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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一的领导。当时的全民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对国营企业实行三级管理（部——总局——企业）
，企业在计划、财务、人事等方面都受到上级机关的控制，没有多少自主权。国家计划任务是指令性的；供产销由国家机关安排；投资基本掌握在国家机关手中，主要掌握在联邦手中；基本产品的价格由国家规定和控制。这个时期被称作“行政业务领导时期”或“革命的国家主义时期”
，它对于医治战争创伤和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必要的，并取得显著成绩。但过分集中的体制在实践中也开始暴露出一些弊端，如对企业管得过多过死使企业缺乏活力，压制了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单纯依靠行政措施，忽视经济规律的作用，产生唯意志论和强迫命令；权力过分集中使得行政机构迅速膨胀，滋长官僚主义；刻板的一刀切的工作方法容易忽视民族特点和地区差别。不过当时这些弊端和缺陷被解放后劳动人民的革命热情所掩盖，暴露得还不那么明显和突出。
第四节 情报局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形成了雅尔塔体制的格局，东西欧逐渐发展成两大对立的国家集团。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在南共的领导下自然地站在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一边，发展相互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迅速增加双边贸易数额。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曾酝酿建立联邦。南斯拉夫主动免除了保加利亚２５００万美元的战争赔款。
当时南斯拉夫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则比较紧张。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南对西方国家袒护意大利十分不满。
１９４６年８月，南曾迫降和击落侵犯领空的美国飞机各一架。美国还干涉南国内对米哈伊洛维奇将军和斯特皮纳茨大主教的审判，减少或拒绝对南的粮食救济援助。
南共代表参加了１９４７年９月在波兰西部什克拉尔斯卡—波伦巴温泉疗养院举行的欧洲９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情报交流和协同动作，会议决定设立情报局，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并将出版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情报局作为联共（布）控制、干预和指挥兄弟党的国际机构，实质上是共产国际在新形势下在某种程度上的恢复。在这次会议上，南共代表在联共（布）代表的授意下，对法共和意共战后的方针进行了批评。这就开创了二战以后在兄弟党的国际会议上干预别国党的内部方针的先河。
这个时期从表面上看，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关系密切，配合默契，亲密无间。实际上双方的矛盾日益加剧，关系日趋紧张。在东西方冷战激化的国际背景下，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企图把南斯拉夫像其他东欧国家那样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这遭到了以铁托为首的南共领导的坚决抵制。双方历史上的积怨和战后相互关系中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导致冲突加剧。
南斯拉夫方面抱怨苏联：在１９４２年由共产国际出面反对南斯拉夫成立临时革命政府；１９４３年１１月南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后苏联仍长期承认伦敦的流亡政府，不承认铁托领导的南全国解放委员会；战争后期苏军追击德军经过南斯拉夫东北部地区，某些苏军官兵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未得到妥善处理；斯大林和丘吉尔达成在南斯拉夫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协议；战后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苏联没有全力支持南斯拉夫的要求；苏联时而主张时而反对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组成联邦；苏联企图通过成立合营公司和合营银行控制南经济等。苏联方面则指责南斯拉夫：准备派兵进驻阿尔巴尼亚，企图把它并吞；在对外政策上自行其是，不与苏联协商；苏联派往南斯拉夫的军事专家和文职专家处于敌对气氛包围之中；南斯拉夫国内有反苏情绪，苏驻南人员受到南公安机关的监视；南共内部混入了外国间谍等。
１９４８年初，苏联加紧对南斯拉夫施加压力。
２月１２日迫使南代表团签署苏南两国政府就外交政策问题进行磋商的议定书。
２月底，苏方推迟了与南斯拉夫的贸易谈判。
３月１８日苏联撤走了派在南斯拉夫的一切军事顾问和教练，次日又撤走了一切文职专家。以后在苏南两党和两国领导人的往来信函中，南方作了种种辩解，苏方则坚持原来的指责，并列举了新的“错误” ，决定要召开情报局会议来讨论和处理南斯拉夫问题。南共中央全会决定不参加情报局会议，并处理了党内赞同苏联意见的中央委员茹约维奇和赫布朗。
１９４８年６月２８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情报局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
决议指责南共领导执行了一条“背离马列主义的不正确路线”，对苏联和联共（布）采取“敌视的态度”；抛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抹煞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否认国内资本主义成分滋长的事实，无视农村的阶级分化，走上了“民粹党和富农党”的道路；责备南共领导修正了马列主义的党的学说，把党溶化在非党的人民阵线中，“党内没有民主、没有选举、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把党变成一个“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组织” ；由此断定南共领导已走上“背叛劳动者国际团结事业的道路，转向民族主义的立场”。决议号召南共内部的“健康力量”取代现领导，建立“国际主义的新领导”。
１９４８年７月２１～２８日，南共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当时有党员４６８２万人，预备党员５１６万人。
针对情报局的种B种指责，代表大会在总结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用事实进行了驳斥。接着各共和国的党也先后召开代表大会，贯彻五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为了消除情报局指责的口实，南共中央在１９４９年１月通过了《关于共产党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生产发展中的基本任务的决议》，以政治运动的声势和行政命令的方式加紧推行合作化。
