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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不是屡言之乎，权势崇拜狂会使友谊变质，刘进吉先生后来辞掉民政厅长之职，写了一封信，派他的大儿子刘颐伯先生去找把兄弟谋一个差事，书上曰──
「刘颐伯到了武昌，见过总督，呈上书信，湍多欢总督问长问短，异常关切。官场上的人，最敏感不过，因见总督对刘颐伯如此关切，大家齐说：『刘某人不久一定就要得差啦。』就是刘颐伯，自以为靠着老太爷的交情，大小总有个事情当当，不会久赋闲的。那知一等等了三个月，总督见面，总是很要好，可是提到差使二字，却没得下文。刘颐伯也託过民政厅长，替他吹嘘，湍总督说：『一来谁不晓得我同他老人家是把兄弟，二来他年纪轻轻，等他阅历阅历，再派他事情，人家就不会说我闲话了。』刘颐伯也无可如何。」
──请注意「异常关切」，「人家就不会说我闲话了」，这些是专门用来塞嘴的，恁是谁被这么一塞，都说不出一个字。
俗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刘进吉先生丢了民政厅长不说，家里又遭了一场大火，那时候还没有保险公司，烧了等於白烧，金银财宝，化为乌有，万般无奈，只好悲悲惨惨，到武昌去找他的把兄弟，书上曰──
「此时老头子还以为总督湍某人，是他的把弟，如今把兄落了难，断无坐视之理。一到武昌，就坐了轿子，拄了枴杖，上总督衙门求见。他此时不做官的人了，自以为可以脱略形骸，不必再拘官礼。见了面之后，满口『愚兄』、『老弟』，别人听了，甚是亲热。岂知湍多欢心上，大不为然，见了面，虽然是你兄我弟，留茶、留饭，无奈等到出了差事，总是轮不到刘颐伯。有一天，刘进吉急了，见了湍总督，说起儿子差使，湍多欢道：『实不相瞒，咱俩把兄弟，谁不晓得。世兄到此，未及一年，小差事委了他，对你老哥不住。要说委名优差，又恐怕旁人说话，这个苦衷，老哥不体谅我，谁体谅我呢？老哥尽管放心，将来世兄的事情，总在小弟身上就是了。』」
这下子刘进吉先生才大梦初醒，知道节骨眼在那里，只好把金兰谱缴回，书上曰：
「不过所有的东西，早被长沙一把大火都烧掉了，各样值钱的东西都没抢出，那里还顾那副帖子？刘进吉见帖子找不着，心中发急。幸亏刘颐伯明白，晓得湍总督一个字都不会写，这帖子一定是秘书代笔的，现在只须託个人，把他三代履历找出来，照样誊上一张，只要是他的三代履历，他就不好不收。刘进吉想想，没有别的法子，只好照办。」
──坏就坏到老实人这两个「自以为」上，这就叫做不识相，第一，自以为大傢伙仍念贫贱之交。第二，自以为可以脱略形骸，不拘官礼，以交论交。呜呼。
书上曰：
「恰巧总督府有位秘书（文案）陆先生，是刘颐伯的同乡，常常到刘家走动，刘颐伯就託了他，陆先生道：『容易得很，总督的履历，我统统晓得，新近他还同驻防荆州的某总司令（将军）换了一副帖，也是我写的，只要你父亲同他换帖的年纪记清，不要把年龄写错，那是顶要紧的。』刘颐伯喜之不尽。」
──友情也者，原来是要放到天平上秤一秤的，必须两头的权势一般大，才能成为生死之交。如果有一头忽然小啦，也就吹啦。湍多欢先生又跟总司令结拜把兄弟矣，过些时有一个傢伙忽然升啦，或有一个傢伙忽然垮啦，不知道又要谁向谁缴回帖子也。权势崇拜的癎癫狂竟然把五伦之一的友情，侵蚀成这种样子，真使人毛发齐竖。
书上曰：
「次日一早，父子二人，一同上院，老子缴还宪帖（金兰谱），当由秘书老爷（巡捕）进内回明。湍总督接了帖子，笑了一笑，也不说什么，也不叫请见，父子二人只得出来，怅怅而回。」
──好一个「笑了一笑」，神来之笔。
「湖北省最高法院（臬台）次早上院，代向湍总督求情，湍总督笑着说：『从前他儿子不在我手下，他不还我这副帖子，倒也罢了。如今既然在我手下当差，被人家说起，我同某人是把兄弟，照应他儿子，这个名声可担不起，所以他这回来还我帖子，我就不同他客气了。』院长（臬台）说：『刘颐伯的父亲年纪大了，一身的病，家累又重，自从遭了一场大火，家产一无所有，请求总督看他老人家分上，赏他一个好一点的差事，也好藉此养老。』湍总督说：『这还用说吗？我同他是什么交情，你去同他讲，他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教他放心好了。』」
