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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对当前中国经济最具启示的关键。即，政府总是要发展经济，否则无法增加就业，但要发展经济，就必须首先允许人们寻找利润增长点，一旦某个利润增长点被人们看到，一旦这个利润增长点所属行业不是政府控制进入之行业，如中国的房地产业、汽车业或其上游行业如钢材等，那么，经济“热’’上一点就不可避免。根据上面的逻辑推理，这时，如果银行信贷介入其中，就可能“热’’上加热。如果说，以信贷扩张启动经济扩张的观点正确，而此后以现行商业机会为基础进行的信贷扩张将导致灾难也是正确的话，那么，问题就出来了：一旦启动了信贷扩张，规定一个停止扩张的时点是否现实呢？并且，这能否通过自动法则完成呢？
对历史事件进行类聚研究后可以看出，只要当局稳定或控制一定数量的货币M，不管是控制货币的绝对量，还是根据既定趋势控制货币的供应量，都会导致经济更加过热。这是因为：（1）如果货币的定义以特定的流动资产形式被固定下来，并且经济过热后以该定义之外的新的方式将信贷“货币化”，那么，虽然以旧的方式定义的货币不会增长，但其流通速度会加快；（2）现代经济中，人们很难确定各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即，是否应该将M1定义为流通中货币＋活期存款；将货币M2定义为MI＋定期存款；M3定义为M2＋流动性较高的政府证券或其他方式。何况有的经济学家已经将货币供应量划分到了M7。金德尔伯格认为，这一过程是无止境的：只要货币当局固定了任何一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Mi，市场都将在经济繁荣时期创造新形式的货币以绕过限制，从而迫使货币当局有必要固定一个新的货币供应量Mj。因此，货币扩张不太可能通过货币稳定政策稳定下来，再推而广之，货币还是会推动“热”之更热，危机还是不可避免。
上面所说的从繁荣到危机的过程仅仅是一种逻辑，这一逻辑要发展成现实，就得有一个导火索。金德尔伯格的《金融危机史》中有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喻。他说小孩子喜欢玩一种扔爆竹的游戏，但是，如果A小孩向B小孩脚下扔的是一个哑炮，B小孩拣起这个哑炮扔给了C小孩，C又扔给了D，依此类推，直至Y小孩扔给了Z，这个哑炮终于在Z的脸上炸开并炸瞎了Z的双眼。这里，A是远因，Y是近因，中间还有从B到W的一系列连接点。那么，谁该对这件事情负责呢？金德尔伯格用这种全世界的小孩都喜欢玩的游戏来比喻一次金融危机的到来。按照金德尔伯格的说法，远因是投机行为和信用扩张，近因则是某些不起眼的偶然事件，如一次银行破产、某个人的自杀、一次无关宏旨的争吵、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的暴露或是拒绝为某些人贷款以及仅仅是看法的改变。这些事情使市场参与者丧失了信心，认为危机即将来临，从而抛出一切可转换为现金的东西诸如股票、债券、房地产、外汇和商业票据。当所有需要货币的人都找不到货币了，金融领域中的崩溃便会传导到经济中的各个方面，导致总体经济的下降，金融危机的来临。
金德尔伯格根据历史现实，给出了一个金融危机的分析架构，即危机是一个从繁荣到崩溃的逻辑过程，他采用的方法是一种经验分析方法，即他用从1618年的南海泡沫到1990年的每一次危机的具体事例来对自己的框架进行实证。虽然对1929…1933年大萧条起因的分析与弗里德曼的分析有鲜明的区别。但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起源与发展及分散的过程与金氏理论框架的吻合，还是让人对其理论刮目相看。
金氏理论的精彩，在于他的理论基础，即他的认识论。金氏的理论基于他对人类非理性行为的认识，这从其书名的“Manias，Panics and Crashes”即可略见一斑。金氏指出，如果认为每个人都具有独立的偏好，并以收入最大化作为行为的标准，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假设。但他同时也认为，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每一个个人可能是理性的，但个体的理性汇在一起，就有可能产生非理性的结果。这种行为就像运动场上的人类行为一样。在运动场上，每一个观众都想占据最佳的位置，以便看得更清楚一些，但结果可能是一片混乱。剧场着火时，每个人都冲向出口，这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产生的结果却是悲剧性的。
