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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２年，胡耀邦带职下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1964年11月，胡耀邦接到中共中央的任命：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在湖南和陕西期间，胡耀邦还兼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1964年，全国各高等院校都在学生中开展政治思想教育运动。而胡耀邦在一次关于“又红又专”的讲话中，却大讲青年学生要学好业务知识。当时我在清华大学学习，清华大学没有传达他的讲话，却从其它渠道传了过来，大家觉得胡耀邦讲话很大胆，很实际。一些同学私下传抄这个讲话。在陕西工作时，由于胡耀邦力主纠左，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组织人批他，把他整得生病了。叶剑英元帅到西安保了胡耀邦，并且把他回了北京。
１９７４年邓小平复职，１９７５年胡耀邦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领导。这时，邓小平正在抓整顿，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也大刀阔斧地开展整顿，努力恢复科研秩序。他领导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这个汇报提纲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科技战线的实际情况，说出了知识分子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当作“大毒草”进行批判。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胡以自己特有的语言风格对叶选宁说：“请帮我捎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一句话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由于胡耀邦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突出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第一书记为陈云）。
在同“凡是派”的斗争中，在思想战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就需要干部路线来保证。但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是郭玉峰。他在组织上还是坚持“凡是派”的指导思想。胡耀邦发表了一篇为被“四人帮”迫害的干部恢复名誉的文章，郭玉峰说：“这篇文章是大毒草。”中央组织部的一些干部贴大字报，对郭玉峰的消极行为进行批评，郭玉峰对写大字报的人施加压力。一些老干部把大字报的底稿送给《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字报里的一些内容。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０日，郭玉峰被撤职。胡耀邦从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任上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中央党校时，他组织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组织部长的任上，胡耀邦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
胡耀邦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每天收到５００封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申诉信。他每天亲自处理副局级、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的申诉信３３封，通过其它渠道转来的申诉信他也一一过目。他亲自主持了六七次各省、市的疑难案例座谈会，力排众议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这些干部都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成为执行邓小平改革路线的重要力量。
胡耀邦得以上升，并不完全靠邓小平的扶持。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是华国锋的主张，华国锋兼任校长，实际工作全由胡耀邦主持。叶剑英元帅也是支持胡耀邦的。
天翻地覆大平反文化大革命和过去次政治运动，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１９７２年，我在天津市得到了主管部门的一个调查材料。这个材料介绍，天津市文革中以各种罪名开除公职遣反回农村老家的有３８０００多人。这些人有一部分在文革后期回到了城市，但名誉、住房、子女等一系列问题没有解决。全市重大冤假错案３７１起，大搞逼供信迫害致死９４４人。这些受害者在粉碎“四人帮”后还没有彻底平反。只有４９１名职工的天津汽油机厂，文革中被抄家的就有１００多名。文革后期对这些职工虽然落实了政策，但还有一大堆遗留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的冤假错案不仅仅在文革中造成的，文革前的“反右倾”、“反右派”等历次政治运动，造就的沉冤更是不计其数。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５日，胡耀邦到中组部第一次讲话中就说“积案如山”。
平反冤假错案从胡耀邦担任组织部长以前就开始了。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到１９７８年１２月，有４６００多名“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官复原职。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以后加快了这项工作的进展。他在１９７８年９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我在这里列举一下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０年两年间重大案件的平反，就可以看出其决心和声势：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２日、１６日、１９日，上海市分别为金仲华、周信芳、郑君里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为他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金仲华是原上海市副市长，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周信芳是著名京剧艺术家，郑君里是著名电影艺术家。
他们都在文革中被加上了种种罪名，迫害致死。
１９７８年９月８日，中共云南省委和昆明部队党委召开２５０万人的全省广大会，为“滇西挺进纵队”和“云南特务组计划”两个全省性政治假案平反，为受迫害的军内外干部、职工恢复名誉。在这次大会以前，省委对“滇东北游击队”、“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和“摧资兵团”等冤案假案已作了公开平反。
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１日，山西省为话剧《三上桃峰》事件平反。这个剧本在文革中被定为“大毒草”，一大批人受害。
１９７８年９月２９日，宁夏召开大会，为在１９７０年判处为现行反革命集团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平反昭雪。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５日，辽宁省推翻“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大假案，９０名党政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得到平反昭雪。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５日，中共北京市委举行常委扩大会宣布：１９７６年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为此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从１６日到２０日，浙江、江苏、河南省委也开会决定，为１９７６年清明节在南京、杭州、郑州参加同样活动而受害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６日，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全国各地党委给最后一批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
