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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重的是，义和团要杀皇帝了。
臣民要杀害皇帝，这在大清帝国历史上可谓头一遭！
义和团的揭帖明确宣称，他们要杀“一龙二虎”。所谓“龙”，指的正是光绪皇帝。义和团们说光绪“效法外洋”，里通外国，是教民的“总教主”。而“二虎”，指的是庆亲王弈和李鸿章。庆亲王是总理衙门大臣，说话有偏袒洋人的嫌疑，而李鸿章是帝国著名的洋务首领。
激情已不可遏制的农民们在帝国一小撮居心叵测的高官的暗示和怂恿下，居然可以公开地宣称他们要杀这个帝国的皇帝——这样的一个政权，这样的一伙官员，这样的一个延续了数千年历史的古老帝国，此时此刻，它还能称做是一个“国家”么？
浮躁的日子
《都门纪变百咏》：诸王贝勒府设立“神坛”，门前高建大纛，上书“替天行道奉旨义和团”字样。
1900年，中华帝国历史上最凄楚的一页掀开了。
当那些赤贫而淳厚的农民们后来成片成片地在帝国都城里倒下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看见过在背后将他们推向洋人枪口的那只黑手；当他们被王公贵族刚一引领进北京城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为终于成了帝国政府官员指挥下的义民而激动不已过。
把东西点燃，这是连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不需要技术、装备和特殊的训练，任何一个农民只要愿意，都能办到。进入京城的义和团们首先在城内的教堂、教会医院和中国教民家的建筑物上点火。义和团刚进城，八面槽和宣武门附近的教堂和教会医院就燃起了大火，大火腾起的浓烟如同长城烽火台上的信号一样，预示着这座千年古都的巨大灾难即将开始。崇文门内所有的教堂都起了火，灯市口和勾栏胡同等处洋人的住房也冒了烟。接着，大火蔓延到京城的每一个角落，因为信洋教的中国居民的房屋也开始燃烧起来。“义和团焚烧顺治门大街耶稣堂，又焚烧同和当铺奉教之房，又焚烧顺治门内天主堂，并医院两处，连四周群房约有三百余间俱烧尽……又焚烧西城根拴马庄、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教民居住之房数百间。”（仲芳氏《庚子纪事》，载《义和团》。）
最著名的大火，燃烧在正阳门外的商业区大栅栏。
义和团放火，是有一番仪式的：一个大师兄先作“法”，形式和“降神”没有什么区别。一伙义和团员围成圈，大师兄在中间手舞足蹈地念“咒语”，关公、诸葛、昆仑老祖、西天老祖地召唤了一阵子后，大师兄便“神仙附体”了。神仙附了体的大师兄浑身发抖，口吐白沫，突然一声：“火！”前边的房屋立刻燃烧起来。没有人知道或者没有人愿意知道，这是农民们事先在房屋里面安排人拿着火把专等着大师兄的一声“号令”——“使其党预伏于内，以煤油潜洒之，”“号令”一出，“烈焰突起，观者堵立，惊以为神。”京城人并不至于如此愚蠢，只是明明知道“法术”有假，但有看大火燃烧之热闹的习惯。每一次放火之前，义和团们都宣称，他们点的不是一般的“火”，而是“灭洋”的“神”火。“神”火的神奇之处在于：让它着，它就着；让它熄，它就熄。而且这火只对与洋鬼子有关的东西起作用——“只烧洋房，决不波及民居。”（《景善日记》，1900年5月21日。）
义和团在大栅栏点火，说是要烧一家叫做“老德记洋药房”的外国药房。跑来看热闹的北京平民，挤在距离这家药房很远的地方，大声地叫好，他们急切地要亲眼看见被传说得很神秘的义和团的“法术”，因为，即使在天桥看魔术也要掏钱，而这里是免费的，况且，大火烧起来一定很好看。可是，大栅栏的商家掌柜却跪了一条街，他们哀求大师兄“放他们一马”，因为只有他们是清醒的——他们是商人，具有严格的经济头脑，只相信按照市场的行情一两银子能生出几分的利，他们不会相信除了市场规律以外的任何“法术”。义和团农民们越“作法”，他们越害怕，因为他们知道，无论什么火，只要一烧起来，外国人的洋药房是没了，他们的店铺也将不复存在。