──离婚手续一办，恩爱夫妻的柔情蜜意，就化为过眼云烟。金兰谱一缴，把兄弟的铁肩道义更加一笔勾销。但因为刘进吉先生缴得太不痛快，他应该第一次就缴掉了的，这种不开窍的举动，被湍总督那么一逼，才就了范，实在不够漂亮。湍总督虽然收下帖子，虽然宣传曰：「我同他是什么交情？」但余恨难消，所以对「他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那位儿子，仍卡住头皮，没有差事。
友情既然都是用天平秤的，人与人间──尤其官与官间，被酱得没有纯洁真挚的感情，不但自己没有，也绝不相信别人有。
一盘散沙
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多少都有点崇拜权势的，但似乎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从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对权势这么癫狂，和这么熔入骨髓。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也多少都有点自私的，但同样的也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么自私到牢不可破。这话听起来有点愤世嫉俗，说出来也觉得危机四伏，可能惹起爱国裁判大怒，乱吹哨子，不过理是应该说的，不是应该怒的也。
有一种现象大家无不乐于承认，那就是，中国同时也是一个很聪明的民族，身在番邦的中国留学生，无论留日的焉，留美的焉，留英的焉，留法的焉，学业成绩，差不多都比该本国学生拔尖。辜鸿铭先生在英国学海军，他的分数远超过日本留学生伊藤博文先生；蒋百里先生在日本学陆军，学科兼术科，都是该期第一名；日本人那时候比现在还要小气鬼，忍受不了外国学生的优越成绩，才把他阁下挤下来。这些是远例，近例最惊天动地的，莫过于围棋大王吴清源先生和围棋小大王林海峰先生，在日本本土，横冲直撞，所向披靡，固然是日本棋坛的优美环境所致，但更是中国人的先天智慧所致也。如果一定说中国人的聪明超过洋大人，似乎吹牛，但至少有一点，中国人的聪明绝不亚于洋大人，应没啥争议。──中国同胞沾沾自喜，当然没啥争议，就是洋大人，甚至三Ｋ党，都不能说中国人聪明差劲，大不了说中国人群体差劲。洋朋友往往把中国人叫做东方的犹太人，当然是轻蔑，但同时也是一种敬意和畏惧。犹太人最惹人咬牙的不过一毛不拔罢啦，而其他方面的贡献，若宗教，若科学，若艺术，无不震古烁今。试看世界上经济大权，不是握在犹太朋友手中乎？基督教的开山老祖耶稣先生，不就是犹太人乎，现代科学巨星爱因斯坦先生，不也是犹太人乎。
──犹太人自以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这话我老人家实在不舒服兼不服气，可是看看犹太人的表现，无论是个人的和民族的，硬是真有点像上帝的选民。这两天中东战争就够叫座啦，十四个庞大的阿拉伯国家围攻一个芝麻绿豆大的以色列，一会这国宣战啦，一会那国宣战啦，一会这国跟美国绝交啦，一会那国跟美国绝交啦，好像有雷霆万钧之力，其实不过一群小娃坐在幼稚园瞎起哄。而埃及总统纳瑟先生，身兼全体阿拉伯国家的总司令，宣称要用橡皮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擦掉，结果不出三天，被以色列打得落花流水，最初还嘴硬绝不停战，第二天就软啦，盖再不停战，埃及的坦克部队就剃头的拍巴掌矣。
我们不是在这里评论国际现势，而只是说犹太人实在是各方面都了不起，洋大人说中国同胞是东方的犹太人，固可当之无愧也。而且无论如何，中国人要比犹太朋友大方，这跟中国人好「面子」有关，「面子」虽不足取，但中国人硬是比犹太朋友大方，洋大人再生气都不好意思不承认。
