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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议者犹以谓上帝可以及五帝。请如圣诏，祀英宗皇帝於明堂，惟以配上帝，
至诚精，以称皇帝严父之意。”诏如赵君锡等所议。
杨氏曰：“愚按《孝经》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而注疏家言明堂者，皆曰祀五帝，然则上帝之与五帝同乎，异乎？
山阴黄度曰：‘昊天上帝者，天之大名也；五帝，分王於四时者也。周人祀天於
圜丘，祀上帝於明堂，皆报本也；祀五帝於四郊，所以致其生物之功也。《大宗
伯》言祀昊天上帝，而不言祀五帝，义可知矣。’由此观之，则明堂祀上帝者，
祀天也，非祀五帝也。而注疏家言明堂者，皆曰祀五帝，其说何从始乎？遭秦灭
学，专用夷礼。汉兴，袭秦四，增之为五。自是以後，郊祀用新垣平之言，
则祠五帝；明堂用公玉带之言，则祀五帝。皆以五为主，不知有上帝、五帝之
分也。成帝即位，用匡衡之说改郊祀，明年，衡坐事免官，众庶多言不当变动，
祭祠者遂复甘泉泰及雍五如故。夫明堂祀五帝，自武帝首行之。光武中兴以
後，始建明堂，明帝、章帝、安帝遵行不变，大抵以武帝汶上明堂为法，不知周
人祀上帝於明堂之意矣。是故汉儒之注释明堂者，皆云祀五帝，盖其见闻习熟然
也。其後晋泰始中，有言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坐，只设昊天上帝一位。未几，韩
杨建言，以汉魏故事，兼祀五帝，无祀一天者，竟复明堂五帝位，是又习熟汉魏
故事而然也。抑又有甚焉者，唐开元中，王仲邱奏谓：‘享上帝，有合经义，
而五帝并祀，行之已久，请二礼并行，以成大享之义。’本朝皇中，宋祁奏以
上帝、五帝二礼并存，以明圣人尊天奉神之义，不敢有所裁抑。夫祀上帝於明堂，
周礼也；祀五帝於明堂，汉礼也。合周、汉而并用之，既并祀五帝，又祀上帝，
其义何居！是说也，创於王仲邱，袭於宋祁，後之言礼者，习熟见闻，又将循此
以为不易之典。甚矣！知天之学不明，诸儒惑於古今同异，而莫知所决，行之既
久，而莫觉其误也。肆我神祖，圣学高明，洞见周人明堂以文王配上帝之深意，
屏黜邪说，断然行之，不以为疑。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其孰能与於此哉！”
详定礼文所言：“祀帝於南郊，以天道事之；享帝於明堂，以人道事之。以
天道事之，则虽配帝用犊，《礼》所谓‘帝牛不吉，以为稷牛’是也；以人道事
之，则虽天帝用太牢，《诗》所谓‘我将我享，维羊维牛’是也。梁仪曹郎朱异
请明堂用特牛，故隋唐因之，皆用特牲，非所谓以人道享上帝之意也。皇大享
明堂，用犊七以荐上帝、配帝、五方帝，用豕各五以荐五人帝。熙宁中，礼院议
昊天上帝、配帝用犊与羊豕各一，五帝、五人用犊与羊豕各五。皆未应礼。今明
堂亲祠上帝、配帝、五方帝、五人帝，谓用牛羊豕各一。”六月，太常礼院言：
“今年明堂，尚在慈圣光献皇后三年之内，请如熙宁元年南郊故事，惟祀事用乐，
卤簿、鼓吹、宫架、皆备而不作。”从之。是後凡国有故，皆用此制。
又言：“按晋挚虞议，明堂之祭，备物以荐，三牲并陈，笾豆咸列，礼同人
理，故配以近考。《开元》、《开宝礼》及见行仪注，明堂之享，席用藁秸，器
陶匏，并与郊祀无别，殊非所谓‘礼同人理，配以近考’之意。请以莞席代藁秸、
蒲越，以玉爵代匏爵，其豆、登、簋、俎、樽、，并用宗庙之器。”从之。
哲宗元元年，吏部尚书吕大防等请宗祀神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诏以
季秋择日有事於明堂。
九月辛酉，帝大享於明堂，诏：“明堂礼毕，御紫宸殿，群臣起居，不奏祥
瑞。御楼惟行肆赦仪，称贺并罢。”以太常寺言司马光薨故也。
四年九月辛巳，大享於明堂。礼毕，诣景灵宫及寺观恭谢。