帝国的官员们下令把正阳门的城门关了，并派出重兵把守，说是奉太后之命，防止乱人混入内城。这是给义和团农民们的一个最明确的信号：要放火尽管放就是，只要不把皇城点着就行。
于是，帝国京城里的大火着起来了。
大栅栏，正阳门外数条商业街中最著名的一条，位于帝国皇城的正阳门外。正阳门，帝国皇宫所面对的最重要的军事防御工程。1644年清王朝建都北京，沿用明朝建都城的格局，正阳门是帝国皇城的正南大门，因此俗称“前门”。大栅栏原来的名称是“廊房四条”，1774年，由于“反清复明”的政治骚乱一直不断，为加强帝都的治安，帝国政府下令“京师内外大小街巷设立护门栅栏”。在这个命令下，全北京城大小胡同设立的各种栅栏达1746处之多。设立栅栏采取的是“官助民办”的办法，由胡同居民自己筹措资金，自己设计样式，自己请工匠打制，于是，前门外这条商人云集的街道上的栅栏被打制得格外高大漂亮，以至成为京城里一道与众不同的风景，成为帝国北方商业兴旺繁茂的标志。于是，人们就叫这里为“大栅栏”，而原来的胡同名字渐渐被遗忘。到了《乾隆京城全图》印出来的时候，“大栅栏”这个名字已经被帝国政府认可了。
这是一条长不过二百多米的小街道，但是，却排列着当时帝国最著名的店铺百十家。鞋帽店、绸布店、金银首饰店、药店、绒线店、烟店、饭店、戏园子等等，“为京师最繁华处”。当时有诗云：
画楼林立望重重，金碧辉煌瑞气浓。
箫管歇余人静后，满街齐响自鸣钟。
（引自《都门杂咏》。）
义和团的农民们进城之后，繁华的大栅栏成为他们最喜欢聚集的地方，这里有吃有玩有长年上演的戏剧。在这里的店铺里学徒的青年特别的多，大都是从乡村来的农民，这些在学徒的时候受到欺侮和盘剥的青年，见到义和团的农民们如同见到家乡的亲人。史料记载，那一年，大栅栏、打磨厂、鲜鱼口等店铺的学徒伙计大都参加了义和团，大栅栏口外的几家剪刀铺里打造兵器的炉火彻夜通红，丁丁当当的声音响彻半个京城。正打铁的时候，有伙计报告：老德记洋药房不但没有把洋药销毁，而且还在转移货物。
义和团们生气了。
火光一起，不可控制。“火延程阙，三日不灭。”（宋玉卿编《戊壬录》之《义和团之乱》。）
老德记洋药房里的火光一闪，神差鬼使般的，帝国都城的天空突然刮起大风，大火瞬间便烈焰飞舞。接着，大栅栏整条街道全都燃烧起来。火势沿着煤市街、观音寺、廊房三条、二条和头条、珠宝市、前门大街、西河沿以及东西荷包巷迅速蔓延，最后竟然烧到了正阳门的箭楼和城楼。点火的义和团们开始奔跑避火。熊熊大火烧着了著名的内联陞、同仁堂等店铺。也许是因为波及到了城门，帝国政府这才允许救火，但是声称可以一声咒语就能“闭火”的大师兄不见了踪影，结果熊熊的大火连续燃烧了一天一夜才被扑灭。虽然老德记的洋药房没有了，而同时消失的还有京城内四千多家商铺。原本繁华的大栅栏商业街变成了一片废墟，街中数不清的绫罗绸缎和金银珠宝或被大火烧毁或被趁火打劫。京城再有诗云：
大栅栏前热闹场，无端一炬烬咸阳。
问渠闭火多神术，为底神灵误主张。
（复侬氏、杞庐氏：《都门纪变百咏》，载《清代野史》卷二，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732页。）
也许利益损失过于巨大了，几乎影响了帝国的财政，数天之后，帝国政府不得不动用行政手段，“发内帑五十万两，户部银五十万两”，以借给被大火殃及了的帝国著名银号：“恒和”、“恒利”、“恒源”和“恒裕”，让其“恢复旧业以维市面”。（同上）以稳定金融市场，为店铺的老板们筹措重新开张的资金。
但是，帝国政府没有追究义和团放火的责任，有关官员更没有一个“引咎辞职”——因为这一切是“正义的行为所致”。
能够代表帝国政府立场的是，就在火烧大栅栏的第二天，也就是在大栅栏的大火还在燃烧的时候，火被放到了内城。西单牌楼附近的一家“讲书堂”被义和团认定是和洋人有关的店铺，于是放了一把火，结果，大火波及相邻的商铺千余家。紧接着，东城的一家洋货铺被点燃，其结果和大栅栏一样，一下子又烧毁了整条街上的四千多家商铺。
