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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光焰照诗坛
■ 刘梦芙
钱仲联先生享年九十六岁（1908… 2003），在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诸方面，都取得重大成就。著名学者王元化称“钱先生是当今中国文化的弥足珍贵的国宝级人物”；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亦云：“现在被尊奉为大师的似已多起来了，而真正的大师却珍稀如凤毛麟角。钱仲联先生是其中的一位”。诚哉斯言。在二十世纪学术界，钱先生是足可与王国维、马一浮、陈寅恪、钱穆、钱锺书诸家相提并论的国学大师，是“百科全书”式的鸿儒。尤其是在诗学研究方面，其范围之广，难度之高，贡献之大，前无古人，后罕来者。
钱先生治学淹贯闳通，涉及多种学科，著述多达六十余种，而最令人瞩目的成果则是古典诗文集的笺注和校勘，有《鲍参军集补注》、《山谷诗任注补初稿》、《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李贺年谱会笺》、《剑南诗稿校注》、《后村词笺注》、《吴梅村诗补笺》、《沈曾植集校注》、《人境庐诗笺注》、《钱牧斋全集》（标校）、《海日楼札丛》与《海日楼题跋》 （编校）、《陈石遗诗论合集》（编校）共十多种，就内容而言，跨越了南北朝、唐、宋、明、清到近代各个历史阶段。诸著无论是创注 （陆游、沈曾植、黄遵宪诗注、刘克庄词注），还是补注、集释、编校，无一不是功力精深之作，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其中如《剑南诗稿校注》共8册近280万字，注陆游诗 9200余首，王蘧常先生叹为“并世无人敢措手”；而沈曾植《海日楼诗》博涉经史百子、金石舆地、书画乐律、佛道二藏，其典奥艰深的程度远越历代诗家专集，钱先生悉为注出。著名学者张尔田称“硕夥纤屑，昭晰无隐”，比之于“施、顾之注苏，任、史之注黄”。（《海日楼诗注序》，载《沈曾植集校注》上册，中华书局2001年12月版）注黄遵宪《人境庐诗草》，是钱先生青年时代奠立学术地位的开山之作，钱锤书先生《谈艺录》誉为“精博可追冯氏父子之注玉溪、东坡”，并在《文学研究》发表专文，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认为完全可以取代以前的一切韩诗旧注。
钱先生学问之淹博深邃，固为近世罕有，而于清诗之研究尤称绝学。历来认为诗至唐代已臻顶峰，唐以后诗则每况愈下，明七子即承严羽《沧浪诗话》之说，大谈“诗必盛唐”。近代学者如章太炎说唐以后诗“语不足诵”；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之诗……后世莫能继焉”；鲁迅说“一切好诗，到唐已经做完”；文廷式、梁启超同样认为清诗不足取。这些观点，在学术界影响甚大，现当代人著各种文学史，纷纷耳食， 对清诗普遍评价不高。钱先生对清诗（包括近代诗）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撰写大量论著，以精密的考证、充实的论据、全方位的比较和阐析，指出清诗的总体成就“超越元明，抗衡唐宋”，推翻了上述诸家的结论。先生十九岁时，即在《学衡》杂志发表《近代诗评》，以骈文体式，纵论清末民初各种诗派。 1936年完成专著《梦苕庵诗话》（齐鲁书社 1986年出版，收入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系统详论清代尤其是鸦片战争后晚清名家与作品，介绍与考订有关诗史价值之杰构，并论及民国诗人诗作，论述作家百余人，作品在千首以上。自八十年代初至1999年，陆续出版《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齐鲁书社）、《梦苕庵论集》（中华书局）、《当代学者自选文库·钱仲联卷》（安徽教育出版社），诸书大部分篇幅皆论述清代诗词。