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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只能局限于胡风论文本身，这总是有些“隔”的。所以对“胡风事件”的发掘、梳理与解释，就是胡风研究重要的前提。以前许多论者虽然也都意识到这是研究推进的关键，但因为胡风事件与政治和人事都有极其复杂的纠缠，笼罩着某种禁忌的气氛，加上时机不成熟或材料披露还不充分等原因，大家都未能再往前一步。有的学者甚至说胡风事件研究是“百慕大三角”，既吸引人们去学术探险，也极容易把研究者淹没其中。这有点夸张，但也道出这个课题的难度。王丽丽博士选择这个前沿性的课题，有些“冒险”，但她有学术探求的勇气和理智，知难而上，尽可能掌握现在可能提供的有关材料，尽力追求文学史家应有的历史感悟力和洞察力，终于写成这部专著《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事件研究》。这是近年来胡风研究方面的一个突破性成果。
这部书给自己定下一个很高的目标：就是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对胡风事件进行全方位的解析，理出胡风事件的发生与发展的肌理，揭示事件铸成的某种必然性，从而使这段特殊的历史变得可以理解，并转化为可供后人利用的精神文化资源。应当说，这个目标基本上是达到了。全书分7章，基本思路是先探明胡风文艺思想的原生状态，然后梳理胡风事件的历史缘由与发生过程，并对事件的成因、性质做深入的理论阐释，包括对所谓“胡风集团”文化生态的剖析，最后探究胡风的自我陈述，与全书对胡风事件的评价构成互相补充核证的关系。其中最引人注目也最有学术创新意义的，是关于胡风事件的历史探源和理论阐释这两章。
这本书用了两个很有意思的词，一是“祛魅”，二是“祛蔽”，表明作者的这项研究如何“操作”。所谓“祛魅”，就是去除胡风事件的神秘感，把“暗箱”打开，了解真相。胡风一案“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但因为与政治纠缠，长时期以来将错就错，罩上一层神秘的迷雾。这些年一些有关的材料逐步披露，证明是“查无实据”的冤案，却未能解析为何“事出有因”，谜团仍未能完全打破。这本书也努力掌握和清理人们熟知或者未知的材料。但我们在打开的“暗箱”中发现的主要不是什么惊人的新材料，而是作者对“胡风事件”如何“事出有因”的周到的阐释。文章认为胡风在特定的政治斗争紧张的时代，在敏感的政治领域至少触发了三个“雷”：漠视和拒绝意识形态的“询唤”；所主张的文艺理论在实际效果上与主流文论南辕北辙；所具体组织的文艺运动方式含有“异端”色彩。该书作者不是一般地描述胡风“触雷”的经过，而是力图穿越胡风与政治的纠缠，去寻绎胡风的“理由’’与他的批判者的“理由”，看这两方如何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交锋，并共同构筑当时的历史语境。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历史研究中的“同情”，因而较令人信服地还原了历史语境，对那段通常看作荒诞的历史获得知人论世的理解。
同样，围绕胡风的人事纠缠包括宗派问题，也是铸成“胡风事件”的不可忽视的原因，研究者容易过分强调这方面的原因而“窄化”了胡风事件本来具有的历史内容，也就可能障碍了对胡风的深入研究，使探究浅尝辄止。王丽丽提出的“祛蔽”，就是要去除这个障碍，将铸成“胡风事件”的人事纠缠的因素限定在一个恰如其分的界限之内，并对其实际影响做出合理的解析，从而使隐藏人事与宗派恩怨纱幕背后的“胡风事件”的历史意义显现出来。“祛魅”与“祛蔽”都要依持历史的同情，实事求是地理解研究对象，而不是人云亦云，也不是锁定某一个目标刻意做翻案文章，这是一种难得的史识。
这本论文原来曾经打算起书名为“第一义的诗人”，表达对胡风敢于坚持自己认信的真理而不倦斗争的坚韧精神的敬佩与赞美。在作者看来，胡风独标“主观战斗精神”的理论，他通过编辑行为营造具有“公共领域”性质的活动，以及他为了理想而勇敢承受监禁、放逐的悲剧命运，都带有“诗”一般的性质。但作者在研究过程中还是努力抑制过分的情感投入。她的敬佩并不意味着就忽视胡风的人格上的偏执，这种桀骜不驯甚至促成了悲剧的发生：该书在肯定胡风理论独特价值的同时，也指出其未能幸免与时代共同的激进主义以及二元对立思维的缺陷。在文学史的叙述和理论剖析中，作者是在努力做到历史地全面地考察胡风的得失。这样，呈现在书中的胡风就比较真实，该书也就比目前见到的许多单纯为胡风申辩的论作显得成熟。
