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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带使我回到当时现场，对西安读者的爱护，至为感谢。因为下午还要出席华岳出版社主办的有关海峡两岸出版文化情况，跟西安出版界座谈，所以中午必须赶回人民大厦（座谈就在人民大厦会议室举行），两位华岳的朋友架着我的双臂，把我从人群中带出大门，我告诉他们，这倒很像押解人犯！而就在我刚要上车时，三、四位青年学生拦住我，说他们买不到我的书，愤怒的指摘古旧书店故意不卖给他，准备将来好卖大价钱。我认为不可能有这种事，他们不信，我要他们把姓名地址写下，我会分别送他们各人一本签名书，一位青年大声说：「你骗人，只不过把我们支开就算了！」我告诉他：承诺就是承诺，催他快写，我这时已经上车，那位青年在车窗外嚎叫说：「我们受骗太多了，听的承诺太多了，我们什么都不信、对谁都不信！」司机不断按喇叭，他悲愤的拉住车门，我告诉他：「同学，请你相信我一次，假设我再骗你，你再绝望不迟，给我一个机会！」他写了一个字条给我，我接过来，小心的放到皮夹里。
权力痴呆症
不管有没有制衡，只要是权力，当权越久，越自以为是。
当天晚上，华岳出版社把要签名的书送来，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出那位青年交给我的纸条，等找到后，发现他写的地址是西安第二中学，但名字却潦草不清，无法辨识。我对那些签名潦草的人，一向头痛，彷佛天底下的人，谁都认识他。这一次，我除了头痛外，还十分紧张，立即吩咐女婿曹长安，拿着那张纸条去第二中学，一定要查出他的名字。第二天晚上，长安回来，告诉我已经查出，使我大为欣慰。当我正在为他签名时，他和昨天在一起的三四个同学，来到房间，对我不好意思的笑着，忸怩的坐在地板上，我不敢相信他们就是昨天在古旧书店前咆哮的青年，他们是那么年轻，最大的也不过二十余岁，但可以推测到的，却是他们年轻的心灵，恐怕很早已受创伤。此刻，不过一天之隔，他们变得那么温和、理性；以后他们就一直坐在那里，安静的听着我跟原已在座的几位年长客人谈话，深夜方才告辞，带着我题赠给他们的书；在门口，握手再握手，看他们高兴离去的背影，想起他们肩上所负荷历史留给他们的千钧重担，是继续正直的走下去？或是终于跌倒？我感到无限忧戚。
我们就要走了──离开西安，这个三千年前的古都，周、汉、唐三大王朝，已像云烟一样，消灭得无影无踪；积压在心头，最难排遣的，还是血泪未干的文化大革命。西安，这个巨城，看过多少盛衰兴亡，文化大革命中「最新指示」那种惊天动地大银幕动作，却是空前绝后的奇异场景，当巨城已经入夜，人民已经入睡之时，忽然间一声呼叫、一声哨响，宣布伟大的毛主席从遥远的北京中南海所作的「最新指示」，已抵达西安，于是，人人都从床上跳起来，疯狂的奔到各自的单位，像京戏里跪接帝王「圣旨」的仪式，把毛泽东先生的「最新指示」高高供奉，大家就在下边誓言效忠，要一直热闹到天亮，筋疲力尽。
中年以上读者们，向我叙述当年情况时，那副恐怖和茫然的眼神，使我战栗，我曾经问他们：「难道没有人怀疑？没有人拒抗？」众口一词的回答是：「没有，大家都像是中了邪！」事实上，那是一个空前大规模的精神裹胁，由于内心深处的懦弱和畏惧，只好竭力表现跟别人一样。严厉的惩罚像一条挥舞的鞭子，每个人都希望躲过它，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群众，不过是一群精神裹胁下，吓怕了的可怜虫而已。
──在大陆，「人民」一词，神圣莫测。拿破仑先生曾经说过：「上帝永远站在大炮最多的一边！」在大陆，人民永远站在权力最大的一边！文化大革命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帮，另行发明「群众」一词，专门对付「人民」。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先生，当他向张春桥先生要求释放某一人时，张春桥说：「我同意，可是群众不同意！」