近百年来，没有哪一位学者像钱先生这样，在清诗研究方面付出如许心力，称为一代开山巨手，当之无愧。他主编的《清诗纪事》共11卷一千多万字，钱锺书称为“体例精审，搜罗宏博，足使陈松山却步，遑论计、厉……仲联先生自运，卓尔名家，月眼镜心，必兼文心史识之长”。“钱先生与诸君子之愿力学识，文史载笔，当大书而特书，举世学人受益无穷”。 （《钱仲联学述》，第97~9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周振甫、季镇淮、程千帆、王元化等学者亦纷纷赞誉。自1990年至1998年，《清诗纪事》连续四次获全国图书一等奖，闻江苏古籍出版社近日将重印。
钱先生成就之卓绝，还体现在诗词与骈、散文创作方面，与其文学研究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而这方面的成就，似乎还未引起学术界充分的关注。
钱先生出身于旧时代士大夫家庭，家学渊源，钱先生自髫龄即学为诗，所著《梦苕庵诗》，从十五岁时（1922）开始存稿，二十四岁时（1931）与王蘧常（瑗仲）合刻《江南二仲集》行世，获得当时著名诗人许承尧、张鸿、陈诗、陈衍、杨圻、金天羽的高度评价。陈衍采其诗人《石遗室诗话续编》，金天羽称为“才雄骨秀，独出冠时，老夫对此，隐同敌国”（《梦苕庵诗词后记》，钱学增撰，广东南社研究会编印本，1994年4月版），并为1937年无锡国专排印本《梦苕庵诗》三卷作序，勉励钱先生开创诗国大业，“图王即不成，退亦足已称霸”。此后钱先生虽致力于学问，但作诗坚持不懈，中年又开始填词。至1994年，广东南社研究会编辑排印《梦苕庵诗词》，收诗7卷共1427首，词1卷共58阕。而1994年至2003年这十年中，钱先生又创作了大量诗篇，未曾人集，有待搜辑。钱先生为诗终其一生，长达八十余年，就这一点而言，于他同辈的学者中，无人可及。
《梦苕庵诗》的早期作品以吟咏山水为主，风格清隽灵秀，“心情生活与山水背景相适应，诗作幽雅精致，艺术可算早熟”。 （《钱仲联学述》，第9页）1931年秋，日寇侵占东j匕三省后，钱先生的诗风开始发生变化，在笺注晚清诗歌革新的代表、爱国诗人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的同时，写出大量愤慨国事的作品，悲壮激越。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日军全面侵华，钱先生携眷随无锡国专西迁，“远走湘桂粤港，所为诗意境益恢”，纪述抗日战事与万里流亡的旅途生活，兼写雄奇绚丽的山水风光，力作殊多，足以上继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所作系列名篇。尔后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诗中突出反映国共内战及“文革”期间的重大时事，寄托苍凉郁勃的忧世情怀，诗歌的思境与艺术，均达到一个时代的高峰。拨乱反正后以至改革开放时期，诗人进入晚年，诗笔渐趋平淡，但骨力不衰，时有雄篇杰句。一部《梦苕庵诗》，气象恢宏，内涵深广，充分抒 写二十世纪中国知识人士饱经沧桑血火的苦难历程与心灵悲感，堪为一代诗史。
钱先生全面继承传统诗艺，广挹百家精华，“一法不舍，一法不取”，变化神明，宏开新境。一般诗人或学唐，或学宋，或上法汉魏六朝，于元明清三代诗缺乏深入的探索，甚至不屑一顾。钱先生则不然，“少年为诗，即力探柳子厚、陈简斋、姜白石、谢皋羽、阮石巢、厉樊谢诸家之奥”（《梦苕庵诗词后记》，钱学增撰，广东南社研究会编印本，1994年4月版）；青壮年时期除取法杜甫、韩愈、李贺、李商隐、陆游、元好问等唐宋金元诸大家外，对有清一代诗人如钱谦益、吴伟业、钱载、黎简、黄景仁、王昙、郑珍、龚自珍、姚燮、黄遵宪、丘逢甲、金天羽以及“同光体”魁杰沈曾植、陈三立、郑孝胥等人之诗皆汲其神理，为我所用，古近体长短篇无一不工，形成沉雄博大、瑰丽多彩的创作风格。钱锺书先生评《梦苕庵诗》“天海伟观，一集兼备”，（《钱仲联学述》，第47页）谓兼有金天羽《天放楼诗》与沈曾植《海日楼诗》之特色，片言居要，精切不移。