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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上说，爱新觉罗？弘历先生听啦，大悦。
乖
爱新觉罗？弘历先生「大悦」，我想他一定没有仔细想一想，如果仔细想一想，恐怕就很难「大悦」啦。萨赖尔先生唯然顺着他阁下的意思，指出准喀尔汗国必亡，但必亡的原因却是：「仿效汉习」。汉习是啥？「长跪请命」是也，往往一声咳嗽，就决定生死，在这种情形下，其危亡「可立待也」。而爱新觉罗？弘历先生自己就是搞的这种场面。
对权势的绝对崇拜，一定产生奴才政治和畸形道德，没有是非标准，而只有和是非根本风马牛不相干的功利标准。京戏上《四进士》，宋士杰先生官司是打赢啦，但他却反过来被判充军。他的罪名不是他没有理，而是他的理太大，告垮了四位大官。史书上这种混账作法，多如猴毛，小官弹劾大官，真赃实据，大官虽然砸了锅，小官也得卷铺盖，主要的是恐惧别人对权势也不崇拜，把酱缸敲破了也。这种观念一直遗传到今天，都没有澄清的象迹，──盖「此风不可长」，君不见寒爵先生跟苏雪林女士打笔仗乎？打仗的结果，苏雪林女士到处哭诉，于是，寒爵先生的麻烦就大啦，大家一致责备他不该直打穷追，把他阁下责备得狼狈万状。有一次柏杨先生在一个茶会上，就恰好遇到这个话题，一批「德之贼也」的人物，纷纷说寒爵先生的不是，我老人家忍不住问曰：「各位老哥，你们看了双方面的文章乎？」有的说没有，我曰：「你没看就下断语，这算那门子亲戚欤？」有的说看啦，那么就文论文，就理论理，到底是谁站住？谁站不住？「德之贼也」用手摸了半天嘴巴，呻吟曰：「寒爵虽然说得对，但苏雪林女士这么大的年纪啦，孤苦伶仃一个老太婆，应该敬老呀！」呜呼，原来不是理的问题，而是老的问题，苏雪林女士是老作家，没人否认，即令笔墨官司打输啦，也没人因之减少一分对她的尊敬，反而是她用的种种怪招，如猛写黑信告密寒爵先生思想有问题，就使人不服。然而「德之贼也」却是不讲理而讲老的，只要老啦也就有了理啦，而老是一种权势的象征──不是本义上权势象征，别查古书查字典抬杠，而是传统上和心理上权势象征。中国知识份子不但对权势盲目顺服，反而嗲将起来，发明一些理论，使权势份子觉得那种乱搞是既合理又合法，既顺天又应人的，在这种无边无涯的糟蹋斲丧之下，中国人的灵性，无？类矣。
导演秦剑先生，去岁（一九六六）由香港来台湾养病时，有一次前去看望，碰上他正对一个年轻小子发脾气，我老人家问他干啥这么旺盛，他曰：「我讨厌透了你们这里暮气沉沉的面孔，任何一个小子，进得门来，就一脸惶恐，双腿并拢，请他坐他不敢坐，请他说话他半天蹦不出一个字，好像我是大爷，他是孙子。看俺香港来的学生，哪一个不活活泼泼，侃侃而谈，我们社会地位虽有高低，学识虽有大小，人格却是一样的呀，老家伙大家伙的见解，也不见得高明呀。大大方方并不影响对一个人的尊敬，为啥要那么畏畏缩缩，一点都不开朗？」
秦剑先生是一个豪爽的朋友，他超越的见解和直言直语，使我激动很久很久。不过问题是，他在台湾只住了三个月，便回香港打他的离婚官司，如果长住下去，我想他的感触恐怕会一天比一天小矣。小到最后，可能索性根本没有感触也说不定。盖日子一久，见惯了蹶屁股鞠躬，偶尔有个不蹶屁股鞠躬的，可能觉得真他妈的刺眼。怎么，你不服我呀！而他目前只是一个客人，「德之贼也」还可能有雅量恕他年轻无知，如果他在中国生了根，而仍然坚持着挺直脊梁，要跟「德之贼也」一般高，恐怕饶不了也，为了事业，恐怕他自己难免也要蹶屁股鞠躬。