先时，三省言：“按天圣五年南郊故事，礼毕行劳酒之礼，如元会之仪。今
明堂礼毕，请太皇太后御会庆殿，皇帝於帘内行恭谢之礼，百僚称贺讫，宣群官
升殿赐酒。”太皇太后不许，诏曰：“皇帝临御，海内晏安，五经季秋，再讲宗
祀，以享天心。顾吾何功，获被斯福？今有司因天圣之故事，修会庆之盛礼，将
俾文武称庆於庭。吾自临决万机畏，岂以菲薄之德，自比章献之明？矧复皇帝
致贺於禁中，群臣奉表於闱左，礼文既具，夫又何求？前朝旧仪，吾不敢受。将
来明堂礼毕，更不受贺，百官并内东门拜表。”
六年，太常博士赵言：“本朝亲享之礼，自明道以来，即大庆殿以为明堂，
至於有司摄事之所，乃尚御於圜丘。窃见南郊斋宫有望祭殿，至就行礼。”从之。
徽宗崇宁四年，诏：“营建明堂，已度地鸠工，俟过来岁，取旨兴役。”明
年，以彗出西方，遂诏罢之。
政和三年八月，诏立明堂於大内之丙地，徙秘书省於宣德门之东，以其地为
之。
诏：“明堂之制，朕取《考工》互见之文，得其制作之本。夏后氏世室，堂
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窗。考夏后氏
之制，名曰‘世室’，又曰‘堂’者，则世室非庙。堂修二七，广四修一，则度
以六尺之步，其堂修十四步，广十七步之半。又曰‘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者’，四步益四尺，中央土室也；三步益三尺，木、火、金、水四室也。每室四
户，户两夹窗。此夏后氏之制也。商人重屋，堂修七寻，崇三尺，四阿重屋。商
人名曰‘重屋’而又曰‘堂’者，非寝也。度以八尺之寻，其堂修七寻。又曰
‘四阿重屋’者，阿，屋之曲也，重者屋之复也，则商人有四隅之阿，四柱复屋，
则知下方也。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三代之制不相袭，夏曰‘世室’，商曰
‘重屋’，周曰‘明堂’，则知皆堂也。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
凡室二筵者，九筵则东西长，七筵则南北狭，所以象天，则知上圜也。夏商周之
名虽不相袭，其制则一，唯步、寻、筵广狭不同而已。《考工记》所言三代之制，
亦各互见。朕取夏后氏益土室之度，兼商人四阿重屋之制，从周人度以九尺之筵，
上圆象天，下方象地，四户以合四序，八窗以应八节，五室以聚五行，十二堂以
听十二朔，九阶、四阿，每室四户，夹以八窗。兼三代之制，黜诸儒之臆说，享
帝、严父、听朔、布政於一堂之上，於古皆合，其制大备。宜令明堂使司遵图建
立。”於是内出明堂图式，於崇政殿宣示百官，命蔡京为明堂使，蔡攸讨论指画
制度，蔡、蔡、宋参详，梁师成为都监，童师敏为承受；以开封尹盛章弹
压兵匠，章罢，以王革代之，复以章为参详。八月甲寅，开局兴工，日役万人，
仍差天武、捧日兵士二千巡检。蔡京言：“三代之制，世室、重屋、明堂修广不
相袭。夏度以六尺之步，商度以八尺之寻，而周以九尺之筵，世每近，制每广。
今若以二筵为太室，方一丈八尺，则室之中设版位，礼器已不可容，理当增广。
今从周之制，以九尺之筵为度，太室修四筵（三丈六尺），广五筵（四丈五尺），
共为九筵；木、火、金、水四室各修三筵，益四五（三丈一尺五寸），广四筵
（三丈六尺），共七筵，益四尺五寸。十二堂，古无修广之数，今亦度以九尺之
筵。明堂、元堂各修四筵（三丈六尺）、广五筵（四丈五尺），左右个各修广四
筵（三丈六尺），青阳、总章各修广四筵（三丈六尺），左右个各修四筵（三丈
六尺），广三筵、益四五（三丈一尺五寸），四阿各四筵（三丈六尺），堂柱外
基各一筵（九尺）。堂总修一十九筵（一十七丈一尺），广二十一筵（一十八丈
九尺）。”蔡攸言：“明堂五门，廊庑盖以素瓦，而门堂则以琉璃，其地则随所
向，而砌以五色之石，栏柱端以铜为辟邪之象，而饰以五方所向之色。八窗、
八柱则以青、黄、绿相间。堂室柱门栏柱，并以丹ぬ涂之。堂阶为三级，每级崇
