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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亲王绵忻传》。）
所谓“述旨误”，是说办理手续的大臣把字写错了。原来，军机大臣们奉旨书写进封文件时，官员把“瑞”字错写成了“端”字，稀里糊涂地呈奏了上去。更糊涂的是，皇帝也没把这个错字看出来，朱笔一画，批准了。王言即出，便是成法，没有更改的道理，结果在官员和皇帝的共同糊涂中，本来被过继到“绵”字辈，指望能够继承“瑞王”封号的载漪，到了封王的时候却成了“端王”——皇族瑞怀亲王绵忻一支的爵位封号到此真的“国除”了。
无论是“瑞”还是“端”，对于载漪都无关紧要，反正他已经是帝国的郡王了。
载漪最大的福气是儿子被立为皇储。
这件“盛事”的突然出现还来自于载漪的裙带关系。
《十朝诗乘》云：
至是东朝再训政，忽别议为穆宗立嗣，盖预为废立地也。近支中惟端王福晋出入椒掖，承眷特隆。所谓“佛香高阁盘旋上，亲挽■辇有福金”者，即咏此事。溥儁得立，实由此。此时朝士虽无敢昌言抗议，而私忧窃叹，每见篇章。（郭则沄：《十朝野乘》卷二十三。）
载漪的福晋和慈禧的关系甚是亲密，到了可以在慈禧的轿子前后晃来晃去和太后窃窃私语的地步。在载漪的儿子当选皇储的问题上，想在日后当上和慈禧一样的皇太后的载漪的福晋绝对脱不开“拉关系走后门”的干系。
洋人坚决反对载漪的儿子当帝国的皇帝。
帝国预立皇储的诏书下达之日，载漪嘱其王府仆人：“各国公使将于今日来贺溥儁为大阿哥事，汝等宜预备茶点。”可是，“至夜寂然。”第二天载漪又嘱，“至夜又寂然。”第三天载漪仍嘱备好茶点，“至夜复寂然。”史书记载：“自是，载漪之痛恨外人也，几于不共戴天之势。”（宋玉卿编《戊壬录》之《立储始末》。）
在慈禧的包庇下，帝国的最高决策权掌握在一小撮满族王公手中，而以“载”字辈的权力为最。他们是：载濂、载漪、载澜和载勋。前三位是亲兄弟，载濂则是自然承袭的郡王，载漪不但也是一个郡王，而且还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兼禁卫军虎神营总兵，老三载澜的爵位是辅国公，出任禁卫军右翼总兵，哥仨掌握着帝国京畿部队的军权。而载勋，是“世袭罔替”的庄亲王。庄亲王是康熙年间八大近支勋臣之一——与皇帝的血统最近的那支亲系，号称“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其第一代庄亲王硕塞，是清太宗第五子，为帝国的开国立过重大战功。第三代庄亲王允禄是朝廷的内务府总管，曾任正红旗汉军都统、镶白旗满洲都统、镶黄旗满洲都统，领亲王双俸。第四代庄亲王永熔先后任镶红旗蒙古都统、正红旗满洲都统，掌管宗任府，署领侍卫内大臣。第五代庄亲王绵课，先后任正红旗蒙古都统、署领正白旗侍卫内大臣、正黄旗侍卫内大臣，署正白旗汉军都统、镶蓝旗满洲都统等职。到载勋这一辈，已经是第十代庄亲王了，其门第已经在大清帝国的历史上显赫了近二百年之久。载勋此刻是总统禁军，同样军权在握。
关于载家兄弟的权势，在帝国土地上出版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甚至也刊登文章，绘声绘色地描述说，慈禧已经给了载家兄弟一把可以“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从史实上分析，这是洋人们被吓出来的幻觉。但是，即使没有这个幻觉，这些既无政治才能也无军事经验的贵族弟子居然在帝国政府的中央形成一个权力的核心，这个现实已经足以令人心惊肉跳。载家弟兄为了纯粹的私仇，把整个帝国捆绑在危机之上，以最无知的头脑、最下流的手段和最自私的目的，狂热地迎接他们自己的“节日”，如同一伙盗贼庆贺他们的一次盗窃行动顺利得手一样。
