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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阿勒特监听站也裁减了好几百人。同埃克施泰因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的监
听站一样，这个监听站现在也采用了能够接受几千英里外遥控的技术。
在大西洋对岸，英国的政府通讯总部也正在经受同样的冷战后的创伤。1995年，
位于切尔增纳姆的总部接到命令，在4 年内要从6000人中裁去900 人。许多监听站，
包括德文郡的卡尔姆黑德监测站，都已停工，共裁员250 人。
同国家安全局的情况一样，政府通讯总部的许多海外工作站也采用了遥控技术。
英澳合建的春迹角监听站设在香港的一座悬崖之上，长期以来一直是远东最重要的
监测站之一。除了几名基干人员，其他所有的人都已撤离并转移到几千英里以外的
墨尔本市区。在那儿的一座两层无窗的灰色石头楼里，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情
报截获人员监听由英国设在香港的天线接收到的中国和俄国的通讯信息。“大部分
（被截获信息）传回了国家安全局，”一个工作人员说道。监听的主要目标是：中
国的核武器和其他先进武器试验、空间飞行试验以及在中国南海引起争端的帕拉塞
尔群岛（即西沙群岛）上的军事活动。俄国人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成）到越南
金兰湾的俄国基地的通讯信息也是墨尔本监听的对象。
但是，随着英国准备将香港归还给中国，所有这些活动都于20世纪90年代结束
了。政府通讯总部的官员命令摧毁其在香港的所有建筑，以排除泄密的可能性。到
1997年7 月香港移交的时候，那些无窗的办公大楼已变成一片废墟，昔日的岗亭成
为流浪汉避雨的场所。然而，政府通讯总部还是留下了一些设备。以前曾是英国陆
军威尔士亲王军营的那些建筑物已移交给了中国，在那些建筑物的墙壁上还留有各
种各样的监听设备。
政府通讯总部有些人担心，如果工作人员减到4500人以下，这个机构将会在国
家安全局的眼里显得微不足道。“如果我们能保持4500人，我们就是一个有活力、
有效率的机构，”政府通讯总部的官员布莱恩。穆尔说，“如果我们不能保持4500
人，完成政府通讯总部的中心工作就要打个问号。”然而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局
外人士——而且是一个以削减经费著称的人——被任命为主任。国防部主管政策的
代理副部长戴维。奥曼德因支持一系列在英国军队内削减经费、提高效率的主张而
著称。
对于许多密码专家来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秘密世界化为乌有，这是一件艰
难而又痛苦的经历。在得克萨斯奥斯河北边的山村里，罗伯特。佩恩头顶满天繁星
坐在阳台上。在这凉爽的夜晚，萤火虫在空中飞舞，他抽着长长的雪茄，用淡绿色
的杯子品着咖啡。“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做事的方法、还有做事的目的，这些又有
谁能记得呢？”他写道。
我们都是年轻的水兵或海军陆战队士兵，十几岁的小伙子，头上带着耳麦，坐
在打字机旁记录、编码、解码、发送、接收各类情报。总是警觉万分，准备随时待
命…。。我们在那些远离家乡的军事基地监听、监测，度过了冷战期间无穷无尽的
日日夜夜，但谁又理解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毫无疑问，谁又能知道我们工作的意义？
我也不清楚在整体部署中我们起了什么作用。
在这夏日的夜晚，我坐在和风之中，尽力回想着我们服役过的那些基地、战舰
和工作站的名称。我不知道，这些曾经为祖国做出杰出贡献的特殊的战舰和秘密基
地，会不会在阴冷的历史长廊中留下某些纪念……那些基地的名字听起来很奇怪，
基地的四周围着铁篱，大门由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警告牌上写着：“未经许可，
不得入内！”秘密基地安装着的一排排奇形怪状的被称为“长颈鹿”或“恐龙骨架”
的天线。可是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基地的名字。