１９７９年１月４日，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所谓“一月革命”是指从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到２月５日，在上海进行的全面夺权、并建立“上海人民公社”的活动。在“一月革命”中被公开点名批判的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同志，所有被迫害的赤卫队等群众组织和干部、群众，以及一切假案、错案、冤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７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单位《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一大批过去按“历史反革命”对待的起义、投诚人士重见天日。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２日到２４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京召开大型座谈会，重申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的政策。
统战部长乌兰夫指出，“四人帮’在民族资产阶人士中制造的假案必须平反，错案必须纠正，冤案必须昭雪。从此，一大批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和他们的子女得到解放。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８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最近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委会评审，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地主富农子女，家庭出身一律定为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
这一决定，又使几十年来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数以千万计的人们重见天日。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彭真是文革前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文革中在秦城监狱六号囚室被关押多年。
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２日，为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召开追悼会。翦伯赞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８日被迫自杀。在追悼会上，他的冤屈得到昭雪，给他以很高的评价。
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８日，为文化部平反。推翻了加在文化部头上的“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这些都是毛泽东对文化部的批评）几顶帽子。推翻了“文艺黑线”的说法。文化部的主要负责人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也彻底平反。
１９７９年３月２日，解放军总政治部作出《关于为‘总政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总政阎王殿”这一冤案使得总政治部几十名副部长以上的干部长期被关押、受审，有的被迫害致死。百分之十以上的总政干部被赶出总政机关。
１９７９年３月５日，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肖劲光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肖劲光将军曾任海军司令，文革中受迫害。这次彻底平反。
１９７９年３月９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各族人民宣布，林彪、“四人帮”以及康生制造的内蒙三大冤案－－“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新内人党”经党中央批准，已彻底平反。
同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出《关于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知》。“三和一少”是指，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少支援民族解放运动；“三降”，是指向帝、修、反投降，“一灭”，是指扑灭民族解放运动，二者构成了外事战线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这一平反，为日后的对外开放扫除了一定的思想障碍。
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６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全国统战系统大会，乌兰夫部长在会上宣布，经中共中央批准，为全国统战系统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帽子。
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９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建议中央撤消两个文件的报告》。这就推翻了对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的“两个估计”：十七年的教育黑线为主，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
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１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南京部队党委为优秀教练员郭兴福平反的决定。在罗瑞卿任总参谋长、大抓军事训练时，郭兴福成为全军的标兵，在文革中惨遭迫害。
１９７９年４月３日，总政治部决定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彻底平反。谭政将军原是总政治部负责人，被林彪等打成“谭政反党宗派集团”。
１９７９年４月４日，中共中央批准甘肃省委为“以黄罗斌为首的地主资产阶篡夺白银公司领导权”错案彻底平反。这是六十年代中期“四清”时的错案。
１９７９年４月１５日，《解放军报》报道，中央作出决定，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位将军，在１９６８年被打成反党集团。一大批人受到株连。
１９７９年４月２６日，中共上海市委为文革中的一大冤案－－上海地下党案件彻底平反昭雪。
１９７９年６月８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指出，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的审查报告认为陆定一同志是“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有“内奸嫌疑”，是错误的，应给以推翻。文革前陆定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文革中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一号囚室多年。
１９７９年７月１３日，新华社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年多来为过去受迫害的８００多名科研人员和党政干部恢复名誉。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在１９５９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给以平反。
１９７９年８月２日，新华社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正式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平反。文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