王丽丽原来是学文艺理论的，攻读博士阶段转向文学史研究，史论结合，正好发挥了她的特长。这本博士论文既是文学史的考察，又有她自己的理论发挥。书中运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理论方面的一些概念和命题，用于深化对“胡风事件’’复杂性的阐释。如用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询唤”的理论解析所谓胡风的“态度问题”，认为实质就是胡风对既定的一统意识形态拒绝“臣服”：参照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论述考察“胡风集团”的文化生态，等等，都是比较贴切，有助于深化理解对“胡风事件”必然性的深入认识。这和我们通常看到那种炫耀外来理论，生硬地套用割裂了的材料证明理论的做法，是不一样的。作者自己的理论发现其实不多，她只是扎扎实实地梳理材料，尽可能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对话，所借用的理论在这本书中也确实引发了一些新的研究生长点。
胡风事件的个案研究刚刚开始。更高的目标应当是通过这种研究来探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文化建构过程中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我非常乐意向大家推荐《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这本书。期待这本书的出版能够引起更多学者与读者对这个课题的兴趣，有更多视野开阔、既有现实关怀又有理论思考的论作出现。这本书篇幅较长，剖析细腻，加上内容密度大，语言又有些奥涩，读起来需要有些耐性，但思想和灵感的火花仍然不时闪耀眼前，会不断吸引我们读完这本厚重的书。
读王玉哲先生
《古史集林》是《南开史学家论丛》中的一卷，汇聚了王玉哲先生治学六十余年的古史论文37篇。其中最早的两篇《晋文公重耳考》、《评傅斯年先生｛谁是《齐物论》之作者）》均是王先生大学时代的作品，刊于1938年。最晚的一篇《西周国家的历史作用》刊于1999年，其时已近二十一世纪。翻阅此书，最大的感受是它记录了王先生六十余年钻研中国上古史的历程，反映了王先生学而不厌、一心求真的治学精神。
王玉哲先生治中国上古史的兴趣源自高中时代。那时，他在语文教师程金造的引导下读影印殿版《史记》，并受本家叔父王子霖的影响读梁启超的史学论著。因不同意梁氏的看法而讨论起司马迁作《史记》的年代，成《司马迁作史记的年代考》一文，证当为元封三年。惜原稿散佚，未收入《古史集林》，但此事已见王先生善于发现问题、独立思考、不盲从大家的治学特色。
王先生治学的根基是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时期打下的。他在北大听钱穆讲中国上古史，通读《国》、《左》，写下了几篇论文，《重耳考》就是那时所作。抗战军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址组成昆明西南联大，王先生步行人滇，从冯友兰、刘文典、闻一多、罗常培、魏建功、唐兰、陈梦家等先生习中国哲学史、《庄子》、《诗经》、《楚辞》、声韵训诂、古文字等课程。在刘文典《庄子》课上，他写了评论傅斯年《谁是｛齐物论）之作者》的文章，否定傅先生将《齐物论》作者论为慎到之说。该文得到刘文典、顾颉刚、冯友兰、闻一多诸先生的好评，但傅先生却不高兴，说王先生专喜作翻案文章。此一风波竟影响了王先生报考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最后仅以备取生的身份录取。这篇学术批评文章遂被王先生深藏箧底，在《古史集林》中才第一次付梓。
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期间，王先生的导师由傅先生转为唐兰先生，他得以深入学习古文字学，在唐先生指导下撰《宋代著录金文编》稿本上下册，并完成学位论文《獾狁考》。王先生治上古史擅长于历史地理与民族史领域，《獾狁考》实发其端！此文未公开发表，但其中论卜辞方即獬狁及西周太原、洛之阳、镐京方京地望等部分，皆单独成文刊出。此后王先生的许多论文都是以《獭狁考》为起点。不仅《鬼方考》（荣获1945年度学术发明奖金）是该文的续篇，讨论商族、先周族来源地望、楚族故地及其迁移路线等文章也遵循和发挥了该文的思路与方法。
