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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挨斗。那是一种很奇特的人生体验。
9、疯狂的幽默感
记者：你挨揍了吗？
何新：皮肉之苦是免不了的。但多数时间，是关在一个小黑屋子里写思想交代材料。 那个关我的房子原是工厂的一间小库房，又潮又黑，日夜点着一盏刺眼的水银灯，没有透光 的窗户，进去几天后你就分不清白天和夜晚。如果神经不够坚强，在里面长期关下去肯定会发疯。
记者：您是怎样熬过来的？
何新：我想出了一种近乎疯狂的幽默感来对付他们。让我写材料我没什么可写的，那个年代流行的是背马、恩、列、斯、毛的语录。我就不断地把脑子里所记得的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还有鲁迅这些圣人的语录，一段一段地默写出来。那时我的记忆力真好。每天都能交出一大篇。（笑） 有趣的是，许多语录工作组的人从来没见过，因此他们就说是我瞎编出来的，指责我所写的都是反对马克思，是歪曲马克思主义。我就告诉他们这些话出自于马克思的哪篇著作，在第几卷第几页。如果不信，就让他们去查。也真有趣，我们团那时有个姓高的军人，是学毛著讲用标兵，当时是我那个团的副团长。读了我写的交待材料，他还真的去查书，去核对。 他对哲学理论有兴趣，曾就哲学问题找我谈过一次话。但整起人来，他并不含糊，表明他深谙斗争哲学之三昧。另一些工农出身的工作队员，就骂我是〃假马列〃，引用林彪的话说只有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读毛主席语录是捷径。我就和他们辩论。 结果，这种审查与批判往往变成了引经据典的意识形态辩论，我想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中的神学辩论也许就是这样吧。但自此以后，我在我们那个地方被人们认为是理论修养高深，反倒出了名。
10、活不过40岁
记者：对您的审查是到什么时候结束的？
何新：到1970年5月。 由于在被监管中饮食不洁，我患了急性痢疾。一天脓血便十几次。 但是，我是〃牛鬼蛇神〃。当时药品短缺，又是战备时期，中苏关系紧张（当时由于发生了〃珍宝岛事件〃，出现了战争危机）。少量药品都被屯积起来用于备战。因此对我们这类监管人员不给医不给药。结果我后来病疴日重，但得不到任何有效治疗。 当时氯霉素、土霉素一类对痢疾有效的抗菌素属于一类战备药品，医院不给我们这种坏分子使用。为了治病，我只能在被监管劳动的间隙，偷偷到田头上寻找一些马齿苋、车前草之类的野草，用开水泡烂后当药吃。这些野草的治疗作用，是我读中医本草时了解到的。 我当时还在自学中国的针灸术。教科书是当时很流行的一本《赤脚医生手册》。我从商店中购买了不锈钢制的细针，以自己的身体作实验，寻找经络和穴位进行针刺。居然有点效果，能够抑制腹痛，也能够缓解和抑制腹泻。 但是针灸难以根治存在严重感染的炎症。尽管效果有限，以我当时的严重病情，又得不到有效医药，我想如果没有这些知识和自救措施的话，我可能那时就送命了。 一两个月后，我患的急性痢疾转变成慢性痢疾。我整个人由于久病而失形，体重由120斤降到不足90斤。
记者：这的确是很惨痛的经历。
何新：更惨痛的还在后来。拖到7、8月间，我日日发低烧，双踝浮肿无法穿鞋，起居行走困难，心率达到每分钟100次以上，有时发生昏厥，显然已有生命危险。 这时监管人员才不得不把我作为危重病人由监管地送进团直属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其间还发生过一次药物中毒，差点真的送命。 发生这次药物中毒后，团医院认为我病情太严重，怕我死在那里面（当时知识青年死的已经不少），就将我转送到佳木斯中心医院。 在这个医院，医生诊断我患了急性风湿性心脏炎。心脏瓣膜已受损害，〃左瓣膜狭窄及闭锁不全〃，〃心尖区可听见三级左右吹风样杂音〃。 当时医生认为我会终身丧失劳动能力，很难活过40岁。由于医生认为我已成废人，农场也不派监管人员看守了。但经过两三个月的强化性治疗，每天大剂量注射青链霉素后，我的病情却逐渐有所好转。 这时我找到一个机会，在那一年的国庆节前离开医院，回到北京。
八、我的生存目标
1、逃离囚禁
记者：你的病治好了吗？