毛泽东先生是中国历史上读书最多的君王之一，尤其对《资治通监》，了解得十分透彻，他应该知道任何建立在特务手铐上的个人崇拜，都只是眼前欢，却偏偏勇猛的在手铐上建立圣洁的塑像，凡是警告他不要相信手铐的朋友，都被扣上「反人民」「反党」铁帽，脑浆崩裂。他迫不及待的寻求历史对他的肯定，使他做出「最新指示」之类肉麻当有趣的蠢事。不管有没有制衡，权力都是一种滤过性病毒，谁沾染了它，时间越久，就越头脑简单，自以为是，越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这是一种权力痴呆症。摇尾系统呐喊得越使人背皮发紧，权力痴呆症就越无药可救。
再一次重复我的信念：「不要国家强大，只要人民幸福！」有好几个读者提出反对，说：「中国，不能没有国防！」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没有一个人会主张没有国防？恰巧相反，我们必须有相当阻吓力量的国防能力。但我反对希特勒先生的「宁可不要牛奶，也要大炮」。和毛泽东先生的「宁可不要裤子，也要核子」！希特勒固然凶顽，但人民不过没有牛油吃而已，而毛泽东却使全国人民饥苦不堪。
国家强大最直接的受惠者是国家领导人，包括皇帝级和亲王级人物，这些高级官员，一手握大炮，一手握核子武器，每到一处，洋人必恭必敬──像阿尔巴尼亚，他们的代表还跳到联合国桌子上猛喊毛泽东万岁，面子十足。可是，也就在大家伙面子十足的时候，包括我女儿在内的奴隶级中国人民，却饿得两眼发昏，要扶着墙走路。毛泽东先生的援外，只有他和少数人享受国家强大的成果。等到假象拆穿，不但没有争来荣耀，反而成为国际笑柄。马歇尔计划是拿美国人吃不完的肉去喂贫苦邻居；毛泽东先生却是割下中国人身上的肉去喂并不比自己更贫苦的朋友。
追求人民幸福，不追求国家强大，更有一个原因是：当人民都幸福的时候，再去追求强大，比较容易承担。
爱滋病
没有一个人能承受爱滋病的侵袭，也没有一个国家能承受国营制度的摧残。
留在西安的最后几天，风沙已起，北国原野，满目荒凉，彷佛一场原子大战刚刚结束。对生长在江南一片青世界的香华而言，很不容易适应。中国之冬跟美国或欧洲之冬，最大的不一样，就在于此。中国北方的风沙，是一项灾难，记得小时候在开封，经常遇到大风骤起，尘土蔽空，伸手不见五指，等到风停日出，全家没有一处缝隙没有沙尘，连口腔都不能保持清洁，咀嚼时牙齿都发出响声。风沙的意义，不仅是一个人的身体感受，还有更重要的课题，那就是水的缺乏。我的故乡辉县，跟林县相邻，闻名世界的「红旗渠」，就在林县，听说已经干枯。北国的贫苦，大部份由于缺水。瀚海沙漠群，目前正以每年二十公尺的可怕速度，向南移动，若干年后，北京、西安，都将成为被沙漠埋葬的神秘古城。只有一样东西可以阻止恶化，那就是「水」，偏偏，北方就是缺水。现在共产党正在研究「南水北调」，必须面对沙粒扑面、干渴荒旱的广大黄土高原，才能了解这项计划是多么雄伟和卓见。
从这一点，可发现大陆上的问题重重，和问题的凌厉，每一个问题，都像一个铁环，套在另一个铁环之上，周恩来先生提出「四化」，已是重大的突破（看毛泽东领导下的五人帮对「四化」的坚决反对，可知改革派步履艰难），但是「四化」事实上不过是十九世纪清王朝末叶的「船坚炮利化」一化。当时，北京的权贵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帝王专制制度，是天下最完善的制度，只是船不坚、炮不利而已。在这种认定之下，改革出来的表面一些成就，诸如建立亚洲第一吨位的海军，不过是一个三期肺病患者戴上一双漂亮的拳击手套而已，却自以为天下已无敌手。现实是多么讽刺和无情，现在，北京的权贵同样认为：中国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天下最完善的制度，只是科学不昌、技术不精而已。
问题就在这里，清王朝时中国的症结，不在船炮，而在政治；今天的中国症结，同样的也不在科技，而在制度。社会主义五十七种，似乎只马克斯等少数学派的社会主义废除私有财产。踏入中国大陆的旅客，第一件事恐怕就是忽然发现：一切都是国营。上自飞机制造厂，下到油条豆浆店，全属国家！国家是一个抽象名词，事实上属于人民政府，人民政府也是一个抽象名词，事实上属于某一部、某一司、某一科的某一位科员。这位科员，有资本主义社会董事长的决策权力，但是工厂日入斗金，他分不到一文，工厂倒闭，他也毫无损失。结果是：一个国家有国营制度，就跟一个人患上爱滋病一样，败坏了自己所有的生理机能。
