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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如果要读《圣经》，就不能不知道这些《圣经》学或基督教史的常识，不能混淆两者之间的关系与差异。笔者并非抨击宗教和否定一切宗教，而是批判宗教（基督教）中的专制精神；拙文所批判的上帝，正是《旧约》中的“智力低一等和品格不完美的神”，“是好战的”、“残酷的神”。齐先生却混淆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将《旧约》与《新约》看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而在他所提出的诸多问题中，出现了将《旧约》中的生理之“死”理解成《新约》中的精神之“死”（如在第五个问题中，将《创世纪》中的“死”与《新约·以弗所书》中的“死”等同起来），将《旧约》中的自然神耶和华上帝与《新约》中的精神理性“逻各斯”（Logos，《圣经》语词，原为希腊哲学、神学用语，汉语《圣经》译为“道”。《新约》中利用其解释耶稣“道”成肉身降世的意义，见《约翰福音》1：1～5），将耶和华与《新约》时代的“以马内利”（Emmanuel）即“上帝与我们同在”完全等同的误读情况（方按：此词多见于《新约》，但在《旧约》中似仅仅一现，见《以赛亚书》7：14及8：8中，并无后来所附加的“同在”之意，虽然也有人一定要在其中探隐索微地解读出这种意义来），并且将“新教伦理和早期温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新教的改革和欧美民主制度的建立”与犹太教（及基督教）《圣经·旧约》及早期直至中世纪的基督教精神相混淆。而齐先生建议笔者参阅的韦伯的著作恰恰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事实上，正是由于旧世纪（早期及中世纪）基督教的黑暗专横，才有风起云涌的新教改革。正所谓不破不立，欧美民主制度的建立，是破除奴隶制及封建制社会奴役人类的所谓“神性”、张扬自由选择及自由意志之人性的必然结果，是重塑普世性的人类自由、民主、人权理念的必然结果。而犹太教、基督教的“原罪”思想是与不允许自证其罪和必须进行无罪推定的现代人权理念与自由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的。试以美国为例，他们举世瞩目的诸多成就难道都是人们戴罪立功而获得的不成？
“齐文”所反映的问题表明，社会上肯定还有许多人持有类似的观点，包括部分宗教（基督教）信徒在内，主要是没有读懂《圣经》，尤其是没有将《圣经》中的《旧约》与《新约》区别开来的缘故。而这在宗教史家（当然是少数专门研究者）却是一种常识。正是这样，一些人在奢谈基督教精神的同时，却不知道基督教精神本来就是一种自觉或者被迫地随着社会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地进行改革的活精神。基督教之所以还存在，并且还在发展，就是因为它们（包括天主教与新教）在与时俱变，而不是抱残守缺、食古不化地紧紧抱住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时期那个《旧约》中的嗜血之神耶和华不放。
英国学者罗伯逊（Robertson，1886－1961）说过：“我们只要思索一下，便可了解，人类并非天生是信奉宗教的。我们之中信仰宗教的人所以信仰宗教，仅因为受了说教的影响。教会本身也承认这种事实，因而利用政治力量在学校中厉行宗教教育。”正是将说教不断地灌输，便造就了一些人的集体无意识。反复的说教能够使人丧失理智，能够使人疯狂，甚至能够使有着超常理智的民族集体疯狂。希特勒、戈培尔的说教灌输曾经激发了整个德意志民族的疯狂〔24〕，须知，这是一个产生了无数杰出思想家与哲人的民族。类似情况，在古今的其他国家与民族中包括中国也曾经发生过。当“噩梦醒来是早晨”时，大家才知道都是上了说教的当。
顺便说说，为了论证上帝的存在，“齐文”列举了一些“神迹”与“见证”。这些“神迹”与“见证”不是笔者所说的“白纸黑字”，难道还真的有人亲眼目睹、还可以见诸真实可信的录像资料（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录像资料也可以造假）不成？实际上，上帝是否存在，由于幽明相隔，这是一个无法通过实证手段来证伪或者证实的事情。作为无神论者的笔者正是尊重人们的宗教感情而没有在文中将其完全否定为虚幻之物。其实，基督教教义中的“三位一体”说，是后世作为一个宗教组织的基督教形成后的神学家对《旧约》的耶和华（Jehovah，希伯来文的原意为“我现在是、将来是”，汉译为“我是自有永有的”）上帝“作出自己的解释和说明”（徐怀启教授语），并与《新约》的弥赛亚（messiah，希伯来文的原意之一为“救世主”，希腊文称之为Christos，即“基督”）耶稣及希腊的“逻各斯”（Logos）范畴糅杂而成的产物。就像中国古代的《周易》一样，本来仅仅只是一部卜筮书，后世学者根据各自不同的理解和目的“作出自己的解释和说明”，掺进了不少水分和“私货”，乃至异见纷呈，将其装饰成一部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天下至宝，甚至闹出了莱布尼兹的二进位制思想及计算机都是受到《周易》的启示而产生的笑话。在这里，笔者倒是觉得，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其实还是说明了一些历史真相的。一个读史的常识是，必须将历史的原貌与后人所作的阐释与发挥严格地区分开来。如果不作理性的辨识，就盲目地加以认同，往往将步入他人甚至自己所设置的“陷阱”之中。