我们对儿童的教育，似乎从小就训练他们对权势崇拜，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种人简直应在他屁眼里塞一根酱萝卜。对孩子最大要求是「肖我」，对不成材的孩子，一开口就骂他「不肖」。肖者，像也。意思说儿子必须像老子，才算理想的国家主人翁，如果不像老子，就是罪大恶极。发明这种想法的人，也真得狠狠打四十大板。呜呼，人类是一种会犯错的动物，不但人类，连活神仙有时候都会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玉皇大帝如果不瞎了眼封孙悟空先生弼马温，孙公何至大闹天宫哉？想不到一个人一旦当了爸爸妈妈，就好像喝了「不错汤」，就没有错啦，这是一种婊子歪理。当然啦，就亲情而言，原意可能是即令父母错啦，也要原谅他，但我们可以强调原谅他，不可以强调老头老太婆没有错也。至于「肖」与「不肖」，更是残忍得把孩子一头按到酱缸里，强盗的儿子如果也必须「肖」强盗才算好孩子，还成个啥世界哉？
中国社会上，权势的代表人物有两种，一曰「君」，一曰「父」。「君」包括皇帝和比你大一级的官，「父」则包括爹娘长辈和任何一个比你多吃几天饭的老头老太婆。「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父教子亡，子不敢不亡，」乃成为最高酱缸蛆的境界。于是乎，洋大人勉励孩子「棒」，中国人却勉励孩子「乖」。洋大人曰：「你真棒。」中国人曰：「你真乖。」「棒」是一种赞扬，「乖」则是一种夸奖。「棒」是鼓励孩子蓬蓬勃勃，发展创造。「乖」则只是鼓励孩子听话，鼓励孩子向权势低头，鼓励孩子泯灭是非，歪曲公正，销毁侠义精神；即令「君」「父」错啦，也是对啦，也得照样听话，照样低头。不要说反抗，只要有一点点独立思想，有一点点困惑，就是不乖矣。于是乎，洋大人以「棒」为最高生活内容，中国则以「乖」为最高生活内容。所以别瞧有些尾大不掉人物对人民的嘴脸狰狞可怖，他阁下反过来对「君」对「父」，可乖得很哩。无他，凡对下是「凶官儿」，对上一定是「乖奴才」。
孙观汉先生在〈关怀与爱心〉（《菜园怀台杂思》）中有一段曰：
「有一位高级主管人员，时常责骂低级职员，那些低级职员常低头无语，其中有的同样的转首骂工友们，这种现象，在旁听到，心中总觉得不惯。但每次那位主管人员和我谈话的时候，他不但笑容可亲，只要我伸手取烟，他的自来火和我的烟会同时到我口边。那时我真不懂，难道我做事的能力和效率，真比那些员工高到如此可钦佩的地步吗？」
浆糊罐
孙观汉先生最后这两句问话，使人紧张，幸亏他只是在书本上问，我们不必当场出丑，如果他傻里傻气面对面问，恐怕我们就得结结巴巴支吾一大阵也。「德之贼也」一定解释曰：「老哥，你名闻国际，他是由心眼里尊敬，诚於中而形於外，自然而然的就流露出来啦。」这么一说，孙先生浑身舒服，那位拿打火机的朋友也浑身舒服。不过这种解释只能使当事人浑身舒服，不能使旁观者也浑身舒服。呜呼，斯时也，孙先生正是一位首长，所以才有这种节目。如果孙先生楣运当头，只是位工友老爷，虽有通天本领，镜头也得翻过来矣。这不是「做事能力和效率问题」，而是「权势大小问题」，你就是不识一字，而又喜欢到火车站三只手扒点啥，只要当了大官，有权有势，就自然有人发明你真伟大呀的学说。而你就是柳下惠，只要手里没有了权，连你坐怀不乱的那一段，都会一口咬定你不过是个天阉罢啦。嗟夫，当势利眼主义崇拜你的时候，也崇拜你的缺点，当势利眼主义糟蹋你的时候，也糟蹋你的美德。该阁下所以笑容可掬的蹶屁股鞠躬，不是故意要那样，而是习惯成自然，犹如娼妓，见了嫖客就一定脱裤子一样，没啥值得一问的，更和能力和工作效率拉不上亲。孙观汉先生真是差劲，如果换了柏杨先生，我就不问。而且说句老实话，我也同样有这种特技，并不是我故意要巴结谁，乃权势崇拜狂的传统文化把我阁下酱得成了自然反应，一遇到大傢伙，屁股自然就会往外猛蹶。有时候下定决心不猛蹶都不行，盖到时候该屁股会自动自发的猛蹶。