何新：没有，但已经减轻了许多。我此前有两个关系较密切的女朋友。一个名叫V，和我一同在友谊农场，另一个阿红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我被监管后，V日益与我疏远。后来她听医生讲我患了无望治疗的心脏病，就写信和我分手。
而阿红这时恰好回到北京，知道我生了重病，就写信给我，建议我回京治疗。这一年的国庆节前后，我从佳木斯医院溜出来，坐火车逃回北京。跑时我身边没有多少钱，溜上火车，是躲在火车座位下，行李架上，厕所里，过道上，与查票的乘警和列车员捉着迷藏才回到北京的。回北京后，我一度住在阿红家。因为我的家人这时都已经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我在北京已没有家了。在这位女朋友家住了一段后，奇怪的是，也并没经过什么治疗，原来那么吓人的病竟奇迹般地逐渐好转终至康复了。 （还有一个奇迹是，我近年曾反复体检，除了心脏较常人有所扩大，医生竟看不出我具有过去患过风湿性心脏病的体征和迹象。在被认为是绝症之一的风湿性心脏病患者中，我是极少数的康复者之一。） 这时我就想，我还得继续进行我在兵团没干完的事业。
2、流浪京华
记者：您所说的没作完的事业是指什么？
何新：那就是我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和思考。我当时非常认真执着地把这看作是自身的一种使命、一种职责。 想一想，这其实是十分荒谬的。因为以我当时那种身份，一个遭到放逐的乡下人，一个仅具有初中学历的知青，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却认为自己竟有责任作这样重大的事情，关注以至批判性地思考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你说荒谬不荒谬？
记者：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何新：但是，正是在我回到北京的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气候突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共召开了9届2中全会，这次会议是文革运动由盛而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上揪出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 这一事件是极其具有象征意义的，它表明毛泽东所发动的这个文化革命运动，至此开始遭受重大挫折。 会后，毛泽东发出号召，要人们认真看书学习，识别〃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毛泽东这时鼓励人们直接读马列原著，他还亲自开了一个书单，号召人们读一批书。 在此之前，我在兵团的一条罪状就是不读毛著而读马列经典著作。因为林彪讲过，马克思主义里面，只有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只要学毛泽东思想就够了，反对人们读马列原著，认为对马列的书看多了反而会变得糊涂。
记者：其实他说得对，糊涂就是让人产生怀疑嘛。
何新：这个时候，毛泽东说只读他那几本小书不行，号召人们读马列的原著。于是北京图书馆就把马列的书，《马恩全集》，以及与马列有关的黑格尔的书，费尔巴哈的书等等，都拿出来陈列上架，开放给人们读了。 当时北图的制度是，进入阅览室必须要有北京地区的工作证。我的女朋友为我找了一个北京工人的工作证，把相片换了一张。我拿着这个假的工作证，每天到北京图书馆的阅览室去读书。 早上去，晚上回，像上班一样。早上北图一开馆大概9点钟我就到了，中午出来到六部口附近有一个韶山餐馆，现在改成朝鲜冷面馆了，那时还是一个小豆浆馆，花一毛多钱吃顿午饭。6分钱买一个烧饼，8分钱可以买碗豆腐汤。 吃完了下午又回去看书。就这样我在北图读了大半年的书。除了节假日以外，每天坚持去，几乎风雨不误。 这期间还有一些小小插曲，与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有关。他们都曾在我遭遇危难的这一年中帮助过我。
3、恩人与女友
记者：这两位老人是谁？
何新：一位是杨斯德将军，另一位是赵朴初先生。
记者：这位杨将军是谁？
