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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当时和顾孟余轮流担任德文系主任的另一著名教授杨丙辰身上，欧尔克认为也有着这种典型的世故内敛的性格，一方面是对学问的勤勉追求，另一方面是很深的城府。他认为这是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来自外国的政治压力和当时中国本土支付能力很低）造成的（参见《旅行报告》第２０～２１页）。今天，杨丙辰因为其当年翻译介绍德国文学的业绩，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渐渐被记忆起。关于杨丙辰，在三十年代有他的学生李长之发表在《现代》上的《杨丙辰先生论》，这篇文章我们近年可以在李长之重新出版的作品集中读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关于杨丙辰的著名文章是张中行写作的收入《负暄琐话》的《杨丙辰》。杨与蔡元培、周作人、吴宓等都有交往。他翻译的剧本《费德利克小姐》（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３年初版）就由蔡元培作序，但这篇序言《蔡元培全集》漏收。在此顺便提一下，杨丙辰还是冯至、季羡林等人的德文老师。不过，与李长之的评价相反，季羡林认为杨是一个“极端不负责任的教员”。
欧尔克还在书中对当时北大聘请德国汉学家任教提出批评。根据《回忆录》中的记载，杨丙辰早年曾在青岛汉学家卫礼贤（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ｉｌｈｅｌｍ）的门下学习德语，担任德文系主任的杨聘请当时在北京德国使馆任文化参赞的卫礼贤来北大兼任讲师。据杨丙辰讲，这是为了更易于获得德文书籍。我们确实可以在蔡元培的书信集中读到１９２２年６月１６日致卫礼贤的信，谈北大拟在德国购买仪器事，请他给以协助。欧尔克的前任也是一位汉学家。但是学生们对这些汉学家似乎并不十分欢迎，因为学生们认为汉学家其实从他们身上学的东西更多。这也是当时北大要聘请一位“纯德语文学”专家的缘故（参见《回忆录》第１６２～１６３页）。此为实情。欧尔克离开北大以后，后来另一个长期在北大任教的汉学家洪涛生（Ｖｉｎｃｅｎｚ Ｈｕｎｄｈａｕｓｅｎ，１８７８～１９５５），就是在学生们的合作下翻译了多部元、明戏剧。欧尔克的记载还有一个意义，就是为弄清杨丙辰教授早年的一些活动提供了线索。
欧尔克和当时的北大名流有所往还。关于校长蔡元培，他记录的大意为：“他曾经在莱比锡学习哲学，后来还经常访问德国，著述很多（专业：伦理学），曾任教育部长，后任北京大学校长，虽然他目前经常在欧洲逗留，但对北大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一战期间他做过反对德国的演说。他憎恨的是炫耀武力的普鲁士王朝，但却热爱着德意志的精神。”欧尔克与蔡元培仅有过一次对谈的机会，他说蔡的德语用词比较考究。关于当时的文学院院长胡适，欧尔克则写道：“胡适比较欧化。这一点是我和夫人在请他上我们这里品茗时得出的。他的《中国哲学史》已经再版多次。”
欧尔克在回忆录中也有多处记载他的中国学生。他和学生商章孙、唐性天等结下了较深厚的友谊。商章孙，即商承祖，欧尔克在回忆录里提到他，名字写作Ｓｃｈａｎｇ Ｚｓｃｈｅｎｇ Ｚｓｕ。商章孙的父亲商衍鎏曾是晚清驻德国的外交官，后来在汉堡大学教授中文。商章孙早年随父亲在汉堡读中学，德文基础很扎实。他在北大读书期间，和罗章龙合作翻译了《康德传》。唐性天也是欧尔克的一个得意弟子，又是个体育爱好者，在北大的运动会上多次获奖。在校期间，唐翻译了德国十九世纪著名戏剧家、小说家赫贝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ｅｂｂｅｌ）的短篇小说，发表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后来他还翻译了德国作家施托姆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Ｓｔｒｏｍ）的名著《茵梦湖》，并且撰写有德国文学简史之类的著作。应邀请，欧尔克曾参加了唐性天兄弟的婚礼。欧尔克说，他的中国学生是勤奋而谦虚的。当然也有例外，曾有不止一个学生因为考试没有通过而退学。他还指出，在当时的北京还没有女生攻读德语语言文学。