其次，钱先生渊博的学养既用于笺注前人诗，又服务于自家创作，诗中大量融化经史子集、释道二藏的事典，万象森罗，百灵奔赴，使诗之意境更趋含蓄沉厚，风格典雅高华，合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二而一之。文廷式所言“照天腾渊之才，茹今涵古之思，磅礴八极之志，甄综百代之怀”（文廷式《云起轩词·自序》），在钱先生诗中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笔者近二十年来阅读的现当代名家诗集不下数百种，其中像钱先生这样集古今之大成者，寥寥数人而已。《梦苕庵诗》的总体成就，无论是与两千年来历代诗家做纵向比较，还是与同时的二十世纪传统诗人作横向比较，堪居第一流大家之列。
《梦苕庵文存》收入用文言骈、散体撰写的各类序、跋百余篇，既是深蕴卓识的学术论文，又是艺术性极高的美文。骈文如《海日楼诗注自序》、《道藏源流考序》，散体如《全清词序》、《闲堂诗存序》、《固庵文录序》、《选堂诗词集序》等，评章学术，考镜源流，胜解澜翻，精义叠出。文风一如诗词之奄有众美：散体气格之雄峻奔放如韩昌黎，笔势之浑灏流转似苏东坡，而议论风发、藻采橘丽又若钱蒙叟。骈文更是用典浩博、属对精工，融六朝、唐、宋、清文名家之英华于一体，鳌掷鲸哇，云蒸霞蔚。与钱先生年辈上下的学人中，如沈轶刘、钱锺书、饶宗颐诸先生，作骈散文均称高手，但气象、笔力皆稍逊梦苕庵一筹，读者试取诸家文细较可知也。
我国三千年来的古典诗学，正是一个创作学的体系，学问从创作中来，升华为理论，又去指导创作，这与历代先哲强调知行合一的观念密切相关，用现代语来说就是实践出真知。诗词是文学中的文学，是语言高度凝炼的精华，其思想、情感、格调、神味，全靠词句、典故、对仗、平仄音韵等外在的形式来表现。如果研究者缺乏创作甘苦的体验，未得诗之三昧，其鉴赏批评必然难以切中肯綮，甚至不能区分作品的高下优劣，理论流于空谈谬说。时下各类书刊、鉴赏词典中的大量泡沫文章，多是不能作诗者笔下的产物。对当今学术界漠视诗词创作以及理论中出现的弊端，钱先生在《学述》中畅谈切身经历，并提出严肃的批评：“我终身孜孜不倦地探究追求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作诗填词成为我生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看来，旧体诗词并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已经生机断绝，濒于熄灭，将被新体诗所替代。理由是自绩溪胡适之先生倡导新体诗以来，新体诗卓然可与古诗人所作争胜者未见。而新体诗人之前驱如俞平伯、沈尹默诸先生，寝假而辍不复为，转而从事旧体诗之写作矣，写之乃弥 工，兹是证古诗之生机尚存，如人之老当益壮也。此外，诗歌创作不仅是抒情言志的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是文学研究尤其是我一直从事的诗集笺注工作的必要基本工夫……眼下有些人号称鉴赏诗、注释诗、研究诗而不通音律，不能为诗，甚至不辨平仄，致使其对诗歌的理解和阐说往往是雾里观花，隔靴搔痒，有时还会闹出常识性的笑话来。这样的教训是应该记取的。因此，我作诗填词，为骈散文，终身不辍。”（《钱仲联学述》，第58、59页。）由此可见，钱先生在学术上之所以成就超卓，始终不离文学创作，是重要的原因。饶宗颐先生说：“一切之学必以文学植基，否则难以致宏深而通要眇。”（《固庵文录》第279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这是确凿不移的真理。前辈学者的业绩，已有充分的验证。而建国后培养的中青年人文学者，失落了创作与理论相结合的传统，即使适应时代风气，在治学方法上有所更新，建构了不少所谓体系，总体成就却远远达不到大师的境界。
笺注、考证之学，到清代蔚为大宗，钱先生承接这一传统而发扬光大之，但与皓首穷经、重道轻文的学究们迥然异趣。仲联先生既具有渊博的学养，更以第一流大诗人的慧心卓识来论诗、选诗，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