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乱伦。”（第116页）对父亲和父辈的残酷解析是作品的一个内容，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关于儿子（“我”）和子辈的不无自得的温情自述。于是，我们便感觉到了作者这样一种似乎颇为矛盾的写作心态：疏远政治却又对权势家庭的历史念念不忘，反叛现实却又对既得利益家庭充满怀旧之情。也许，赫尔岑关于《往事与沉思》的说法也可以被用来概括这本书：“一部精神的自传”，“历史在一个偶然步入其道路的人身上的反映”。
对父亲的“杀害”发生在1979年。就在父亲即将被提拔为外交部副部长时，儿子却与人一起创办了一份地下文学刊物《大都会》，并在其中发表了一篇被指责为淫秽的短篇小说。“在我们的德高望重的外交家的家庭中出了真正的败类，他写了无人需要的短篇淫秽小说。”父亲因此受到牵连，最后奉调回国，在冷落和孤独中工作到退休。“不言而喻，父亲没有教育我成为异议分子，他就是在恶梦中也不会梦见这种事，但是他向我展示了世界——这就足够了。我从来就没有成为苏联人，家庭气氛愈来愈出现病态的分裂和反常。我与父亲都是理想主义者，以相似的方式捍卫自己的观点，而这恰恰促使我们分道扬镳。毫无疑问，作为人，我与父亲互相珍爱着，不过思想意识冲突却年复一年地变成没有宣布的战争。”（第217页）“不过，我杀害父亲不是蓄意的，而主要是我的愚蠢、娇生惯养和对我生活于其中的国家制度不珍惜不热爱所导致的。换言之，杀害父亲几乎是我的命中注定，是在苏联生活残酷而敏感的情势下发生的，这种势态实属政治的必然……不言而喻，一切归罪于文学。”（第223页）其结果，“《大都会》的主要牺牲者是我的父亲”（第241页）。
在父亲被“杀害”之后，出现了这个也许是小说中最核心、也最感人的场景（第250页）：
父亲在莫斯科逗留到40天的那一天，他再一次请我吃晚饭。看见他时，他的动作缓慢，脸色苍白，我的内心顿时紧缩，我非常可怜父亲。长时间默不作声，他嚼着已成为我们家值班菜的小泥肠，最终开口说：
“我们家已经有了一个僵尸，这是我。”
我默默地凝神注视着他，试图明白我想表达什么。我机械地把棉布餐巾折叠，然后又铺开。
“如果你写悔过书，我们家将有两个僵尸了。”父亲补充说。
这就是作为“好的斯大林”的父亲。然而，这又绝对不能说明父子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作者似乎是在无意中说出了这样一件事：父母接受邀请，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该书首发式，但他们此前并未读过该书，回到家里一读，觉得不对劲儿，作者开玩笑说，父母可能被书名所迷惑了。这就是说，父与子的矛盾还在某种程度上继续着。这恐怕是一个世界性的永恒主题。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叶罗菲耶夫也许并不陌生，《世界文学》介绍过他的《追悼苏联文学》一文，《环球时报》介绍过他编的文集《俄国恶之花》，近年他在中国越发走红。在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这部《好的斯大林》之前，译林出版社刚刚出版了他的另一部小说《俄罗斯美女》，而这又是他迄今为止仅有的两部长篇。在俄罗斯当代作家中，叶罗菲耶夫是被介绍得比较充分的一位。
（《好的斯大林》，叶罗菲耶夫著，陈淑贤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版，28．00元）
古董的“神韵”
王子今
《左传·桓公二年》说：“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文物”辞义与现今不同。宋词名作有张舜民《江城子》，其中写道：“七朝文物旧江山。水如天。莫凭栏。千古斜阳，无处问长安。”这里说到的“文物”，或许已经接近现代汉语中“文物”的语义了。而“文物”是历史的遗存，可据以探知古代文化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也已经与今天我们的意识十分相近。人们接近、观察和研究文物的机会，通常可以由博物馆提供。博物馆的展线毕竟有限，许多库存文物难以一一通过陈列和人们见面，于是，文物图录作为纸本资料成为人们认识古代物质遗存的一种途径。陕西历史博物馆为纪念馆庆十五周年，与三秦出版社合作推出了《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一书。全书分六卷，以文物类型区分，即唐墓壁画、金银器、青铜器、陶俑、陶瓷器和玉杂器，收录了该馆收藏的八百余件（组）一级文物以及部分尚未定级的珍贵文物，给予研究者以相当大的方便。这部文物图录印制精美，说明文字也注意避免过分的学术化，以求适应社会层面更为宽广的读者群。
