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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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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嗣昌增兵增饷是为了”安内“,实现”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根据这一计划,陕西、河南、湖广、风阳为”四正“--即四个正面战场,要这四处的巡抚以”剿“为主,以”防“为辅:延绥、山西、山东、应天(南直隶)、江西、四川为”六隅“,要这六处的巡抚以”防“为主,以”剿“为辅这四正、六隅加起来就是”十面张网“。总之,不论主战场在那里,都要布下罗网,形成围剿之势。杨嗣昌向皇帝保证,下三个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 

  在此后一年中,这一计划显出威力,熊文灿的湖广大力招抚,张献忠等部农民军陆续接受招抚;洪承畴、孙传廷在陕西围追堵截,李自成等部农民军几乎全军覆没,李自成与刘宗敏等十八人逃往商洛山中。至此,造反大军已扑翦殆尽,”十年不结之局“似乎可以望到尽头了。 

  就在关键时刻,崇祯皇帝在攘外与安仙的两难抉择中,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致使表势发生剧变,错失安内大好时机。 

  崇祯十一年九月,满洲武装分两路突破长城要塞,大举南下,京师戒严。皇帝把卢象升从中原战场北调,总督天下援兵保卫京师。不久,卢象升战死沙场,年仅三十九岁。洪承畴、孙传廷奉调保卫京师,洪出任蓟辽总督,孙出任保定总督。 

  由于中原兵力全部调到北京附近,而且清军撤退后,又不及时回访,致使中原空虚。在湖广谷在接受招抚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于崇祯十二年五月初六日,重举义旗,大败左良玉所统率的官军,原先接受招抚的各部农民军纷纷起兵响应。在商洛山中的李自成也纠集旧部,进入河南。形势急转直下,皇帝下令逮捕直接责任人--督师总理熊文灿。 

  八月二十五日,皇帝决定委任杨嗣昌以内阁在学士身份,前往湖广,代替熊文灿督师,再度把”安内“放在”攘外“之上。然而”安内“的最好时机已经错失,而且精锐部队大部分都集结于北方长城一线。杨嗣昌要完成一个无法完成的使官,等待他的只能是悲剧下场。然而这幕悲剧的开场却是极富喜剧色彩的。九月初六日,皇帝在平台为他饯行,并且送给这位督师大学士一道亲笔书写的诗: 

  盐梅今暂作干城, 
  上将威严细柳营, 
  一扫寇氛从此靖, 
  还期教养遂民生。 

  皇帝听杨嗣昌念罢,笑着说:”朕为卿赠行。“他的诗巧妙借用典故,预祝这位盐梅上将马到成功。看得出来,皇帝对于杨嗣昌不仅推崇备至,而且寄予厚望,希望能够”一扫寇氛从此靖“。 

  打了一点胜仗以后,皇帝又给千里之外的杨嗣昌发去亲笔手谕:”谕督师辅臣:卿自昨年九月初六日辞朝至今,半载有余矣!无日不悬朕念,与行间将士劳苦倍尝,而须发尽白,深轸朕怀。“字里行间流露出皇帝对这位督师辅臣的特殊感情,连须发尽白也挂在心上。在此之前洪承畴、卢象升曾屡次打过大胜伏,从朱见皇帝如此动情,唯独杨嗣昌有此殊荣。对于杨嗣昌而言,皇恩浩荡之外又有亲如家人的牵记,令他感动得五体投地,直至以死相报! 

  杨嗣昌无论如何不曾料到,玛瑙山大捷以后,再也没有打过胜仗,他自己间然成为矛盾的焦点,在与下属关系的协调中一筹莫展,其中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与骁勇善战的左良玉关系搞僵,是一大失策。原先杨嗣昌再三向朝廷保荐左良玉为”平贼将军“,后来看到左良玉飞扬跋扈难以控制,又想让陕西将领贺人龙为”平贼将军。“结果,两面不讨好,失去了左、贺两名大帅的信赖。

  不独左、贺领兵消极观望,那些总督、巡抚为了保存实力,都想从围剿中抽身,张献忠从湖广进入四川后,压力大减,如鱼得水,运动战打得很有声色,杨嗣昌跟在后面团团转,束手无策。 

  为了分化瓦解,杨嗣昌下令:赦免农民军将领罗汝才等人的罪状,唯独张献忠不赦,有擒斩张献忠者,赏银万两。张献忠针锋相对,派人在杨嗣昌的行营衙门中张贴传单,上面写着:”有斩阁部(杨嗣昌)来者,赏银三钱“。在心里较量上,杨嗣昌明显处于下风。 