当时拖欠教师薪水是常事，据欧尔克讲，有一次北大的教授们因为没有按期领到薪水而罢课，长达五个月之久， 欧尔克坚持在自己的家里给学生上课，因为他认为他是当时唯一例外的准时领到薪水的人。
在关于中国文化的部分，欧尔克尤其提到当时在北大教授拉丁文的“蓄辫的白须老头”的辜鸿铭。他在回忆录里写到，作为歌德的崇拜者，辜鸿铭把歌德关于“死与变”（Ｓｔｉｒｂ ｕｎｄ ｗｅｒｄｅ）的名言写进他太太的旅行纪念册。他说，辜鸿铭尤其喜欢引用歌德与海涅的著作。欧尔克的记载再现了辜氏对德国古典文学的耳熟能详的一面（关于辜鸿铭与歌德的关系，笔者曾在《中华读书报》上撰有小文论及）。此外书中还涉及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
据欧尔克的记载，当时他们成立了德中文化协会 （Ｄｅｕｔｓｃｈ－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ｒ Ｋｕｌｔｕｒｖｅｒｂａｎｄ），他任主席，有会员五百余人， 上至部长，下到学生 （《旅行报告》第４０页，《一个但泽人的六十年之旅》，第１６６页），并且印制有中德文对照的会员名录。
在中国呆了足足四年之后，欧尔克于１９２４年１２月５日乘火车离开北京，经大连、到朝鲜，前往日本东京应聘，继续他的教学生涯，到１９２６年才返回德国。
需要指出的是，欧尔克在他写作于希特勒纳粹统治时期的回忆录里，流露出了较严重的排犹倾向。这从他记录的他与辜鸿铭之间的一次对谈中可以看出，辜认为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是海涅，欧尔克则反问：“您会不会把一个中国的犹太人视作是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呢？”（《一个但泽人的六十年之旅》，第１７２～１７３页）
欧尔克还说他为北大德文系创办了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图书资料室（Ｓｅｍｉｎａｒ－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今天，我们确实可以在北大图书馆借阅到许多晚清民初的德文图书。除了图书资料的建设，欧尔克在中国的德语教学活动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对德国古典文学的重视。他培养的学生中有多位堪称为中国德语文学翻译界的先驱，翻译了多部德国古典文学名著，如他的得意弟子商章孙日后成为我国著名的莱辛、克莱斯特专家。他的另一个学生，去世不久的张威廉教授，则是席勒专家。欧尔克任教北大时的同事杨丙辰更是我国二十世纪上半叶最早全身心致力于德国文学名著译介的学者，先后翻译了莱辛的喜剧《军人之福 （一名弥娜•；封•；巴伦赫尔穆）》（１９２７）、席勒的《强盗》（１９２６年北新书局版，１９５６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修订版，署“杨文震、李长之合译”，杨文震实为杨震文之误）、歌德的《亲合力》（１９４１，１９４２）、《赫贝尔的短篇小说集》（１９４１）、霍普特曼的剧本《火焰》（１９２６，１９３０，１９３５，１９４４，１９４５）、《獭皮》（１９２６，１９３５）等多部名著。在当时，翻译介绍歌德、席勒等古典时期的作品成为一时的风尚，因此１９２２年歌德逝世９０周年纪念（１９２２年３月２２日《时事新报•；学灯》刊登有歌德纪念号），１９２９年莱辛２００周年诞辰纪念（吴宓撰写有《雷兴诞生二百周年纪念》，见《大公报•；文学副刊》第５５期，１９２９年１月２８日）以及１９３５年的席勒逝世１３０周年纪念进入国人的视野也就不足为奇。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欧尔克教授为北京大学德文系早年的辉煌做出了贡献，他的影响是深远的。