三
笔者不敢说自己对基督教（含天主教）有多深了解，但感觉到齐先生的了解也是不多的。例如，为了否定拙文提及的在中世纪基督教精神的影响下，东方建立了一个上帝在人间的天国“试验田”——太平天国一事，“齐文”以《新约·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三十六节的文字作为“耶稣断然否定可以在地上建立道德乌托邦似的‘人间天国’”的证据。且不说这段（包括上下文）文字所表达的并不是齐先生所理解的意思，即使如此，也不能说耶和华（如前所述与耶稣有别）的意志就没有被教会在人间着意推行；换言之，即代表着上帝意志的人间代表——教会，就没有想、并且没有在人间实施过“天国计划”。
许圣义先生在《基督教与天主教的区别》一文中，对当代基督教与天主教两个教派的精神及行为的主要区别进行了八个方面的概括，其中之一就是：“天主教则把教会看得极为重要，教会就是天国，教会在世上扩大权柄，就是扩大天国的疆界，当疆界扩大到全世界，天国就完全实现了。”“教会应由神职人员组成，主教、神甫等握有神权，掌管‘天堂之门’的钥匙，只有通过他们，信徒才能得到赦罪。《圣经》的解释权也属于教会神职人员。”〔25〕这种概括是完全准确的。天主教至今仍然奉行着上帝的意志，并将其作为教会的基本教义与义不容辞的责任，即在现实的人间实现远远不止是“道德乌托邦”的天国梦。在近代以前，他们是用强权来推行这种上帝意志的，以致于将教会控制下的欧洲及海外殖民地都搞成了上帝在人间政教合一的天国“试验田”。他们还曾经想将中国建立成这种“试验田”，故派了大批自称为教会“斗犬”与铁血卫士的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其中有些人为太平天国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难道不是为了“上帝的事业”而是为了“中国人民得解放”吗？话又说回来，基于人性的弱点，要在充斥着人类罪孽欲念的人间建立起一个“道德乌托邦似的‘人间天国’”，确实难而又难，但古今中外，人类对这种理想的追求又何曾间断过？时而有柄政者为了实现这种理想，不惜以强权与铁血来推行，以致造成了诸多史无前例的灾难，这样的例子我们还见得少了吗？太平天国正是这样干的。
笔者不知道齐先生是否信仰基督教，但从“齐文”中似乎感觉到他对基督教还是有着一定的感情。其实这不仅没有错，反而好，而且很好，因为有信仰总比没有信仰好。笔者虽然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但也有自己的信仰或者信念，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良知；并且从心底里尊重他人的宗教信仰。正如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所说的：“在法律力量微弱的时候，宗教是能够支援国家的。”〔26〕一个有着真正纯正宗教信仰的人，肯定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要少些庸俗，其犯罪几率也要低得多。在一个国民普遍没有宗教信仰或其他正当信仰，或者只有民间俗信宗教，即有求必应甚至连盗贼与娼妓都有自己的崇拜神以保佑其多些见不得人的进项的鬼神崇拜的国度，每个人只需要对自己负责、对上级负责，仅仅靠一种抽象甚至被异化了的道德规范来自律自己的行为，没有一种冥冥中的感性或理性之“神”的制约，不必担心中国古代俗语所说的“举头三尺有神明”，“当法律自己在治理国家时力量软弱”之际，就会形成从上至下社会群体的腐败与堕落，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种被信仰的宗教必须是具有人文关怀的、宽容的，而不是独裁的、极权专制的；并且，个人的信仰也必须是自愿的而不是被强迫的。当一种信仰或宗教如果用耶和华似的强权施加于人，它就变成了政教合一的喋血专制与思想强奸。而专制又必然导致腐败，就像中世纪的天主教教会一样。
在进行比较宗教学的研究中，笔者觉得，东方的佛教似乎比西方的基督教更具有宽容与人文关怀精神。其差异性之症结可一言以蔽之：虽然两者都谈到世人的罪孽，但前者之佛祖将这种“罪孽”归之于己而后者之上帝将其归之于人。例如，在人类社会史上，基督教的“十”字军千百年来东征西讨、鏖战不已，大大小小的宗教战争乃至一般民众之间的宗教争端至今络绎不绝，谁又见到在佛祖释迦牟尼精神的鼓动下出现过类似的佛教军队？谁听说过释迦牟尼有过耶和华似的喋血行为？其原因就是，在佛祖的眼里，在佛教的基本教义与精神中，从来就没有异端，没有原罪的思想，没有“流无辜人血的手”，没有信徒们“血的献祭（要奉上鲜血方“为馨香”）”和“敌人的血”，更没有“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27〕，有的倒是诸多“慈悲为怀”的宽容精神和“舍身救人”、“舍身饲虎”、“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以利他人而牺牲自我的精神，有的倒是眼见世俗的沉沦与罪孽而感到自己未能承当起舍身拯救责任的罪过。佛祖不像耶稣在著名的“登山宝训”中宣称的那样将人类得救永生之门开得非常窄，甚至窄到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而是大开“方便之门”，将芸芸众生送过“苦海”，登上彼岸的西方净土。无论是否佛教信徒，都不是佛祖的罪人，不必为因“出身不好”而为远祖的“好奇心”（霍尔巴赫语）“原罪”承当责任，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