另外一个前情报截获人员难过地说：“技术进步了，因此昨日的工作方式如今
再也用不上了……编制缩小了，人员减少了，我们在菲律宾的几个基地撤销了，冰
岛的凯夫拉维克撤销了，意大利的圣维托撤销了，巴拿马的盖雷塔岛撤销了，韩国
的平泽撤销了，阿拉斯加的埃达克撤销了。”
一名退休的海军密码专家在著名的《海军研究》上发表文章写道，海军安全小
组现在已经没有价值了，用于这个小组的宝贵的经费可以用到海军内其他更合适的
地方。安全小组的前景相当黯淡，该小组组长、海军少将艾赛亚。科尔不得不安慰
那些焦虑不安的老密码专家们说，他们的机构不会取消。“海军安全小组还会存在，”
他大胆而果断地说。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由于经费削减，“目前处境困难”。
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安全局辉煌的年代也随之结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
“几乎是人满为患，”一位国会助理人员说。1983年，国家安全局基建项目（经费
总额为7600万美元，另定下一年为2 二2 亿美元）差不多占五角大楼全球范围内基
建预算总额的20％。新增的两座办公大厦为该机构的总部提供了比11座纽约市世贸
中心还要大的办公面积。
但到了1997年，情报部门的预算已经削减到1980年、即卡特政府的最后几年的
水平。可是过了不久，里根政府就允许这些幽灵般的安全人员动用诺克斯堡金库的
黄金。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局许多昂贵的监测卫星使用寿命期已过，而又无法更换。
在1991年到1994年这几年间，间谍卫星的数量差不多减少了一半。“在用于情报的
经费总额中，国家安全局所占的份额也可能减少，”海军上将威廉。斯蒂德曼在1992
年4 月8 日的一次告别会上坦诚地对他的员工说，“我们将要过紧日子，这就要求
我们继续用较少的钱办更多的事。”
斯蒂德曼的忧虑是有根据的。在1990年至1997年间，该机构不得不裁员17石％，
而且计划到2001年使裁员总数达到24％。由前任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领导的一个
专门委员会声称，整个情报界至少还要裁员10％。此外，五角大楼一位监察长在1991
年做的调查——这对国家安全局而言还是头一次——表明，该机构的许多关键部门
都是头重脚轻，高层人员过多，而且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我们发现该机构的发展
缺乏统一管理、统一部署，”这份调查报告最后说，“国家安全局缺乏足够的内部
监督机制来保证该机构高效履行其职责。”结果弓！起了一场机构大改组。斯蒂德
曼的继任者迈克。麦康奈尔于1992年10月1 日实施一项重大改革，副局长职数砍掉
40％，中层管理人员职数砍掉29％，低层管理人员平均砍掉50％。同时，有权直接
向局长汇报的人由90人减到15人。
“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将会深受这些变化的影响，”国家安全局《业务通讯
》宣称。麦康奈尔对他的高层人员说：“由于经费减少，我们必须减少机构的一般
管理费的开支，并且建立一套效率更高的运转体制。”但是，削减人员似乎给机构
的预算带来了矛盾性的影响。由于通货膨胀、职位晋升、福利提高等因素，经过压
缩的员工队伍的费用随之增高。这些因素使得国家安全局员工工资总额所占预算总
额的比例发生了变化：1990年约占30％，而1996年接近40％。白宫的一份研究报告
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并说“划拨到工资单上的钱越来越多，这就挤占了投资
新技术的费用，并限制了工作的灵活性”。看来，国家安全局裁的人越多，用于卫
星和计算机的钱就越少。
麦康奈尔于1992年5 月份接替斯蒂德曼时，压缩编制的问题正等着他来解决。
“员工们该利用这个机会回到自己的业务领域，”新局长根据《业务通讯》的内容
解释说，“跨专业培训、技术分类和任务涵盖等用语将来都是时髦的术语。”削减
经费的这把大斧甚至要砍到一些离该机构最遥远的监听站。为了进一步削减经费，