大火令北京城的夜晚几乎变为白昼。帝国数百年商业精华，已是满目瓦砾灰烬。
火是中国人自己点燃的。
火光之中，帝国官员家里的“拳坛”香火更盛。
载漪，这个京城禁卫军虎神营总兵家中的一半人现在都声称自己“入了拳”。
史书记载那些天的北京城“火光蔽天，日夜不熄”，“香烟蔽城，结为黑幕。”
那是些人心大快的日子，人人都觉得天地翻覆，臣民可以彻底地“自由”了。在烈焰腾起的浓烟滚滚之中，京城里几乎所有的青少年都以参加义和团为荣耀——“车夫小工，弃家从之”。就连帝国的官员出门也要步行了，因为轿夫们“举事”了，拉车的骡子也好几天没人喂了。许多贵族之家的福晋们必须自己下厨房，因为厨子和杂役们上街“革命”去了——“什百成群，呼啸周衢。”（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27页。）
帝国的皇族们和官员们没有因此而惩罚这些“奴才”，因为他们许多人已公开宣称自己也是一个义和团团员。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把“如今的奴才们不听使唤”的话题当做一件乐事来谈论了——中国人从来会安慰自己，只要凭空臆想出一个连自己都不愿相信的理由，就可以继续心安理得地得过且过，这是帝国的臣民千百年来不闻世间沧桑巨变而依旧浑浑噩噩地活下去的“依靠”。
此刻，整个北京城已经“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了。（柴萼：《庚辛纪事》，载《义和团》。）其人多势众已“比于官军”。帝国的一位官员甚至以威胁的口吻对英国公使窦纳乐说：“不久，清军也会全部成为义和团！”
帝国多年的法律严禁在京城内持械，但是在1900年的夏天，京城满大街都是挎刀的义和团团员。
帝国多年的法律严禁私家冶铁，但是在1900年的夏天，京城内“家家铸刀，丁丁之声，日夜继续。”
在王公府邸里吃饱喝足了的大师兄，一出门，他们充满酒肉味的嘴里吐出的话就成了帝国的“法律”。这些“法律”一会儿一变，京城的居民们稍微不注意，就可能招至杀身大祸——“无日不出新花样，或令人悬红灯，或令人当门书‘义和团之神位’，旋又改为‘义和团众神之位’，朝令夕改，奉行惟谨，否则以二毛子治，不旋踵即有灭门之祸。”（黄曾源：《义和团事实》，载《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说要白面，于是家家户户都拿出白面。又说不要白面了，要大饼夹酱肉，于是家家烙大饼、采购酱肉。每天晚上，义和团团员们都在街上喊：“家家烧香！”于是家家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烧香，但是都得烧起香来，帝国的都城烟雾腾腾，俨然成了一座巨大的庙宇。又“令民家供清水一盂，馒首五枚，青铜钱数枚。家置一秫秸，粘红纸，供五日。”于是家家照办，后来一问，义和团们的解释是，供了五天的秫秸便具有了“神力”，“持以挥敌，首自落。“（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07页。）
义和团进攻使馆不利，便命令所有的居民在烧香的时候一律“以拇指掐中指，男左女右，力掐不放”，说这样可以灭洋人。早上起来，突然说义和团在大街上杀了个女乞丐，原因是这个女乞丐暗中受了洋人的委托，半夜里把“秽血涂在居民的门上”，目的是“要招鬼来害居民全家”。于是，家家都出来看自己的大门，全城人心里怦怦乱跳。
义和团要求居民们家家必要有的东西是红灯——家家挂灯，昼夜不熄，一片灯海，犹如节日。但是，挂红灯也不那么容易，一不小心也可能惹来灾祸。突然有命令来，让家家都把红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