解放后，王先生接受和学习唯物史观，着手研究商周社会史，撰写了讨论商前期与西周社会性质的论文。1978年，王先生参加了《历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战线》两家杂志社在长春举办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宣读了《西周春秋时期的民的身份问题》一文，提出了西周为初期封建社会的说法。此说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王先生虽已步人古稀之年，但身体康健，勤于治学，不知老之将至，在上古民族史与文化史领域取得了不少成果，并在撰写《先秦史稿》一书的过程中，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还将治学多年之心得，提纲挈领地写成数篇宏观的、或富于理论色彩的文章，如《中国古代史上的民族问题》、《论先秦的“戎狄”及其与华夏的关系》、《西周国家的历史作用》等。
《古史集林》集结的37篇文章基本能反映上述王先生六十余年潜心古史研究的道路。除此之外，这些文章也向读者展示了他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精神。
王先生的古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上古民族史、历史地理与社会形态等几个领域。他在这几个领域内所取得的成绩都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与认可。笔者捧读《古史集林》之余，窃以为王先生之所以能在许多问题上成一家之言，是因为他采取了科学正确的治学方法。现不揣浅陋，约略陈之。
首先，王先生在研究某一问题时，必先准确全面地了解前人采取的材料、运用的方法与最后的结论。一一辨析已有诸说后，才提出我见。学如积薪，后来居上。王先生能在前人停止脚步处再向前探索和跋涉，故能做到《古史集林》收入的文章每一篇“在一定程度上都有些创新”（见王先生自跋）。王先生文章中论及前人诸说时，每每如数家珍。笔者想举一篇饶有趣味的文章《“箕子之明夷”与朝鲜》为例。王先生指出《易经》“箕子之明夷”，就是文献所载的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的事迹。其中的“明”实际上是古文字的“朝”。但自汉至今，许多学者都未搞清。王先生说，有人不承认箕子，如汉人赵宾认为“箕子”是“菱兹”，清人惠栋又说成是“菱子”，焦循则理解成“其子”；明夷这个词也被拆开解释。战国时的《彖》《象》、唐《疏》说什么“明人地中”、“阁主在上，明经在下”，搞得顾颉刚先生在这个词的解释上也犹豫起来。只有李镜池先生认定明夷是一个词，却未真正明确其义。王先生指出甲骨文中的明字为朝字的简体，并举出燕地明刀的材料，遂能使读者放弃旧说，把《易经》这句话理解明白。倘若大儒黄宗羲再世，也会给《明夷待访录》改名了吧！
其次，王先生在研究某一问题时，能多方面开展，不赖孤证，论证显得充分有说服力。如《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一文主张商族来源于东方。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举出了商族图腾信仰、商族远祖居地近海、王亥王恒与有易的斗争、商和毫的地望、“亳”地名的蔓延与商族迁徙等五个方面的证据，并从考古学的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补充论证商族的来源。在此篇和其他许多论文里，王先生除考据文献外，还运用古文字、音韵学、考古学、民族学的材料和方法，显示了坚实的学术功力和良好的学术素养。这也说明，研究古史的学者要具有多学科知识，或将多学科的学者团结起来，从不同方面努力，才能推进上古史中疑难问题的讨论，使之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第三，王先生在研究某一问题时，特别注重历史与事物发展的逻辑性，进行合理的假设，为疑难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钥匙。如王先生《卜辞舌方即獭狁说》一文指出方是商代一个强大的方国，可是周代却没有了踪迹，很费解。很可能周代对这个方国的称呼已经改变。而獾狁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