在一些还没有完全关闭的监听站，国家安全局的文职人员将逐渐地被军职人员所代
替。由于削减人员和经费的工作将继续推人到新的世纪，所以该机构鼓励员工们参
加一个被称为“如何应付变化”的研讨班，并请了一位著名的演讲者到弗里德曼礼
堂做了题为“动荡时期求发展”的专题报告。
大多数人原来认为，在国家安全局工作几乎是最保险的，这儿永远不会发生裁
人的现象。“当时在私营企业工作的邻居和家人面临失业的危险，我们仍安然无恙，”
1992年，一个忧心仲忡的工作人员说，“而现在我们也是前途未卜，我们的处境再
也不令人羡慕了。在这儿上班也不轻松。”辞职人员在离职时的谈话中也表现了同
样的忧虑。
但是也有人认为长期以来国家安全局人浮于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解码工作
计算机化过程中起过主要作用的霍华德。坎佩恩博士认为，这些机器本应降低人员
的开支。“我原以为……这些都是节省人力的设备，”这位前任研究部主任回忆说，
“我们就不会需要很多的人手了。而我们还有这么多人，这一直是一件令人失望的
事儿。当然，我们所做的就是用这些设备完成了更多的工作，而没有达到更省钱的
目的。但我现在仍然觉得，我们应该用更少的人力来完成这些工作。机器要增加，
人员要减少。”前任局长助理提了一条建议：派那些被替换下来的人去“充实‘天
线’加工厂，要么就退休”。
为了缓解大量裁员的压力，1999年对4000多人采取了买断工龄的做法。与此同
时，国家安全局对许多要离开该机构的人员采取了一种“软着陆”的方法。这种方
法就是将这些人员转到那些与国家安全局有重大合同关系的秘密的国防企业内去工
作。第一年，被转人员将按照国家安全局的合同领取工资，一年后就可能被该企业
聘为正式职工。
尽管工作已变，办公地点已变，但是许多合同还要求这类员工就留在国家安全
局内。例如，芭芭拉。普雷蒂曼从国家安全局“健康、环境与安全部”的参谋长的
职位上退下来后，根据软着陆计划，受聘于“联合信号”公司，而她只需搬到国家
安全局的“信息系统安全办公室”工作，在那儿，她的工作就是组建信息安全教育
方面的一个全国性的研究会。
参加这个计划的其他公司包括科学应用国际公司、洛克希德一马丁公司等。用
于这项软着陆计划的资金来自该机构早年辞退高级官员所节省下来的基金。到1988
年，该计划实施2 年，已在8 个企业安置了300 多人，从而为国家安全局共计节省
2500万美元。
迈克。麦康奈尔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出生在南卡罗来纳格林维尔的蓝岭山麓，
1966年毕业于当地的弗曼大学，获经济学学位。不久之后，他参加了海军，并以美
国战舰“科利顿”号的负责损失管理的官员的身份到了越南。“科利顿”号属于涓
公河三角洲河上移动部队。战争中他幸免于难，随后到日本横须贺，在海军调查部
从事反间谍工作，并爱上了间谍这项工作。后来到国防情报学院学习，成了一名情
报专家。
1976年，麦康奈尔被派往西班牙的罗塔担任“海军海洋侦察情报所”指挥官，
从而步入了信号情报界。“四名海军军官和一名国家安全局的文职官员手把手教我
学习信息情报方面的知识，”他回忆说，“作为一名年轻的海军上尉，我认识到信
息情报很难学，很复杂，很深奥，其深度和广度都难以理解……这次经历对我使用
信息情报的后半生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巨大影响。”
麦康奈尔还做过其他工作，如以美国战舰“拉萨尔”号军事情报官的身份巡视
了波斯湾和印度洋，后来才转到国家安全局，负责海军部的工作。接着他到珍珠港
担任太平洋舰队的最高海军情报官，在此项工作中他荣获了他的第一枚星形勋章，
并在担任参谋部的主要情报官、处理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这类问题期间荣获了第二
枚星形勋章。
在国家安全局，麦康奈尔很快发现监听工作比将截获的信息转换为完整、可用
的情报要容易得多。通常情况下，解码——“加工”——是最艰难的工作。“我有
三个主要问题，”人们常常听到麦康奈尔说，“加工，加工，加工。”
翻译也是一个大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还存在一个由‘用纳瓦霍符号交谈的
人’组成的世界，”麦康奈尔解释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