何新：杨将军在文革前的职务是总政联络部长。 他的大儿子与我是中学同学。我那年流浪京华时，曾在他家寄居了三个月。 当时他也正受到严重政治冲击，被免去部长的职务，赋闲在家中养病。我在他家住时，他推荐和介绍我阅读了许多书籍，包括《反杜林论》和《资本论》。那是我第一次读这两部书。正是通过这两本书，使我在哲学和经济学上受到启蒙。那时老将军常和我就书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交谈。 还有一位老人是赵朴初先生。
记者：赵朴初先生？
何新：是的。我在这里要向他老人家公开表示一个歉意。1970年秋，我和我当时的女朋友阿红曾拜访赵朴 初先生（阿红家与赵朴老是世交。）赵老当时闲居少事，在家中读书自娱。主要读有关自然科学史的书，我向他借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浅说》等几册书。 但那一年中我生活颠沛流离，不幸竟将那几部书丢失了，结果不敢再去见赵老。而这几本书是当时赵老非常心爱的书。想起赵老当时的慈祥，至今深感惭愧。
记者：那么这一年您一直都住在这位女朋友家？生活怎样维持呢？
何新：我年轻时感情生活很不稳定。那年春天，阿红离京回云南后，我继续留在北京。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小A。有一段时间，我就住在这位女友家，那时她父母都在干校。但这年春节过后，她父母回来，我就不能在那里住下去了。 此后的一段时间，我经常住在现在北京玉渊潭公园小山后的一排地下防空洞里。那时我经常备着一件帆布雨衣，一个草帘子，夜晚就躲在防空洞里打地铺。 怕被巡逻的民兵抓到，有时一夜得更换几次防空洞，今天钻这个洞，明天钻那个洞，一听有人的脚步声就赶紧躲藏起来。 就这样躲躲闪闪的在地下坚持了几个月。
记者：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何新：是的，但这是真实的。 最难忘的是那些寒冷的春夜和秋夜。 夏天比较好办，难熬的是那些寒夜。睡在防空洞中，夜晚经常被冻醒，浑身哆嗦。你会觉得今夜的黑夜特别漫长。尽管晚上经常冻得睡不着，白天我仍然坚持到北京图书馆读书。 生活嘛，每天小A给我送一顿晚饭。她工资很少，一个月才挣38元钱，但她自己只花18块钱，省出20块钱来，支持我的生活。 中午饭也是在北图附近吃，那时没有什么盒饭快餐，要吃得便宜只有烧饼豆腐汤。晚饭也靠小A，通常是她从工厂食堂买过来带给我。
4、收审与遣送
记者：关于您这个女朋友，能讲讲她的情况吗？
何新：小A的父母都是国家建委的领导干部。她是北京首钢附属的一个电子元件厂的女工。 她当时非常爱我，爱到痴热的程度。但是后来这种信仰发生了崩溃，我们的爱情也就破灭了。 我直到现在对北京玉渊潭公园怀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可惜现在那里已经没有什么防空洞了，后来都拆除了。 但是那个松树林还在。当年我读书的那些林间长椅也还在。有时我仍然会去那里走一走，坐一坐。尽管早已〃物故人非事事休〃。 当年我常坐在那里的长椅上等待小A。有时是一整天、一整天地坐在那里，一面看书，一面等待。 真的很奇怪，本来在几个月前还是病得要死，在京城那一段流浪的日子每天挨冻受饿的，虽然人很瘦，但居然就是不再生病，也真邪门！
记者：这种流浪式的生活似乎很刺激。
何新：还有一件事是令我难忘的。那一年夏天，我竟然有机会又搞到了一大批想看的书。 离玉渊潭不远，翠微路2号有一个大院，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留守处就在这个院子的一座楼里。这座楼的底层有一个被封存的图书馆。有一天夜里，我设法从窗户上溜了进去，发现有很多都正是我特别想读的书，我就设法把它们搬出来。其中有黑格尔的书、费尔巴哈的书，还有《资治通鉴》。 结果有一天，我的活动被人家发现了，你猜把我举报给派出所的人是谁呢？说来你会吃一惊。这个人后来一度也是大名鼎鼎，就是80年代《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后来在1989事件中颇出过一段风头的著名人物包遵信。他当时是商务/中华留守处的造反派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我被抓到派出所。警察问我为什么偷书，我告诉他我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