《神韵与辉煌》一书为读者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如《青铜器卷》中战国秦或秦朝的青铜龙，茂陵从葬坑出土竹节薰炉，陕西石泉潭家湾出土鎏金铜蚕，都是可以代表当时文化风格和时代精神的非常珍贵的文物。又如《陶俑卷》中陕西咸阳窑店出土的南北朝彩绘踏碓舂米俑，陕西长安韦曲北街明秦王墓出土彩绘抬轿男立俑，都是极可宝贵的体现下层民众劳动生活的实证。《唐墓壁画》卷可见西安东郊苏思岛墓壁画二人抬箱图，也可以看作相类同的文化遗存。《陶俑卷》中收入的陕西旬邑城关镇出土宋代沐浴童子俑、睡卧童子俑、拍掌童子俑、击鼓童子俑以及形容端庄肃穆的童僧俑等，则是从一个特殊侧面认识社会生活的有意义的资料。西安郊区唐墓出土彩绘跪拜女俑，陕西凤县出土宋代跪拜文吏俑，又都反映了等级社会卑贱者的生活情状和心理面貌。研究古代社会结构的学者，可以由这部图录中的画面得到一些直观的印象。《玉杂器卷》所收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玉鞋底，汉灞桥纸残片，陕西咸阳毕原征集金五铢，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金开元通宝，陕西旬阳出土独孤信多面体煤精组印，西安西郊小土门村出土唐琉璃镜等，也都是研究者特别珍视的文物精品。
李学勤先生曾经指出，出土文物固然都是物质的东西，“可是这些物质的东西又是和古代的精神文化分不开的。”各种古代器物和遗址一样，“都寄托着古人的思想和观念，通过这些物质的东西，可以看到当时的时代精神。”（《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379页）“考古发现的东西，当然是物质的，但很多都是反映精神的。其实道理很简单，比如一个墓葬，它总有一定的葬仪，一定的礼制，这些都是精神的东西。一个铜器，一个陶器，这些东西都是反映当时的社会文化，当时的风俗习惯。如果只是从物质上来看，就把其中所蕴涵的文化价值大部分丧失了。”（《中国古史寻证》，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71…72页）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这部图录书名用“神韵”二字，突出显示了这些珍贵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也表现出编辑者和出版者在鉴赏和研究这些文物时值得称许的学术眼光。
文物曾经长期称作“古董”，又写作“骨董”、“汩董”。明代学者镏绩《霏雪录》卷上写道：“‘骨董’乃方言，初无定字。东坡尝作‘骨董羹’，用此二字。晦庵先生《语类》只作‘汩董’。”《疑耀》一书署名李贽，《四库全书提要》以为李贽门人张萱自纂，而嫁名于贽。其书卷五“骨董”条除引录镏绩关于苏轼和朱熹的故事之外，还写道：“今人作‘古董’字，其义不可晓。”明代学者方以智注意到《说文·叄Р俊贰皡O，古器也”的说法，又引录笺曰：“今谓‘骨董’即‘匫董’之讹也。”（《通雅》卷三三）其说可备参考。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也说：“毕尚书沅得智鼎，岂其器即‘匫’与？”“古董”或“骨董”的语源，我们还不能确切地说明。然而对相关社会文化现象有所关注，却是必要的。