战争的苦难使中国早已不再是礼仪之邦，永无止境的内斗，也使中国人不再是一个和睦友善的族群，你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得到证明：问问路、借借电话，就会留下深刻印象。到大陆后，这种情形更使人口呆目瞪。一九八七年时，美国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柯达德先生，从北京经香港来台北访问我，结束的时候，我问他对台北有什么印象，他说：「台北人温暖，礼貌！」我和香华面面相觑，心里思索：他可以批评，但不应该讽刺！一直等我到了大陆，才知道他的话出自真心。很多大陆同胞充满了愤怒怨恨，就像一个饵雷，一触就爆，官员们的僚气，我们没有机会接触，但店员们的凶猛，连国宾级的华洋人等，都难逃此劫。资本主义社会，顾客永远是对的；社会主义社会，顾客永远是错的。散文作家林今开先生曾经在福州建议一家国营餐厅的女服务员说：「你们的动作应该快一点，说不定我们吃过走了，还可以再有客人！」他之遭受白眼在意料之中，社会主义国家中，店员的心情跟资本主义国家店员的心情迥异，顾客上门，她不但不欢迎，反而会愤怒的想：你跟我有什么仇？有什么怨？不到别处吃，却来找我的麻烦！这是一种国营制度下特有的情绪焦灼症，十亿人中，几乎五亿人在这种忿怒、怨恨、嫉妒、绝望的焦灼情绪中煎烤。天长地久，整个民族品质，都会堕落。马克斯社会主义如果一直不变，五百年后，我恐怕将再看不到文明人类，而只看到动物──「文明人类的初期阶段」。
有人说大陆跟台湾相差三十年、五十年，我不敢肯定到底相差多少，但敢肯定，如果大陆不能财产私有化，这差距将越拉越大，而不是越拉越小。很多中年以上的读者问我，是不是财产私有化之后，人民品质就可提高，所有问题就可解决？这又是一个误解，财产私有化后，人民品质才有可能停止恶化，所有真正问题──可以找到答案的问题，才会开始显现。因为财产私有化后，才可能产生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兴起后，才可能产生民主；而民主政治，必须依靠法治，才可确保。没有一个人承受得起爱滋病的侵袭，同样的没有一个国家民族承受得起全民所有制的摧残，因为全民所有制，就是全民没有制。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优秀，以英国民主政治的根深柢固，工党把钢铁事业收回国营后，都无法阻止它的败坏，不得不发还私营。日本的国铁每年赔累不堪，而在私营后，转亏为盈，设备一新。
虚主义制
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中国有没有救，在此一念。
财产私有化有两大困难，一是意识形态，一是实施方法。大陆上太多的人，尤其是高级官员，都认为取消了国营，就等于取消了社会主义，把国营和社会主义画上等号。但世界上也有准许私营，不过加以限制的社会主义，并不仅马克斯一家。而马克斯社会主义，经过十二个国家，长达四、五十年的试验，结果全部失败。德国药厂用天竺鼠、美国药厂用印度猴做实验，都受到强烈的反对，一个政治理想，却是用千万活人做试验，在十二个血淋淋的试验失败之后，没有人有权要求继续实验。我们对社会主义理想，充满尊敬，但马克斯先生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在它崛起与冲击之下，资本主义被迫作了大幅度的修正，修正得面目全非。马克斯先生今天如果再踯躅伦敦街头，恐怕也会张口结舌。社会主义应该具有资本主义那种大幅度修正的弹性，才能存在；否则，它只有死在它的那个坚硬的外壳之下。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已在这方面突破，一九八四年冬，就声明「马克斯主义不能解决现代所有问题。」因为，任何努力，一旦遇到「国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