三尺，共为一筵。改火珠为€龙之象。阶庭植松、梓、桧之木，宫门不设戟，而
殿隅并垂铃云。”诏以“元堂”犯圣祖之讳，取“平在朔易”之义，改为平朔，
门亦如之。仍改敷右门曰左敷佑，左承天门曰右敷佑，承天门曰平秩，更衣大次
曰斋明殿。其明堂、青阳、总章、元堂、太室五门，并御书榜之。
七年，明堂成，有司请颁常视朔听朝。诏：“明堂专以配帝严父，馀悉移於
大庆、文德殿。”群臣五表陈请，乃从之。
礼制局列上明堂七议：“一曰，古者朔必告庙，示不敢专。请视朝、听朔必
先奏告，以见继述之意。二曰，古者，天子负南乡，以朝诸侯，听朔则各随其
方。请自今御明堂正南乡之位，布政则随月而御堂，其闰月则居门焉。三曰，
《礼记·月令》，天子居青阳、总章，每月异礼。请稽《月令》十二堂之制，修
定时令，使有司奉而行之。四曰，《月令》以季秋之月，为来岁受朔之日。请以
每岁十月，於明堂受新历，退而颁之郡国。五曰，古者天子负，公侯伯子男，
蛮夷戎狄四塞之国，各以内外尊卑为位。请自今元正、冬至及朝会，并御明堂，
辽使依宾礼，蕃国各随其方，立於四门之外。六曰，古者以明堂为布政之宫。自
今若有御札手诏，并请先於明堂宣示，然後榜之庙堂，颁之天下。七曰，赦书德
音，旧制宣於文德殿。自今请非御楼肆赦，并请於明堂宣读。”九月，诏颁朔布
政自十月为始。其月，皇帝御明堂平朔左个，颁天运政治，及八年戊戌岁运历数
於天下。百官常服立明堂下，乘舆自内殿出，负坐於明堂，大晟乐作，百官朝
於堂下。大臣升阶进呈所颁布时令，左右丞一员跪请付外施行，宰相承制可之，
左右丞乃下授颁政官，颁政官受而读之，讫，出ト门奏礼毕，皇帝降御座，百官
乃退。自是以为常。
重和元年九月辛卯，大享明堂，并祀五帝。
初，礼部尚书许光凝等言：“《月令》‘季秋大享帝’，说者谓遍祭五帝也。
《曲礼》‘大享不问卜’，说者谓祭五帝於明堂，莫卜也。《周官》‘太宰祀
五帝，则掌百官誓戒’，说者谓祀五帝於四郊及明堂，而王安石以谓：‘五帝者，
五精之君，昊天之佐也。惟其为五精之君，故分位於五室；惟其为昊天之佐，故
与享於明堂。’自神宗下诏，惟以英宗配上帝，而悉去从祀群神。陛下肇新宏规，
季秋大享，位五帝於其室，既无以祢概配之嫌；止祀五帝，又无群神从祀之黩。
则神宗黜六天於前，陛下正五室於後，其揆一也。”从之，乃诏从祀五帝。
礼制局言：“祀天神於冬至，祀地示於夏至，乃有常日，无所事卜。季秋大
享帝，以先王配，则有常月而未有常日。《礼》不卜常祀，而卜其日，盖月有上
辛、次辛，谋及卜筮，所以极严恭之意也。请明堂以吉辛为正。”
诏：“每岁季秋大享，亲祠明堂，罢有司摄事。”又诏：“明堂近在宫城，
秋享实荐时事，行之久远，宜极简严。其每岁季秋亲祠，如孟月朝献礼，更不差
五使、仪仗等。”自是迄宣和末岁，行亲享之礼云。
高宗绍兴元年，上合祭天地於明堂，奉太祖、太宗配祀。礼毕，不受贺，文
武百官拜表称贺如仪。以嗣濮王仲为亚献，右监门卫大将军、信州防御使令话
为终献。
时礼部尚书秦桧等言：“伏睹建炎恭行郊祀之礼，其时仪文制度与夫衣服、
器皿之类，已不能如礼。明年渡江，国步愈艰。今岁复当郊祀，谨按冬祀大礼，
神位六百九十，行事官六百七十馀员，而卤簿、仪仗、舆辇、宫架、祭器、法服，
散失殆尽，及景灵宫、太庙行事与登门肆眚等礼，不可悉行。至於享，亲诣宗
庙行礼，又不及天地，惟宗祀明堂，似乎简易。苟朝廷深原礼意，采先儒之说，
汉武帝、孝章之制，而略其严父之文；志存享帝，而不拘於制度之末，独明堂之
礼，尚或可行。乞博采群议，令有司参考典礼以闻。”
礼部尚书胡直孺议曰：“谨按百王之礼，沿革不同，而祀天地於郊丘，祀上
帝於明堂，享祖宗於太庙，此三者万世不易之礼。惟仁宗皇时，大享明堂，
合祭天地，并侑祖宗，遍礼百神，圣训有‘礼缘人情’之语，而文彦博以仁祖为
能达礼之情，礼之变。由此观之，皇祀典本非为万世不易之礼也。国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