值得一提的是，欧尔克在返回故土后，在从事德国文学研究之余，还致力介绍中国文化知识。除了上面提及的涉及中国的两部著述以外，他还先后编撰过《东亚的心灵：中日名言录》（Ｓｅｅｌｅ Ｏｓｔａｓｉｅｎｓ： 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ｊａｐａｎｉｓｃｈｅｒ Ｚｉｔａｔｅｎｓｃｈａｔｚ）（柏林，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再版）、《孔子：生平、言论、世界观》（Ｋｏｎｆｕｚｉｕｓ： Ｌｅｂｅｎ， Ａｕｓｓｐｒüｃｈｅ， Ｗｅ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汉堡，１９４９）以及《中国的抒情诗及格言》（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 Ｌｙｒｉｋ ｕｎｄ Ｓｐｒｉｃｈｗｏｅｒｔｅｒ）（不来梅－霍厄恩，１９５２），可以说他还是一位宣传中国文化的使者。
把巴金送进了文艺界的到底是谁
■ 陈福康
《怀念振铎》，是巴金老人最后写的一篇充满深情的文章。虽然是一篇未完稿，但在两年前郑振铎诞辰一百零五周年之际，由其家人首发于《文汇读书周报》，引起读者强烈的感动。巴金与郑振铎的深厚友谊成为文坛最生动的佳话。
巴老文中写道：“有一天和几位友人闲谈，有一位中年朋友质问我说：‘你记不记得介绍你进文艺界的是郑振铎，不是别人！’”这位如此直率的“中年朋友”不知是谁，反正不是我。虽然我约在二十年前就发表文章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但我没有过与巴老这样闲谈的荣幸，即使有，我也不会、不敢这样“质问”；再说，我与巴老的儿子是同龄同学，二十年前在巴老眼里只能算青年。（因为有人问过我，那是不是你，所以我要作这样的说明）对这位朋友的“责问”，巴老写道：“他说得对”。巴老记得他最初给郑公主编的《文学旬刊》投寄小诗、散文并获发表的往事。他还写道，因为后来大哥发病等原因，没有继续投稿，已发表的那些作品他也忘记了。他说：“就是在今天我也没有承认它们是文学作品。否则我就会把《灭亡》手稿直接寄给振铎了。圣陶先生的童话《稻草人》我倒很喜欢，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圣陶先生，他是在开明书店索非那里偶然发现我的手稿的。我尊称他为‘先生’，因为他不仅把我送进了文艺界，而且他经常注意我陆续发表的作品，关心我的言行。他不教训，他只引路，树立榜样。今天他已不在人间，而我拿笔的机会也已不多，但每一执笔总觉得他在我身后看我写些什么，我不敢不认真思考。”
在怀念郑振铎的专文中，忽然见到这么一大段怀念叶圣陶的文字，如照以前语文老师教我们作文的讲法，这是有点“枝蔓”的。但这样写，真实地反映了重病中巴老的思路和“意识流”，而且，叶老当然也值得崇敬和怀念。虽然我相信巴老如果身体健康，能将此文定稿的话，对此可能会做修改，但这也不算什么问题。令我感到有点疑惑的是：巴老既承认郑振铎是最早“介绍”他进文艺界的人，为什么又强调是叶圣陶先生把他“送进”了文艺界呢？也许他认为郑振铎发表的他的那些早期作品，不算正式的文学创作，而《灭亡》则是他第一次署名“巴金”的小说，而且是他的成名作的缘故吧？
巴老在很多文章中反复说明过《灭亡》的发表对于他走上文学之路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在晚年写的很多文章中他又反复强调叶老对他一生的重大帮助。如《我的责任编辑》一文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和丁玲同志一样，我的第一本小说（按，指《灭亡》）也是由叶圣陶老人介绍给读者的。”巴老本人这样说了，当然也就成了无可置疑的“定论”和文学史上的“常识”了。我看到过十几本关于巴金及叶圣陶的评论、传记、年谱、资料的书以及无数的论文，都是这样写的。（在这里，已经没有必要举出书名、文章名以及作者的名字来了）
《灭亡》是在１９２９年１月至４月的四期《小说月报》上连载发表的。在１９２８年底，该刊曾有一段关于《灭亡》的内容预告；在１９２９年４月刊载完毕后，该刊《最后一页》中又有一段关于《灭亡》的评说；１９２９年底，该刊《最后一页》再一次提到了它。所有这三段话，现在通通被认为是叶圣陶写的。例如《巴金研究资料》一书中，就将这三段话加上《关于〈灭亡〉》的题目，并署上了叶老的名字。研究者这样的认定，当也与叶老晚年的回忆有关。叶老在１９８２年写的《重印〈小说月报〉序》中说，《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１９２７年５月出国，“回到上海是１９２９年２月间；等他把劳顿休息过来了，把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