  张献忠是运动战高手,半年之内,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上川,杨嗣昌老是指挥军队在后面追赶,根本无法交锋。正如张献忠在打油诗里讥讽的那样: 

  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 

  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 

  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尺路。 

  杨嗣昌的尾随战术终于露出了危机。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在河南突然攻下洛阳,处死了当朝皇帝的亲叔--福王朱常洵,把这个体重三百六十斤的大胖子的肉,一块一块割下来,和鹿肉放在大锅中煮,在洛阳西关周公庙举行了一场”福禄宴“(谐音福王与鹿)。消息传到宫中,崇祯皇帝大为震悼,停止上朝三天。近日来,他一直在为其他藩王担心,唯独不担心分封在襄阳的襄王,因为襄阳是杨嗣昌的督师衙门所在地,驻有重兵。正当他在武英殿向左右近侍询问开封的周王近况如何时,忽然宗人府官员传进襄王府福清王(襄王次子)的紧急公文,他大惊失色,拍案而起,喃喃地说:果然,襄王也不免于难了么?打开奏章一看,果然如此:二月初四半夜,张献忠的军队攻放襄阳,南门起火,一城糜沸,初五日,襄王在西门城楼被杀死,然后放火烧城,肢体化为灰烬。皇帝的悲恸,不仅是远房叔祖朱翊铭之死,而是感慨于于形势的剧变。令他不解的是,杨嗣昌为何至今不不向他报告此事? 

  其实此时杨嗣昌已经病入膏肓了,崇祯十三年底至十四年年初,杨嗣昌已身患绝症,正月初六日病情趋于严重。正月初八日向皇上报告军情时,隐给流露了行将就木的忧虑:”臣忧劳病瘁,奄奄垂毙,襄库馨尽,心亦忧煎,不知死所。“他的病是心力交瘁所致,明知无法力挽狂澜,却要硬着头皮去力挽狂澜,还要表现出胜券在握的样子,精神压力之大,非常人所能感受。自从奉命督师以来,这位盐梅上将除了玛瑙山大捷,再没有打过一次胜仗,部将不听调遣,被张献忠牵着鼻子走,狼狈不堪。而皇帝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班师回朝。心力交瘁的杨嗣昌终于一病不起。 

  正当他在四川团团转时,张献忠突然指挥军队出用,飞奔杨嗣昌的督师衙门所在地--襄阳。襄阳方面还没有得到一点消息,张献忠的军队已经到达当阳。张献忠派罗汝才截断郧阳与襄阳的增援路线,自己率领精骑,一日一夜飞奔三百里,直插襄阳。二月初,兵临襄阳城下,派遣十二名士兵冒充杨嗣昌督师衙门的差官拿着调兵文书入城。二月初四日半夜,城中内应放下吊桥,迎接大部队,襄阳不战而下。 

  天明后,年逾七旬须发尽白的襄王朱翊铭被押到西门城楼,吓得浑身发抖,跪倒在张献忠脚下,连喊:”求千岁爷爷饶命!“ 

  张献忠讥讽道:”你是千岁,倒叫我千岁。我不要你别的。只借你头用。“ 

  朱翊铭一听,慌忙讨好:”宫中金银宝玩任千岁爷爷搬用。“ 

  张献忠回答;”你有何法禁我不搬哩?只一件事,你不给我头,那杨嗣昌不得死。“说罢,下令处死襄王朱翊铭,同时处死的还有贵阳王朱常法、兰阳王母徐氏等四十三人。 

  杨嗣昌以为襄阳防守严密,不足为忧。张献忠从陆路出川,他从水路沿江而下,二月二十八日赶到夷陵(宜昌),方才得知洛阳、襄阳陷落,福王、襄王被杀的凶闻接踵而至,不禁大恸:无脸再见皇上!原本身患重病的他,遭此惊吓,顿时绝望,饮食不进。赶剑荆州沙徐家园,便卧床不起,一切大事都交给监军万元古代理。万元吉问他:师相病情如何?为何不报知皇上?杨嗣昌只吐出两个字:不敢! 

  二月初一日,杨嗣昌病死于沙市徐家园,终年五十四岁。崇祯皇帝得到杨嗣昌的死讯,专门下达圣旨,力排众议,给他极高的评价:”督师阁臣杨嗣昌,功虽未成,尽瘁堪悯。“并且感叹:”杨嗣昌死后,廷臣无能剿贼者。“舆论却一致谴责杨嗣昌,主张追究责任。皇帝不但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反而追赠他”太子太保“头衔。皇帝对杨嗣昌的眷顾,始终如一,在崇祯朝五十名内阁辅臣中,堪称独一无二。确实,杨鹤、杨嗣昌父子为明朝力挽狂澜,而献出了生命,皇帝还能谴责什么呢?