那些被饥饿和绝望逼上不归之路的帝国的农民们，他们没有一个能够知道宫廷里发生的一切，他们关于帝国政治的所有知识仅限于街头巷尾的传说和世代臆造出来的深宫情节。现在，他们能够进入帝国的京城，甚至“驻扎”在王府中，得到王公们的承认，并且成为皇族们的“手下”甚至“家人”，这无异于读书人考取了功名，做官者得到了晋升，其社会地位得到了帝国的承认，农民们原本的不平之心终于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在王府里，他们除了悄然窥视偌大的府宅之内深不可测的门廊院落，吃着用王府的巨大铁锅烧出来的大块猪肉外，关于“国家大事”他们什么也不知道。那些巨大的假山、富丽的飞檐和茂密的紫丁香树遮住了他们的视线——他们的视线也只能到眼前为止。如同无法得知王爷们的私生活的真相一样，农民们根本无法得知任何“国事”的真相。虽然他们无疑是帝国农民中“大开了眼界”的“幸运者”，但是当他们在王府前院中站立或走动的时候，内心里除了畏惧还是畏惧以及在畏惧之后愈加深刻的卑微。他们的情绪不算复杂，或者说自打进城之后，他们的思维和热情变得更加单纯了。至于国家、政治、外交、法律等等概念，连帝国的主宰者们都没搞明白，如何苛求帝国的农民能比帝国的王公们更明白？
如果说端郡王载漪对外国人的仇恨是来自外国人强烈反对他的儿子当皇帝，那么，庄亲王载勋的举动就让人有点摸不清头绪了。载勋对外国人的仇恨比载漪更强烈。他的府邸不但是义和团“坎”字团的总部，他的家人，连同他自己，都成了义和团中的一员。自义和团的农民们进入北京城的时候起，这位亲王就变成了“举事”的农民们的头头。他骑着马，在农民们的簇拥下，乱闯于北京的大街小巷。京城的所有城门上都贴上了以他的名义发布的布告，内容是：“杀一男洋人，赏银五十，杀一女洋人，赏银四十，杀一洋婴，赏银二十。”（《景善日记》1900年5月26日。）载勋位于西皇城根太平仓的府邸门前，在数月的光景里，几乎成为大清帝国刑场的代名词。只要说是“杀洋人”或者“杀二毛子”，尽管往庄亲王府邸的大门前跑，准能看见人头落地的热闹。载勋还是带领义和团的农民抄那些“里通外国”的官员的家的首领，无论是多大的官，只要看见骑在马背上的庄亲王那张似笑非笑的脸，就知道家产算是完蛋了，弄不好还会被义和团们拉到庄王府门前砍了头。
庄亲王载勋召集义和团的地点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三义庙。北京叫做三义庙的地方很多，至少有七处，这是因为民间供奉三国人物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的风俗很盛的缘故。和庄亲王家族最密切的是海淀万泉庄附近的三义庙。1900年的时候，这个地方流泉遍地，或注入荒池，或暗伏草径，春夏之交，晴云碧树，鸟语花香。这座庙是庄亲王出资修缮的，亲王的管家还在这里购置了数顷田地。庄亲王载勋就在这样的鸟语花香中召集义和团的农民们开会练拳，三义庙四处流淌的溪流映照出帝国蓬勃的造反景象。数月之后，巨大的庄亲王府邸被外国联军烧毁。洋人们没有忘记三义庙这座美丽的庙宇，它和庄亲王府一样成为了一片灰烬。
在这个时刻，帝国所有的官员们都紧张起来，因为必须对拥进城来的义和团们迅速做出反应。政治经验告诉他们，这样的反应别说出现错误，就是反应得慢了，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帝国的大小官员们在家里紧闭大门和家人和同僚彻夜秉烛商谈，前因、后果、发展、结局，所有商谈和讨论的内容都不是国家将面临着什么和遭遇到什么，而是自己将面临着什么和遭遇到什么。慌乱的日子中，突然有传闻说，军机大臣刚毅请太后收集义和团为“团练”，让端郡王载漪统一指挥。据说“太后信之”。接着，太后“召见义和团大师兄曹福田”的消息传来。又据说太后“奖其英勇”。都是“据说”、“据说”，但是，帝国的官员们很快就亲眼得见了：两宫从西苑起驾回大内，2000义和团农民从瀛秀门到西华门沿路排列成护卫队伍，他们清理街道，大声呵斥围观者，俨然皇家卫队的模样。而太后脸上一片慈祥，她老人家“赏银两千两，慰劳有嘉。”无需再商谈和讨论什么了，什么都明明白白了：义和团万岁！
于是，帝国的官员们毫不负责地将国家推向灾难。
从帝国官员们千奇百怪的反应上，就可以看出在此风云变幻的时刻大清帝国的命运究竟掌握在一伙什么样的官员手中。
