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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严 平
1937年8月的一天，母亲匆匆离开济南返回潍坊向家人告别。
此时，整个山东正处于沦陷前的紧急状态中，母亲就读的齐鲁大学高中部南迁重庆，她没有同去，而是参加了济南抗敌后援会的抗日宣传活动。她和同学们打着旗子走在街上，歌声口号声不断地从队伍里冲出来，当她站在街头挥舞着纤细的胳膊讲演的时候，常常禁不住声泪俱下……
走进那所熟悉的宅院时，全家人都闻声迎了出来，姥姥抓住母亲的手又惊又喜地说：你可回来了！外面这么乱，就得赶紧回家啊！走在后面的姥爷却是一脸的不高兴，他冷冷地看了母亲一眼，说：你们女学生到底不行啊！不是说去抗战吗，怎么回家来了？！
母亲回答：这就要走，以后恐怕不能再回来了！说着急忙进门收拾衣物。
那天的情景母亲一生都无法忘记。天气很热，湛蓝的天空中不时有一队队日本飞机飞过，它们飞得很低，隆隆的吼叫声震得门窗嗦嗦发抖，全家人都陷在无望的恐惧之中，久病的大姥姥躺在床上大声呻吟，呆坐房中的大姥爷看着满屋子的古董书画连连叹气，年轻的嫂嫂抱着尚在襁褓中的孩子无声地抹着眼泪……姥姥一边往母亲的衣服口袋里缝钱，一边哭着说：你哥哥走了一直没有消息，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去打日本鬼子呢，鬼子来了，死就死在一起吧……
正在箱子里翻找东西的姥爷突然抬起身子斥责姥姥道：不许这样说，她该去！让她去！说着从箱子里抽出一把祖上留下的长挂刀在手中比划着：他娘的！鬼子来了就和他们拼……话没有说完，就咳嗽得喘不过气来。
那晚，夜幕垂垂，星星在天上闪烁着冷冷的光芒，深受惊吓的一家人终于都睡了，母亲背着包袱悄悄地走出自己的屋子，环视着从小住惯了的院落，那树影遮盖下的屋檐，那被雨水侵蚀的旧窗棂、门槛，闭着眼睛就能摸得到的墙角砖缝……身后的窗户里隐隐地传出娘的叹息，隔壁的大娘还在呻吟，想到假如明天离开娘不知会哭成什么样子，爹又要发脾气……她不敢再多停留，蹑手蹑脚地往外走，把街门拉开一道缝，侧着身子挤出去，又从外面小心地把门关起来，然后转身急急地向着县城东门外的火车站走去。穿过长长的巷子时四周一片漆黑和寂静，她在心里默念着，或许这次就是永别了，或许再也见不到可怜的父母和家人了，眼泪不觉涌上眼眶，忽然间，觉得这个家是那样亲热难舍。
这就是许多年后母亲向我们讲述的当年离家出走的一幕。那个夜晚决定了母亲一生所走的道路，也使母亲留下了终生的遗憾。母亲爱提起那一天，还特别爱说姥爷的那句“你们女学生到底不行啊”，每次讲到这里，她的语气都特别重，她的眼神也显得有些朦胧，像是又看到了几十年前的那个站在家乡院子里愤懑又带着挖苦神情的姥爷。若是在吃饭时提起这桩往事，母亲就会停下筷子，那时候，她的表情就变得格外复杂，好像是感叹，又好像不服、不满、不信，还有许多说不清的什么……只是，母亲讲话的时候我们多数并不在意，对这些近乎成了老生常谈的事，似听非听，也有些糊涂，她好像在控诉家庭的封建统治，又分明怀着很多割舍不断的感情，而那个说起来似乎很穷的家同时又那样讲究、要面子……这和我们平时所接受的一切都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看问题都套不上，我们弄不清，也不想弄清，转脸就谈论别的事情去了。又过了些年，我才发现，那遥远年代的影像似乎在不经意间早已被母亲镶嵌进我们的心里。
母亲王育新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祖上十余代都是读书人。她的祖父是前清举人，父亲一辈只有兄弟两人，大伯父也就是我称之为大姥爷的是前清秀才，曾在多个地方做官，后辞官以教书为业，一生勤勉治学，擅长文墨诗词，有诗编入潍坊名人诗集。我姥爷的运气似乎不好，他做过一段曹州府的师爷，因意见不合拍了桌子甩手不干了，常年赋闲在家，嗜酒如命，喝醉了就骂人、骂世，颇有穷困潦倒之态。曾外祖父去世后，大姥爷和姥爷重情义发誓一辈子不分家，这个大家庭就依着祖上所传的遗产和大姥爷的收入维持下去，过着不很富有也并不贫困的生活，虽无什么田产，却直到“文革”前还遗有“缥缃千卷牙弧蛑帷薄！�
在这个属于两兄弟的大家庭里，大姥爷常年奔波在外，连娶三任妻子都不幸早逝，姥爷不管家事，姥姥就理所应当地成了掌管家庭经济命脉和诸事的总管。姥姥出身于富裕人家，是个精明强干的女人，她很快就把个二十多人的大家管得井井有条，成为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在母亲看来，姥姥之所以能够管理有序，是靠着封建礼教的力量，而这也正是促使她离开家的根本原因。
母亲这一辈共有六男二女，她排行老八，上面的几个哥哥都忙着在外面做事，且多数寻花问柳，有的娶了小老婆，有的索性弄个情人金屋藏娇。在这个已不富有却顽强地延续着礼教传统的家庭里，排在第一的是姥爷们，下来是儿子们、孙辈们，生活在最下层的永远是媳妇们。母亲眼见留在家里的嫂嫂们过着孤独愁苦的日子，她们移动着三寸金莲每天忙来忙去，活做得很多，吃得最差，总是受气，还要千方百计取悦男人，所有这一切都在她年幼的心中埋下了阴影。母亲虽是女孩，终因年龄最小受到宠爱，她顺顺当当地上了小学，受新文学影响读了不少小说，越发对封建礼教反感透顶，对这个家充满了厌烦。让她感到奇怪的是，家中明明是女人掌权，受苦受累的仍然还是女人。为此，她总是站在嫂嫂们一边和姥姥对着干，姥姥分配给各屋的东西等级不均也常常被她在送去的途中掉包，嫂嫂们喜欢她，称她“小姑贤”。
让母亲更加难过的还有她的姐姐。母亲唯一的姐姐排行老四，她生得娇小玲珑，眉清目秀，很早就顺从媒妁之言嫁人了当地豪门，当上了少奶奶。但日子依然不好过，在那个上有公婆下有小姑小叔、男役女仆一大堆的家庭里，矛盾重重，姐姐很难处理好那些复杂的关系，虽然她一个接一个地为那个家族生着孩子，却总是因为种种事情受到婆婆的训斥和他人的欺负，她备感委屈。
母亲记得很多次姐姐回娘家的时候，都是躲在娘的屋里哭诉，那低低的抽泣让只有十几岁的母亲感到压抑又气愤，这时候娘就连连叹气，赶紧指使嫂嫂们给姐姐的丈夫孩子做各种衣物往回带。嫂嫂们放下手里的事情一边小声地发着牢骚一边赶紧做活，生怕受到婆婆的责骂。每当看到这一切，母亲就有种说不出的烦闷，姐姐拉着她不停地抹眼泪，她觉得柔弱的姐姐真是又可怜又没有出息。她常常挣脱姐姐的手跑出去，隔壁邻居家架着秋千，她郁闷了就坐在那里，把自己慢慢地荡起来。她荡秋千的本领很大，双手紧紧地把握着绳索，不一会儿就能让自己飞起来，她飞得很高，高得平了秋千的横梁，高得像要冲上屋顶，飘向蓝天，只有在那一阵阵地上下起伏迎风飘荡中，她好像才能把那些压抑和烦恼抛到身后。
母亲在姐姐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前景，那前景让她不寒而栗，她表示坚决不裹小脚，不嫁人。山东人习惯早给女孩子找婆家，此时，已不断有人上门说媒，母亲索性申明，如要她像姐姐那样嫁人，她不是死就是走！姥爷姥姥谁也拿她没有办法，终于，她怀着“逃离”般的心情，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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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五舅到济南读中学去了。
母亲的姐姐一生并不顺利。公婆先后离去后，她过了一阵舒坦日子。丈夫做了伪县长，家中荣华富贵应有尽有，回娘家时坐着洋车，穿着呢子大衣、皮袄，脚下是尖头皮鞋，身后还跟着背着枪的勤务兵，好不威风。她的丈夫先是给日本人帮忙，后又为共产党做事，在解放广饶的时候立了功；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把他抓到济南吃了不少苦头，共产党又出面把他放了；解放后他当了政协委员，“文革”中又被吓死了。在这反反复复大起大落的过程中，母亲的姐姐始终也弄不清这其中的门道，她只是顺从着丈夫，丈夫得意时她享受，丈夫倒霉时她受苦，丈夫最终被吓死，而她也就背着种种的罪名过着孤独难熬的生活。