金德尔伯格认识到了个体理性的总和不等于理性，而是一种非理性。这与现代物理学霍尔效应所揭示的规律相同。霍尔效应认为，单个电子有单个电子的运动规律，但无数个电子组合到一起，就不再是单个加总之和的力量，而是产生出N种力量。实际上，在复杂的当代金融市场上，呈现的正是这种无数单个理性行为合成的非理性结果。比如1987年纽约股市大崩溃，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是由于价位风险套期行为引发的原本不存在的不稳定风险。一般来讲，这种风险很难出现，因为不同的市场参与者会依照自己的信息向不同方向移动，但其中也肯定存在向一个方向移动的概率。如果，风险刚好在一个方向上累积，就会在完全没有相应条件的情况下，引发价格的剧烈波动。
应该说，这是给人以悲哀的理论。因为从金氏书中的例子看，数百年来，或者，从人类进入市场经济以来，人类总是在不断重复着同样的错误，而且，这些错误的开头，都是无可指责的理性的行为方向。正如金氏在书中引用的1970年纽约股票交易所主席伯纳德．·J·拉斯克的一段话：我能感到它正在降临，不管有无证监会，一轮全新的灾难性投机正在降临。我们很熟悉它的各个阶段；先是蓝筹股受追捧，然后是二线热点，场外交易，再后是新发行的垃圾市场，最终是不可避免的崩溃。我无法知道它何时降临，但我能感到它正在逼近。该死的，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种不知道怎么办其实是一种非常悲哀的逻辑，因为这是面临确定性时的一种无法确定自己行为的不确定性。难怪有人认为，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以应付，但金融危机除外。因此，经济出现了繁荣就要警惕金融危机，或至少要警惕经济的衰退。
学术研究的“俯仰之间”：论研究主体的抑视、平视与俯视
■ 叶 隽
对待先贤，似乎情不自禁地就会涌起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正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然而细究起来，这其中的关联，原是大有讲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景仰不已’’的感觉，固然是因了前贤的胸怀风襟、学术气度等等客因，就我们自己而言，主观上的追慕文化英雄、树立心中偶像，可能都是重要的因素。这对于初涉学术、由精神追询而走向学问的学子而言，尤其如此。然则，究其实质，似又不尽然。
就以我自己对留德学人的研究历程而言，似乎也多多少少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最早时由于梳理历史，埋首于无尽之资料爬梳之中，用功倒是不少，但收获却是不大；认真反省，觉得自己“匠气十足”，“钝功有余”，而实乏对前贤之“仔细体贴”，乃转向个案研究，特别提醒自家的“同情之理解，温情之敬意”，可到最后觉得倒是理解满腹、敬意盈胸了，但却又深感只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可这类文章，即便做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地步，又能如何？这难道真是学术研究的本意？于是，便想退一步，不妨以一种平和客观的心态来“做局外观”，果然便有很是不同的收获。
那日，一位前辈学者谓，对研究对象不妨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要学会去俯视他们。初听此言，颇有惊诧之感。毕竟从“仰视”退到“平视”，还可以调整心态；但若从“平视’’再退一步，将“仰视”终究变成“俯视”，这可真地很不容易。毕竟，这些研究对象，乃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而对他们，又正是因了满心崇敬才将之作为自家的研究对象。可仔细反省，却知道又是自己的境界层次问题。
对研究对象采取或“仰视”，或“平视”，或“俯视”的态度，其实与研究主体对研究对象的敬意毫无关系，也并不要求将“同情理解”与“温情体贴”尽皆剔除。而是针对研究主体个人而言的一种“整体提升”，也就是说，是一个“技艺”层面的问题。
