境。在母亲后来的回忆录里，她写延安的新生活；写在庆祝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晚会上清唱一曲《借东风》；写毛主席作报告时她坐在主席身旁记录，那记录稿后来带在身上很长时间；还写同志间的关心和忠诚相待……生活虽然艰苦，但记忆中的一切却是那么充满豪情，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了另外的故事，才知道事情其实远没有那么简单。
母亲到达延安时得到了比许多青年学生更好的机会，她被分配到中央党校21班，改名孟波生（后改为孟波）。和她一起拿着打狼棍子走到延安的两个女生，一个是她在建国中学最要好的同学，和她一同进了党校，后来成为母亲终生的朋友，我们从小就熟识的阿姨；另一个却在几个月后就离开了延安。很多年后，我听母亲提到那个走了的同学，说走的时候，她要去送，组织不同意，她却坚持要去，结果受到了批评。母亲说起这件事时，我正在当兵，是一个并不合格的军人，为七十年代军队过于单调的氛围感到苦闷和不适，母亲是在告诫我要遵守组织纪律的时候谈到此事，我记得那天，她望向远处的眼神有些不同。母亲的故事让只有二十岁的我听了感到惊奇，印象中延安是所有革命青年一心向往的地方，他们历尽艰险地奔向那里，怎么还有离开的？母亲不愿更多地谈及这个问题。记忆有时候就像是一个筛子，把那些不愿再看到的或是极力想遗忘的东西筛掉。
母亲去世后，整理她的遗物时，在她“文革”中的交待材料里我才对那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了了解。那冯姓女生是母亲在临汾民先总队认识的，她入党早，能讲不少马列主义道理，还在西安当过记者。她对母亲特别好，母亲对她也很亲近。冯到延安后进了让青年学生们羡慕的马列学院，但不知遇到了什么事情，她很快就感到失望，情绪也变得愈发坏起来。她对母亲说马列学院的有些领导水平很低还不虚心，她想要离开。一天，母亲接到她的条子说要走，希望母亲去送。母亲拿了条子去党校管理科请假，管理科的干部不准，批评她违反纪律，母亲不服，顶了起来，后来曹轶欧（康生夫人）在支部会上批评了她，说冯这个人很不好，不应再去接近她，并说母亲入党候补期满本是五月，但因为刚来觉悟低，推迟讨论。就这样，母亲又过了三个月才被允许转正。
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冯姓同学为何离开，而是那时候的母亲。显然，冯的离开在当时并不光彩，但母亲却是以自己的感情来处理问题的，毕竟她们共同走过一段难忘的路，彼此建立了友谊，而且她也不认为离开延安就意味着不革命（在一些人眼里那已经是逃兵了）。使她特别受不了的还有管理科的干部表现出来的那种专横态度，“他一开口讲话就像骂人，很厉害的样子”。敏感的母亲毫不客气地和他顶了起来，以至于直到母亲去世后一位阿姨对我说起来还在叹息，“她的胆子也太大了！”这件事成了母亲进入革命队伍后受到的第一个大的教训，也是她改造世界观的开始（直到“文革”中她还在批判自己当时“觉悟很低”），从那以后，她知道了任何时候个人都必须服从组织，以革命的原则为第一位。
我看到了初到延安的母亲，我猜想，那时候除了激动和兴奋，她一定面临着许多的问题，面对决意离去的好友的倾诉，不知她是否犹豫过？还有那延迟了三个月的转正，对她来说一定有着许多的不解和委屈，以母亲那样清高和倔犟的性格。要迈过这道坎也很不容易，但是她挺过来了，没有转身走开，因为走开的话她无处可去；也因为她心中存着更大的理想和希望；更因为她牢记着五舅的嘱咐，在那个红叶遍地的泰山上，她曾接到五舅托人带给她的信，“听说妹在抗战，很好！要彻底抗战，就到西北去找proletariate（无产阶级）。”哥哥的眼睛似乎一直在看着她……现在她总算找到了，怎么能放弃？她只有努力地批判自己，端正态度，积极靠拢组织，积极改造世界观……
母亲后来在回忆延安生活时绝不提及这最初的细节，似乎那只是漫长人生中一个短短的插曲，早已融化在历史的烟尘中。但我相信，延安那个陌生环境最初带给她的震动肯定是极其强烈的，那是一个艰苦历练过程的开始，其中一定包含着许多痛苦和困惑。
留在延安的母亲开始了她一生不断改造、坚持不懈地追随革命和组织的征程。她做得很努力，不论是学习还是劳动都尽其所能。成绩很快就显示了出来，她不仅经常受到表扬，还当了课代表。正值西安需要记者，组织上征求她的意见，经过考虑后她表示还是要留在延安继续学习。放弃的原因，仅仅因为那里是大后方，也是冯姓同学可能去的地方，她不想有相遇的机会，半年前的教训还没有过去，她只想离组织更近一点。晚年的母亲也曾提到过那次选择，参透人生种种的她对这些表现得很平淡，好像没有什么，作为一个革命者，做任何工作都一样。而我却意识到，这个时候的母亲已经习惯用另一种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动了。其实，当记者的机会一定曾经令她心动，那无疑更能发挥她的特长，何况她从小就那么羡慕五舅有过的激扬文字的记者生涯，如果去了，她一定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记者，一定能写出好文章来。但是，母亲放弃了，她有意识地要自己留在延安继续学习和改造。就这样，母亲在党校毕业时提前留校当了24班的政治教员，后来调东北干部训练队担任支部书记，到女大政治处担任教员，几乎在每个地方都干得不错。