母亲说起这些来总是哀叹姐姐没有读书，没有文化，没有自己的追求，一辈子只知道生孩子，顺从丈夫，是一个没有独立性的女人，而她正是看到了这种悲哀才立志离开家庭的，她说自己和姐姐是走了两条路的人。听着母亲的述说我却不止一次地在暗中揣测，那个传说中柔弱美丽的女人究竟是什么样子？听亲戚们说，母亲解放那年曾匆匆路过潍坊，身后也跟着背着枪的警卫员，引起了邻里们的议论，他们想起了王家另一个女人曾经的风光，不禁感叹道：“王家的女人回来都背着枪！”
母亲和她的姐姐，她们之间有什么相同吗？又有什么不同？我真的很想知道。
上世纪三十年代，母亲做出了和她姐姐截然不同的另一种选择。
她跟着五舅到了济南，一门心思投入了学习，在她看来，只有读书才能摆脱姐姐和嫂嫂们的命运。凭着她的聪明好学，很快就成了全校总考第一的学生，并且因此而出名。那时候，学校为成绩最好的前三名学生免学费，结果母亲每学期都获得全免，家里原放话出来说如果不行就立刻叫她回去，见状也只好不再说什么。母亲在建国中学毕业后考取了齐鲁大学高中部，那是一所教会学校，学费较贵，母亲因为她的才学再次崭露头角，一位美国教师热情推荐她和一名男生去美国留学。可是这时，抗日战争爆发，一向渴望上学的母亲已经无法安心读书了，她觉得上大学、留洋都拯救不了国家，于是毅然放弃留学的机会，在五舅的影响下参加了抗日活动。那个男生走了，后来就留在了美国。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是八十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向远赴美国的姐姐谈及此事，使我们在恍然中看到母亲曾经有过的那段梦一样的时光。她曾经是一个出类拔萃吸引着众多人目光的少女，生活在她面前展开了一幅五彩的未完成的图画；她曾经满怀憧憬来到海边遐想，当海风吹拂着她修长的身体时，她的心也鼓起希望的风帆。即便是战争来临的那一刻，她也有着多种改变命运的可能，她可以远渡异国，待战争结束学业有成荣归故里，也可以和学校一起南迁重庆，继续自己未完成的学习……然而，她都放弃了，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参加战争。时代的巨浪翻卷，带走了一代人的青春，要不是多年后一位老朋友通过母亲寻找当年去了美国的那个同学，或许她永远都不会提及往事。
几十年前的那个秋天，当秋风起秋叶落满地的时候，母亲和同学们手拉着手，脚跟着脚，相互搀扶着登上了巍峨的泰山。山上的柿子已经红了，谁也没有心思去动那柿子，更没有心思去欣赏那些风景古迹。他们住在山腰上，每天到泰安城里宣传抗日，远近的百姓不断地聚集而来，人越来越多，母亲每次都讲得汗流满面痛不欲生。一个月后，他们终于要撤离了，下山的时候，经过那些已经熟悉的石屋，一个经常出来问长问短的老大娘听说他们要走急忙端出水来，母亲喝过水，大娘抱住母亲哭道：闺女啊，这么年轻，身子又单薄，怎么能去打鬼子呀……老人那满脸皱纹、那凄苦的神情，让母亲又一次想起日日夜夜期盼着自己回家的娘……
母亲没有回头，从那里，他们沿津浦线向西，步行、拦火车一路颠簸到达陕西潼关，又过黄河到风陵渡进入临汾地带。母亲人了党，见到了杨尚昆和李伯钊，并接受他们的派遣到阎锡山部队进行政治宣传。第一次见到李伯钊母亲印象很深，“个子不高，敦壮，完全男式装束，极短的头发”。她立刻就喜欢上了那种完全男性化的装束，在她看来那就是男女平等的一种象征。母亲怀着欣喜的心情脱下了学生装穿上了军装，她很瘦，肥大的衣服套在身上很不合体，但用皮带在腰里一扎，却觉得十分精神，比什么装束都美丽，她也把头发剪得短短的，戴上帽子几乎看不出是女生，她希望自己像个男人似地投入战争。
那半年多的生活充满了惊险，他们到阎锡山的队伍去宣传，惊讶地看到不少官兵都是靠两杆枪过日子——打仗的枪和烟枪。母亲负责六十六师三四一团的宣传，和那里的官兵熟悉起来后，又觉得他们很不简单。一天夜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