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清洗情报局分子的运动。凡是赞同情报局决议的人，都作为情报局分子开除出党和开除公职。据统计，由于情报局事件先后被开除的党员有５９５９６人，受其他惩处的有３１，１４２人。情节严重的人，作为背叛国家和人民的刑事犯，受到法庭审判，并被关入亚得里亚海上裸岛和格尔古尔岛劳改营。这样的人共有１６，３１２人，其中有十月革命参加者２人，西班牙内战国际纵队战士３６人，战前入党的党员２６８人，“１９４１年游击队纪念章”
获得者１６７３人，现役官兵２３００人，内务机关工作人员１６１８人，联邦和共和国的部长２３人，部长助理９９人，联邦议会代表３６人①。
除了南共中央委员斯。茹约维奇（当时任财政部长）和安。赫布朗（当时任计划委员会主席，曾任克罗地亚共产党书记）赞同联共（布）的意见外，南斯拉夫军队总参谋长阿。约万诺维奇上将、总参谋部政治部副主任布。佩特里切维奇少将、炮兵学院的弗。达普切维奇上校也拥护情报局的决议。他们三人相约在１９４８年８月１２日晚准备偷越国境逃往罗马尼亚，结果约万诺维奇被民兵巡逻队击毙，其他两人先后被捕，并被军事法庭判处２０年徒刑。此外，在苏联高等军事院校进修的南斯拉夫军官有一批人拒绝回国，在驻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使领馆人员和留学进修人员中也有部分人拒绝回国，这些人的总数约有５００名。
情报局决议公布后，苏联和东欧国家对南斯拉夫进行政治围攻，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南处境虽然十分困难，但坚决顶住压力，绝不屈服。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在布达佩斯举行的情报局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杀人犯和间谍手中》的决议，决议断言，南共领导已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转到“法西斯主义和公开背叛南斯拉夫民族利益的立场”，在南斯拉夫已建立了“法西斯式的反共警察国家制度”，因此，（ ①《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史纲》，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３４１页；《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历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５０９页。）
１９５１年６月南共五届四中全会已发现在反对情报局分子的斗争中，有过火的违反法制的现象，要求加以纠正。
１９２年８月３０日《政治报》报道，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总统乔西奇已提出了《恢复名誉法》草案，要求为情报局事件和其他政治事件中受到迫害和长期监禁的人恢复名誉并给予赔偿。
“反对铁托集团这帮受雇佣的间谍和杀人犯”
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主义义务”。
在批判和制裁南斯拉夫的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也清洗本国内部的“异端思想”。苏联批判了文艺界和科技界的“世界主义”。东欧国家制造了许多起大案和要案。阿尔巴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的某些党政领导人，以“铁托分子” 、“英美间谍”、“坚持民族主义错误”等罪名而受到审讯，有的惨遭杀害，有的被长期监禁。
南斯拉夫在极端困难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开始探索社会主义自治的道路。
…
第二章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
第一节 意大利法西斯入侵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建立
一、解放前的社会经济概况和意大利法西斯入侵阿尔巴尼亚是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个古老民族，曾长期遭受罗马、拜占庭、斯拉夫人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
１９１２年获得独立。解放前，阿尔巴尼亚是欧洲一个罕见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由于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资本主义在阿尔巴尼亚没有发展起来。
本世纪２０～３０年代，阿尔巴尼亚经济还处于小工场和手工作坊阶段。意大利占领前的１９３８年，全国４３２个企业和作坊中，小作坊就占８８％以上。同年，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９８％，工业和建筑业占国民收入的B４５％。
B解放前的阿尔巴尼亚虽说是个农业国，全国农业人口占８７％，农业占国民收入的９２４％，但整个农业却十分落后，广B大劳动人民遭受着深重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他们依靠木犁之类的粗笨工具，从事着刀耕火种式的原始劳动。旧阿尔巴尼亚长期是一个严重缺粮的国家。
旧阿尔巴尼亚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十分落后。当时，全国人口的８５％以上是文盲，全国８０％的农村连一所小学都没有，只有６个城市开办了１１所中学，全国没有一所高等学校。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阿尔巴尼亚的广大地区，特别是偏远山区，封建宗法制度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大封建家族各霸一方，占地为王；彼此间互不往来，过着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他们相互争斗不休，血仇连绵，全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而２０～３０年代索古推行的恐怖专制政策，镇压一切民主进步运动，取缔所有民主团体，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自由权利被剥夺殆尽。
长期遭受异族统治和占领的苦难经历，锤炼了阿尔巴尼亚民族，但千百年的封建割据和封闭生活方式，形成了狭隘、执拗和地方主义心态；封建宗族专制和索古反动统治，更使阿尔巴尼亚人民缺少民主的熏陶。这一切可说是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运动的“先天不足”。
此外，我们还必须看到当时国外因素所起的消极作用。
本世纪初，列强和周边国家在企图占领和肢解阿尔巴尼亚的同时，开始向这里进行渗透，控制了它的许多经济部门，租借土地多达全国面积的２３％。
２０年代后期，索古上台，他对外投靠意大利，使意大利迅速控制了阿尔巴尼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甚至开始向阿尔巴尼亚移民和派驻军队。
所有这一切为意大利法西斯入侵创造了条件。
１９３９年４月７日凌晨，意大利出动４万军队，分乘１３７艘舰船，在６０架飞机的掩护下，在阿尔巴尼亚登陆；４月８日，占领地拉那，索古逃往国外。从此，阿尔巴尼亚历史进入了反对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期。
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建立２０年代后期和３０年代，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阿尔巴尼亚相继出现了几个共产主义小组，它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