有主张把驻华外国使节全部杀光了万事大吉的——知府曾廉、编修王龙文献“三策”，请求端郡王载漪转奏太后：“攻东交民巷，尽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就我范畴，中策也；若始战中和，与衔壁与（予）亲何异？”惟恐天下不乱的端郡王载漪看到此论不禁大喜：“此公论也！”（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0页。）
有给杀光外国使节寻找理由的——编修萧荣爵：“夷狄无君父二千余年，天假手义民尽灭之，时不可失。”（同上）
有直接歌颂义和团的——知府曾廉、御史刘嘉谟：“义民所至，秋毫无犯，宜诏令按户搜杀教民，以绝乱源。”（同上）
有主张把过去办理洋务的人和与洋人有密切关系的人重新定罪的——郎中左绍佐：“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同上）
有主张为过去的“教案”平反的——户部主事万秉鉴：“请议恤天津教案所杀十六人。”（同上）
有想趁机洗刷罪名的——侍郎长麟因为站在光绪一边被慈禧罢免，现在急于立功：“请率义民前敌！”（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0页。）
有信口胡说的——只要太后高兴，即使是最不可能的事，也能随便说出口，而将整个国家的命运和百姓的安危视为儿戏的——御史徐道焜：“洪钧老祖已命五龙把守大沽，夷船尽没。”御史徐嘉言：“已得关壮缪帛书，书曰夷当自灭。”（同上）
帝国的官员们被一种惟恐落后的状态所笼罩以至于精神失控了，他们个个争先恐后地把街上的义和团们请到家里来当做上宾。吃、喝，称兄道弟，而且家家设立起义和团的“拳坛”——“王公邸第，百司廨署，义和团皆设坛，谓之保护。士大夫思避祸，或思媚载漪者，亦恒设坛于家，晨夕礼拜之。”（《中国历代战争史》卷十七，台湾“三军大学”编著，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330页。）
中华帝国几千年历史中最奇怪的事情终于不可思议地发生了。
也有反应慢的官员，或者曾和洋人有某些瓜葛，或者家有信奉洋教的亲人，甚至平时和载家兄弟关系不太好的，他们立即遭了殃。都统恒庆，满族贵族，平时和载漪交往甚密，但是一家13口全部被义和团杀害。尚书立山平时“不附载漪”，候补侍郎胡燏棻、学士黄思永、通永道沈能虎均以洋务著称，都被列入了义和团的死刑名单。结果，胡燏棻逃亡，沈能虎通过行贿得以幸免，立山、黄思永被捕入狱。编修杜本崇、检讨洪汝源等因被指为教民被打了个半死。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尚书陈学、副都御史曾广、太常张邦瑞被抄家，“仅以身免”。值得注意的是，就连坚决支持义和团的大学士徐桐和阁学贻谷的家也被蜂拥而至的义和团们抄了，金银财宝损失了不少。入室抄财的义和团们在这一瞬间根本没有政治立场——贫苦的农民们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旗帜，高喊着什么样的口号，他们之所以背井离乡地揭竿而起，从根本的动机上讲是痛恨高官与家财万贯的豪富，敌视人世间所有的贫富不均——类似“扶清灭洋”这样的政治口号在这种阶级痛恨和敌视中一钱不值。
帝国的农民们不需要紫貂长袍和千年古董，他们需要银子。他们把抄家得来的财宝衣物拿到前门外去卖，京城的大栅栏一带成了乡村集市一样的自由市场，身穿义和团制服的农民们的叫卖之声在这里连成一片。北京的平民们为此大得实惠，区区几个钱就能买到皇亲贵族、高官大员家里的贵重物品和价值连城的古玩：“诸宅被劫后，均于前门外销赃，有以京蚨三十千得带■貂褂者，有以京平银四五两得翡翠朝珠者。”（复侬氏、杞庐氏：《都门纪变百咏》，载《清代野史》卷二，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731页。）
更严重的是，义和团要杀皇帝了。
臣民要杀害皇帝，这在大清帝国历史上可谓头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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