1940年6月母亲考上了中央马列学院，如愿以偿地去了那里，她很高兴，希望能好好读书，然而，夏天过后她却病倒了。
她突然吐血，病得很厉害，经中央医院诊断是得了肺病，不得不中断学习去住院。出院后，同学们都已经分配，她到了中山图书馆编辑时事资料，后又调延安市政府编辑《延安通讯》。她的身体依然不好，肺病经常复发，原本被小米养得看似很结实的人，已经消瘦不堪，走路摇摇晃晃，一副很吓人的样子。不久她又得了严重的痢疾，一连很多天泻吐不止，延安的药好像对她都失去了作用，她觉得自己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父亲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他奉命接替病重的母亲编辑《延安通讯》，因为对自己前任的文笔印象深刻，听说是个女同志更多了几分佩服，上任后便很想见见，找到医院时却发现这位前任已命若游丝气息奄奄。
父亲出了医院就到处找棺材铺买棺材，他觉得这个女同志真的没有希望了，得为她好好安葬，原本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他很为母亲感到可惜。
然而，母亲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那一次的病对母亲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好像到死神那里走了一趟，又挣扎着逃了出来。母亲的相册里有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面色苍白得像一张薄薄的纸，脸颊消瘦好似被刀削过一般，头上还戴着一个帽子不像帽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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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不是手帕的东西——从那以后，她就总是怕风了，即使是在温暖的季节里头上也总要尽可能地戴一顶帽子。她的双肩无力地低垂着，仿佛碰一下就会倒下来，只是她依然虚弱地微笑着，眼睛里顽强地闪出对生的希望和渴求。这是母亲大病初愈和她的好友李岚阿姨在延安照相馆里拍下的照片，可能是纪念逃离死亡。
父亲在母亲病重期间不断前往探望，奔前跑后关心照顾，终于使母亲受到感动，他们结婚了。或许在那一刻母亲的心得到了安慰，但这并不可能使她轻松起来，和延安所有的女性一样，她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和麻烦。
她有了孩子。虽说天下的女人没有一个不希望做母亲，但战争中的革命女性却例外，生孩子对她们来说无疑是一件极其残酷的事情。“几乎所有怀孕的女同志都极不情愿，都要求流产设法早产，毁掉腹中的小生命，以便参加工作。”但那时候，流产是要经过组织批准的。
母亲先是有了哥哥，一年后又有了姐姐，那时候她和父亲已经随第三野战军离开延安到达山东，父亲上了前线，母亲和一些有孩子的女同志不得已只能就地打埋伏。看着自己的队伍匆匆远去，母亲的心情非常焦虑，她在回忆录中描述说：
我站在村中的一个磨盘上几次跳上跳下，还狠着心擂肚子，爬到老榆树上扑通摔倒在地下……可是生就顽强的英儿，那时却牢牢地蜷缩在母亲温暖的腹中，日日生长着，没有受到伤害。姐姐在母亲三番五次的折腾中呱呱坠地。
一块门板上躺着虚弱的母女两人，旁边还趴着一岁的满脸是鼻涕眼泪的哥哥，这就是母亲生产时的情景。敌人的飞机在天上轰鸣着，不远的爆炸声震动着茅屋，母亲挣扎着爬起来，抱起孩子走向门外，农救会已经为孩子联系了收养的人家，她只能把只有七天的孩子送人。出门时，房东大娘迎面扑过来，双手抢过孩子喊道：“闺女啊，多好的孩子，不能送人啊，给她找的娘没有奶，孩子活不了啊……”母亲压抑已久的苦楚，好像被卸掉了闸门，泪水一涌而出。
母亲先是把姐姐送给了一家军属，又匆匆赶回来把哥哥送了出去。三个月后，隐蔽在老乡家的母亲接到紧急撤退的通知，为了防止敌人来后老乡受到连累，组织上又要求她们把孩子取回来。
那天，接到通知时已经是中午了，两个孩子各在东西几十里外的地方，她必须在天黑前赶到规定的地点乘船过海去找部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母亲只可能取回离得近一点的哥哥，而留下的那一个孩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