学术之路走了这么久，虽然谈不上什么“历经沧桑”，但说一句“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还是可以的。做研究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确实是常涌上心头的一个问题，无论是身在其中的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前辈们的筚路蓝缕与“卖柑者言”；还是异国前贤的宏篇论述，都曾细加拜读推敲。每代人都有一个不断“对话前贤”与“拷问自我”的过程，或许到了我们这一代，也仍然难以免除？学术研究除了它本身技术层面的“知识积累”之外，也更有其精神层面的“世代延绵”，如果说前者可以通过严格规范和学术训练可以达致的话，那么后者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自身的用心体悟，说“心领神会”，多少有点玄妙，但所谓“举一反三”或“心有灵犀”，可能都不为过。因为，这“精神承继”的过程正是一个“自我拷问”的周期。没有发自内心的灵魂拷问，没有天人交战的精神之痛，这种“精神承继”很难算是完成了。而这种拷问与承继的过程，往往正是借助于与先贤个体的交流与对话而获得的。
之所以这样立论，大概也是结合自己研究过程的“甘苦体会”所得。最初进行《1930…1940年代中国留德学人研究》，主要做的还是梳理史实的工作；《现代学术视野中的留德学人》则完全体现出对先贤“同情之理解”，表达出“温情之敬意”；到了《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则将这种“敬意”与“温情”尽量压在纸背，尽可能反映出当时比较真实的“历史场景”。同时，已觉得能用一种较为平和与平等的目光去对待研究对象，无论他们曾为大贤，曾为大圣，在我心目中，都尽力尝试以“史家”的客观去衡量之。但如此说来，最多也就是接近“平视”的目光，离“俯视”之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但到了这部《学科史构建与学术史进程——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则忽地感觉到，如果仅仅将笔墨停留在“温情”与“敬意”的层次，恐怕是远远不够的，更多地，恐怕真地需要一种“居高临下”，一种“俯视”，甚至一种“辩难”、“驳问”的意识，“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要真地想有所成就，或许真地不能仅仅是“仰视”甚至“平视”。
对陈铨、冯至这代人，我们究竟抱怎样的一种态度？他们的学术史与文化史意义（广义）究竟如何判定？作为后来者，又应该怎样续上后继的步伐？这一代人，他们究竟应当怎样定格在历史的大屏幕上？“盖棺论定”，说来容易，一旦要落实在自家笔下，真是觉得肩有“千钧之力”啊！论德国文学史的撰作，将开风气之先并为德语文学界元老的张威廉排除在外，而取以中国文学史家名显、作为门外的刘大杰为代表，这样的判断，没有一定的“反省意识”与“拷问立场”，又如何敢轻易罗列？至于一代代学人的代际传递与历史功过，又该如何“审视拷问”？时为国际一流学者的欧尔克，作为汉学家的卫礼贤，长期执教北大德文系的洪德生，外来人的功绩得失，如何鉴别？杨丙辰的游走于北大、清华之间，作为第一代师长，又应该如何评价？至于第一代的学生，诸如本土学成半途向学的张威廉、德国归来德语精深的商承祖、日后清华毕业留学哈佛的杨业治……这些都是我们曾经顶礼师之，甚为尊崇的前辈学者啊！有些更是老师的老师的老师！
然而，我们不得不问，百年沧桑，德语文学一学科在现代中国的坎坷发展历程，为什么竟然如此“步履维艰”？排除去经常为人引用的“战争创伤”、“政治干扰”、“经济条件”诸因素之外，学术成就本身的“花果飘零”，确实是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实。这，暂且置而不论。对于现代中国德语文学研究的先行学者们来说，后辈不得不追问的一个问题是：规范为何迟迟未能建立，准则为何久久未获公认？如果说第一代人还不得不在开创期的“传统”与“现代”之间苦苦挣扎，甚至更多地依赖于国外本身的指导与范式的话（也有本学科的特殊性）；那么从异国留学归来，尤其是在名校之中获得博士学位的学人，又如何能辞其咎？我至今不明白，能做出相当工整规范的德国式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先贤，如陈铨，如冯至，他们究竟是不能为，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