第十四章 袁崇焕与毛文龙

第一节 毛文龙的功过是非

  毛文龙何许人也?一般读者可能会感到陌生。 

  确实,毛文龙在明末的历史舞台上犹如跑龙套般地一闪而过,没有给人留下甚么印象,彷佛辽东上空滑过的一颗流星,迅即消逝。不过他本人倒并非一个跑龙套的小角色,而是明朝止式任命的驻守鸭绿江口战略要地的东江总兵,在明朝和后金(清)、朝鲜的边界地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令人遗憾的是,崇祯二年他死在督师人人袁崇焕的尚方宝剑之下,由于袁崇焕的赫赫威名与耀眼光环的笼罩,毛文龙黯然失色,甚至模糊了原来的本真面目。到了历史学家笔下,毛文龙的功过是非到底应该怎样评说,似乎成了一个问题。 

  最早研究毛文龙的李光涛先生,早在20世界40年代就撰写长篇论文《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筚路蓝缕,从漫无头绪的史料中探幽索微,清理了毛文龙史迹,为后人研究这一段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他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历史的抑或是现实的?)把毛文龙作为东江总兵的作用全盘否定,把他说得一无是处,甚至对袁崇焕杀毛文龙人加赞扬:“袁崇焕斩所当斩,毛文龙死且有余辜。”这种过于偏激的态度实在难以令人心悦诚服,历史学家需要客观的心态和冷静的眼光,感情用事或许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时代局限,人们能够理解。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20世界80年代以来,研究袁崇焕成就卓著的阎崇年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出于对袁崇焕的崇敬与偏爱,从评价袁崇焕为民族英雄的立场上,为其杀毛文龙百般辩解,极力证明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参看阎崇年《论袁崇焕》及《袁崇焕“斩帅”辨》,均收于阎著《燕步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用心颇为良苦,结论却过于绝对,与四十多年前李光涛先生遥相呼应,一个说毛文龙一无是处,一个说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人们不禁要问:历史上真有“一无是处”或“一无错处”的人和事吗?具体而言,毛文龙真的一无是处,袁崇焕杀毛文龙真的一无错处吗? 

  不妨看看历史的本来面目吧。 

  毛文龙,浙江杭州人,年轻时穷困潦倒,学麻衣相术,摆测字摊,替人看相谋生。以后浪迹江湖,来到山海关外边塞,度过二十多年行伍生涯;天启元年被友人引荐给辽东巡抚千化贞,成为标下游击。后金(清)攻陷辽阳,他从海道遁回,乘虚占据鸭绿江边的镇江堡,升任副总兵。镇江堡被后金(清)攻陷后,他率部撤往鸭绿江口近海的皮岛,随后晋升为总兵。皮岛也称东江,东西十五里,南北十里,与鸭绿江口的獐子岛、鹿岛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地理位置居于辽东、朝鲜、山东登莱二州的中间,号称孔道。在后金窥视辽东的形势下这个地区对于明朝是极具战略价值的。毛文龙登岛后,披荆斩棘,筹备器用,召集流民,通行商贾,南货绸布,北货参貂,挂号抽税,不过几年皮岛就称为东江雄镇。 

  天启三年,毛文龙与部下计议:辽东要地唯金州(即金州卫,今金县)南通旅顺口,北至三年坝,西通广宁,东可收复大地。如果占据此城,陆路可以遏制后金(清)骑兵,水路可以前往登州运粮。使率部将张盘等攻下金州,命张盘驻守金州,自己仍、退回皮岛,互为犄角之势。由于此战告捷,朝廷晋升毛文龙为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确认并扩大他发镇皮岛的事权。 

  当时朝廷上下都以为毛文龙在海外有牵制努尔哈赤军队的功劳,从《明熹宗实录》可以看到,兵部的估价是:毛文龙灭奴(按:指努尔哈赤)不足,牵奴则有余:工科给事中杨所修的估价更为具体:东方自逆奴狂逞以来,唯一毛文龙孤撑海上,日从奴酋肘掖间撩动而牵制之:奴未出老巢则不时攻掠,以阻其来;奴离窥关则乘机捣袭,以断其后。因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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