中国人是聪明的，但这聪明却有一个严重的大前提，那就是必须「一对一」，在个别的较量中，一个中国人对一个洋大人，中国人是聪明的，好比说吴清源先生和林海峰先生，单枪独马，就杀得七进七出。可是一旦进入群体的较量，两个中国人对两个洋大人，或两个以上的中国人对两个以上的洋大人，中国人就吃不住，顶不过啦。孙中山先生曾感叹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呜呼，用中国的一个沙粒跟洋大人的一个沙粒较量，中国的沙粒不弱于洋大人的沙粒，但用中国的一堆沙粒跟洋大人一堆沙粒做成的水泥较量，水泥可是硬得多矣。
一盘散沙的意义是不合作，我们说不合作，不是说中国人连合作的好处都不知道。咦，不但知道，而且知道个彻底。酱缸蛆先生忽然发了罡气，他能写上一本书，引经据典，大批出售古圣古贤以及今圣今贤关于合作的教训。柏杨先生如果也发了罡气，我同样也能引经据典写上一本书──不但写上一本书，简直能写上一火车书。但问题是，不管经典上合作的教训如何茂盛，那些教训只止于印到书上，行为上却不是那么回事。
第一是保护自己
圣人曰：「知而不行，不为真知。」仅知道合作的重要，而不能在行为上合作，就不算真知道。仅了解团结就是力量，而不能在行为上团结，就不算真了解。毛病似乎不出自中国人本性，而出自大家吃儒家学派的药太多啦，吃得跟柏杨先生尊肚一样，害了消化不良之疾。盖儒家在原则上只是提倡个体主义而不提倡群体主义的也。孔丘先生对那些「有教无类」的二级圣人，教来教去，固然也涉及到群体行为，但涉及的份量却比蚌壳里的珍珠，还要稀而且少，大多数言论都是训练个体的焉。儒家最高的理想境界，似乎只有两个项目，一个项目是教小民如何的藏头缩尾，国家事管他娘，而只去维护自己的身家财产；用一句成语，那就是「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鼓励中国人向社会上抵抗力最弱的方向走。另一个项目则是求当权派手下留情，垂怜小民无依无靠，用御脚乱踩的时候，稍微轻一点；其成语曰「行仁政」。
孔丘先生有一段话，是躲祸消灾的最高准则，其语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翻译成白话，就更明白啦：
「危险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危险的社会，千万不要住。天下如果太平，就出来弄个官。天下如果不太平，就赶紧保持距离，能溜就溜。国家大治，而你却没有弄个官，丢人；国家大乱，你却弄了个官，也同样丢人。」
这段「圣人教训」充满了聪明伶俐，和见风转舵，人人变成了滑不溜丢的琉璃蛋。别人把天下打太平啦，他就当官，等需要大家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他却脚底抹油，便宜事教他一个人占尽啦；把儿子女儿送到美国「传种」的老头老太婆，大概就是儒家的正统，可当孔孟学会理事矣。在势利眼里，只有努力适应，努力使自己安全，「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知识份子连稍高一点的地方都不敢去，则对政治的腐败，小民的疾苦，事不干己，看见啦就假装没看见。盖看见啦难免生气，生气啦难免要嚷嚷，嚷嚷啦就难免有祸事。呜呼，儒家的全部教训中，很少激发灵性，很少提到权利义务，很少鼓励竞争，而只一味要他的徒子孙徒，安于现状，踌躇满志。啥都可干，就是不可冒任何危险。所以孔丘先生谁都不赞成，只把穷得叮叮当当的颜回先生，当成活宝，努力赞扬他的安贫气质，却不敢进一步研究研究使这位二级圣人穷成这个样子的社会责任，更没有想到应如何去改造这个群体的社会，而只是瞎着眼教人「穷也要快乐呀」，一旦每个中国人都这么快乐，国家民族就堕落到原始社会矣。
国立台湾大学堂「一读者」先生派了专差，送来一封简单的信，问曰：「请赐释个体是什么？个人是什么？二者似应为一。如分，如何分？」跟此信先后来信的还有十几位一先生和一位李云先生。但愿台湾大学堂的一先生只不过借用台湾大学堂的信纸信封，而不是真的大学生，不幸而真的是大学生，也千万别是政治系的，不幸又是政治系的，甚至楣运当头，更是政治系的教习老爷，那就要糟啦。
柏杨先生晕晕忽忽，说个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不同，简直有点林语堂先生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