珍爱古董、收藏古董的风习，古已有之。传说中的东方部族领袖徐偃王曾经是大旅行家周穆王的战争对手，以致让到达西王母之邦，和那位西方女王把酒吟歌，玩得正高兴的穆天子慌慌张张，“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史记·秦本纪》）。《尸子》卷下说，“徐偃王好怪，没深水而得怪鱼，人深山而得怪兽者，多列于庭。”《尚史》卷二八引《荀子》写作：“徐偃王好怪，使人没深水而得怪鱼，人深山而得怪兽，多列于庭。”他所经营的，或许可以称得上是最早的博物馆了。据说徐偃王曾经得到“朱弓矢”，于是自以为得到上天对其权力的认可，于是称王（《博物志·异闻》引《徐偃王志》）。这里说到的“朱弓矢”，大约就是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上古兵器遗存。可见文物所具有的文化象征意义，有时可以与政治权力结合。汉武帝得到前代铜鼎，竟然因此改元，于是历史上有了“元鼎”时代。
《晋书·张华传》记载，武库火灾，“故累代之宝及汉高斩蛇剑、王莽头、孔子履等尽焚焉。”从西晋王朝武库失火所烧毁的历代文物，可以知道帝王收藏的兴趣。宋徽宗喜好夏商周青铜礼器，于是地方官发掘冢墓求其器以献上，竟然掀起盗墓风潮。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七说到这样的故事：“政和间，朝廷求询三代鼎彝器。程唐为陕西提点茶马，李朝孺为陕西转运，遣人于凤翔府破商比干墓，得铜盘，径二尺余，中有款识一十六字，又得玉片四十三枚，其长三寸许，上圆而锐，下阔而方，厚半指，玉色明莹。以盘献之于朝，玉乃留秦州军资库。道君皇帝曰：‘代忠贤之墓，安得发掘！’罢（李）朝孺，退出其盘。”张邦基于是感叹道：“圣德高明，有如此者，不然丘冢之厄不止此矣。”张邦基还写道，据说比干墓在卫州（今河南汲县）西山，而此又说墓在关中，“未知何也”。其实，程唐、李朝孺遣人发掘得铜盘之所谓凤翔府“商比干墓”，很可能是一处西周墓葬。
宋人诗文作品中已经频繁出现“骨董”字样。如韩驹《送海常化士》诗：“莫言衲子篮无底，盛取江南骨董归。”（《陵阳集》卷三）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七“无底篮”作“吕居仁《赠僧》诗”。又如李昴英《南华寺五首》其二：“西方骨董南方宝，留镇曹溪几百年。”（《文溪集》卷一七）《南宋杂事诗》有这样的诗句：“得遇天家毕骨董，虚将熏染供郊园。金龟已苦多尸气，彝鼎输他列死轩。”（卷一）“龙眠古器写形新，骨董流传入要津。六十卷中彝鼎字，不知曾否辱狂秦。”（卷三）前者说到以“买卖古器书画”为业的毕良史，因为富有专业知识，被称作“毕骨董”。后者据《挥麈录》说“李伯时自画其所蓄古器为一图”。关于“多尸气”、“列死轩”，涉及盗墓行为与骨董收藏的关系：“《癸辛杂志》：景定中，向若水墓为贼所劫。其棺上为一槅，尽贮平日所爱法书名画。时董正翁得其兰亭一卷，正定武刻也。后有名士跋语甚多，其精神炯炯，透出纸外。正翁极珍之。然尸气所侵，其臭殆不可近。或教以檀香能去尸气，遂作檀香函贮之……《研北杂志》：毕少董命所居之室曰‘死轩’。凡所服用，皆上古圹中之物。玉如彼含蝉是也。”
记述宋王朝南渡以后杭州土俗民风的《都城纪胜》一书有“诸行”一节，说到当时文物已经进入市场，出现了专门买卖“骨董”的商市：“又有异名者，如七宝谓之‘骨董行’，浴堂谓之‘香水行’是也。”宋人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三“团行”写道：“又有异名行者，如买卖七宝者谓之‘骨董行’，钻珠子者名日‘散儿行’，作靴鞋者名‘双线行’，开浴堂者名‘香水行’。”当时有人已经能够因经营骨董买卖以致巨富。宋人周必大《泛舟游山录》写道：“有元居实者，绍兴间掌市骨董于榷场，坐致高赀。”（《文忠集》卷一六七）这段文字，又见于《说郛》卷六四上周必大《吴郡诸山录》。收藏古董的世风兴起，导致权力阶级的巧取豪夺，导致盗墓现象的盛行，导致造假行为的泛滥。于是，“正伪固不易辨”（陆九渊：《与刘淳叟》，《象山集》卷四），“家藏市售，真赝纵横”（《画史会要》卷四），“真赝相眩，则伪者常胜”（《佩文斋书画谱》卷七○）。中国古代文物收藏史和文物鉴赏史上，于是有了“正伪”和“真赝”的长期的较量。
对古董的专爱，至少自宋代开始就已经成为许多士大夫的癖好。朱熹评价某人，有所谓“亦只是个清旷会说话好骨董谈禅底人”这样的话（《朱子语类》卷一三一）。
明代学者顾宪成《与李漕抚修吾》有这样一段文字：“足下尝谓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