在权势崇拜的癫痫症之中，不要说政治场合，学术场合，就是人与人间的友谊，也都变了质。尉迟恭先生曰：「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正因为贫贱之交往往不算数，所以尉迟恭先生才这么呐喊。盖普通情形之下，都是「贵易交，富易妻」的也。所以在中国社会这个庞大的势利窝里，满耳朵都是「道义之交」，都是「铁肩担道义」。柏杨先生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朋友大着嗓门喊「道义之交」，或声明他的铁肩担谁的道义。每逢有人向我用这些话推荐我是这种可敬的人物时，我就穷出冷汗。有一次，一位老友当着我的尊脸，努力称讚我老人家不但是「道义」之交，也是「铁肩」之人，我立刻就声明我可是天生走「正路」的，从来不知道道义是啥？而我的肩更不是铁肩，而是陈年老酱做的，不要说担道义，就是教我担一块钱我都担不住──即令担得住，我也不担。要教我担也可以，你必须得给我点好处我才担。说得他面面相觑，以为我讽刺他，五十年交情，废於一旦。当时就后悔不迭，今天想起来，仍恨不得把我的嘴巴打个稀烂。
朋友间的友情，到了结拜兄弟，可以说至矣尽矣，顶矣尖矣。香火三炷，磕头三个，指上苍而发誓曰：「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当然也有真正义薄千秋，若左伯桃先生和羊角哀先生，若管仲先生跟鲍叔牙先生。更震烁千古的则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几乎任何结拜兄弟的金兰谱上，都推崇这三位异姓兄弟。这三位朋友，才真正是铁肩，真正是道义也，然而世人似乎只记得关羽先生过五关斩六将，而忘了刘备先生要比他更伟大。当关羽先生被东吴帝国杀了之后，刘备先生即率领大军，发动攻击，多少人劝他以国家为重，他都不听，结果一仗下来，丢盔掼甲，御命都被断送。迄今两千年矣，没有一个人对他阁下这一着讚许的，几乎是千篇一律一面倒，说他为了私忿而搞坏国事。连性情中人杜甫先生，都在诗中感叹曰：「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责备他不该打吴国。我们承认这些都有道理，但有一点不知道读者老爷感觉到没有，刘备先生是为了他的异姓兄弟报仇，而牺牲了一切的，一个人当了元首而仍垂念旧交如此，不但空了前，也可以说绝了后。你阁下如果不幸被我老人家骗到台北瑠公圳，把你身上的银子搜了个光，然后再把你大卸八块，用蒲包一装。斯时也，假使你有一位曾为他卖过命的生死之交，你愿意他为你报仇耶？抑愿意他以国事为重，只掉两点眼泪就又去打麻将耶？呜呼，刘备先生就是「吞了吴」，又该如何？他的祖先刘邦先生吞了不少个「吴」，地盘可大啦，还不是风消云散。江山总是会换主人的，而义气则永垂千秋。刘备先生比刘邦先生，以至比有些开国恶棍如朱元璋先生之流，更受万人的尊敬，不是因为他的地盘，而是因为他的道义和铁肩，和他的侠义精神。
然而，侠义精神遇到势利眼主义就变了质，且介绍介绍《官场现形记》上一个场面。
话说湍多欢先生在云南省当高等法院院长（臬司）的时候，跟民政厅长（藩司）刘进吉先生，如漆投胶，就成为刎颈之交，结拜生死弟兄。后来湍多欢先生因为先天有小圈圈的关系，官运亨通，左升右升，升到了湖广总督。刘进吉先生一熬十二年，才平调为湖南省民政厅长，正好是湖广总督的直接下属。官场规矩，凡是把兄弟，一旦成了长官部下，就得把贫贱之交的友情一笔勾销。刘进吉先生如法炮制，到武昌把金兰谱缴回，谁知道湍多欢先生偏要宣传他铁肩担道义，正色告诉秘书老爷（巡捕）曰：「我同刘大人交非泛泛，你去同他说，若论皇上家的公家，我亦不能不公办。至於这副帖子，他一定要还我，我却不敢当，我们私底下见面，总还是把兄弟。」刘进吉先生受宠若惊，以为这下子可算遇到真正的道义啦，就把帖子收回来，见面之后，湍多欢先生亲热得跟真的一样，口口声声喊刘进吉先生大哥，自称小弟，把一个老实人弄得晕晕忽忽。
所谓结拜兄弟
然而，我们不是屡言之乎，权势崇拜狂会使友谊变质，刘进吉先生后来辞掉民政厅长之职，写了一封信，派他的大儿子刘颐伯先生去找把兄弟谋一个差事，书上曰──
「刘颐伯到了武昌，见过总督，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