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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全集(卷七)-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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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还看到杜聿明。

赵:杜老曾经跟我说,他在山东看到你们这些他所崇拜的文化人回来,
对他的心情改变发生很大的影响。解放后除了被招待得很惭愧以外,您面对
这个新局面还有些什么感想?

曹:那真是高兴。知道国家站起来了,过去有自卑感,挨打挨惯了。过
去,你看,就五月一个月里,就有多少国耻纪念日、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难过。
我还赶上二十一条的那件事。。唉,不快活的日子太多了,从四九年以后开
始心里好过了。

周总理不随便说:“你啊,读读资本论吧!”

赵:您回来后,就参加第一届政协是不是?

曹:我参加了。这个名单是毛主席周总理提的,也许周总理提的较多。
在重庆时总理对我们就很照顾。共产党不是有三个法宝吗?这第一个法宝叫
统一战线,很重要。有些进步和不喜欢国民党的人都肯到总理当时在重庆的
办事处去,从三八年起我第一次见到总理,就对他佩服到极点。他知道我们
当时的处境很困难,第一是吃得不够,穿得不行‘重庆夏天热得受不了,冬
天冷得受不了,又不生炉子。他经常找我们谈谈。那时虽然国共合作,和总
理接近还是有危险的,但是世界上就有这么一种人,不怕死、不怕威胁,跟
蒋介石对着干。后来国民党的作风越来越恶劣,我们对当时的政府越来越失
望。那时对国家和自己的前途还能保持信心,得感激周总理。周恩来总理,
我们为什么要在他的名字上加上“敬爱”两个字,这是发自衷心的感情,全
中国人民没有一个人不是这么感觉。我亲自受到他的教诲。他并不是动不动
就说:“你啊,读读资本论吧!”而是说“咱们谈谈”。他谈得有道理,有
说服力,叫人很容易接受。我这一生除了感到毛主席是个伟大的人物以外,
我感觉到周总理给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赵:您以后担任什么职务呢?

曹:作招待。外交部以外的与外国人民之间的来往,基本上是我来管、
像中苏友好协会。那时苏联还没变修正主义,我接待过苏联作家法捷耶夫带
领的一个文化代表团,还有许多零七八碎的事儿。那时候政协里边搞外事活
动的人比较少,因此我就成为外事活动的专家。那时候没工夫写东西,因为
外事任务很急迫。

赵:您到苏联去参观过吗?

曹:去参观过。

赵:您觉得苏联的戏剧艺术究竟有道理没有?

曹: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我看过他们几个戏,托尔斯泰 (LeoTolstoy)、高尔基 (MaximGarki)、契诃夫的戏。

赵:他们也演过您的戏吗?

曹:演过很多;好像是忽然一阵狂热;大约演了两三千次《雷雨》。但


是我这个人有个毛病,正如同我不愿意讲我自己的作品一样,他们屡次给我
写信要我去看他们演,我不愿意去看。并不是我特别骄傲。第一,我怕出国;
第二,我明明知道他们不懂中文,不知道中国人是怎么回事,我看不会满意,
可是还得说好。他们给我寄了相片,我看了实在不满意。穿的那个衣服就四
不像,他们还觉得挺像。什么团龙袍子,红红绿绿的。走起路来也不同。当
然怎么走路我没看见。。。好多次我都没去,我也没答复。现在想起来是我
的错误,那些人对中国还是比较友好的。我没回信是嫌麻烦,事实上是国内
工作也太多。还有百科全书,问我是不是写了这个,改了那个,我也不想回
信。连日本朋友的信我也没回。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毛病。

赵:您是什么时候到中央戏剧学院工作的?

曹:四九年先到中央戏剧学院担任副院长,欧阳予倩当院长。五二年,
又当了现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这个院被“四人帮”糟踏过一阵。江
青老说要救活话剧,事实上,解放后十七年工夫也出了不少好剧本。

《明朗的天》写抗美援朝时的知识分子

赵:您是什么时候写《明朗的天》的?

曹:五三年吧。主题是抗美援朝和反对细菌战。那时美国要是打过鸭绿
江,咱们国家就很危险,所以我始终认为抗美援朝是对的。这戏写得很仓促,
主要讲知识分子对抗美援朝,对美国的不理解。受美国政府政策思想影响的
一批崇美知识分子,认为怎么敢跟美国人打呢?他们觉得“美国什么都好”。
当时这个思想很严重,在知识界尤其严重。美国政府非常聪明。怎么说呢?
他们都是从思想入手,也不打你,不烧你,不搞“三光” (抢光、烧光、杀
光)政策。他们的手段比哪国都厉害。他们让你崇美,非喝可口可乐不可。
我们跟美国人谈中国总谈不明白。他们老说我们不自由,说我们写的东西都
是政治,说他们讲究自由,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跟他们解释了半天他们还
是不明白。我就从我和许多朋友这一辈子的遭遇谈起,譬如说抗日,你碰见
日本兵,你非得叫太君哪,非得深深的鞠躬,这才能走过去,我说你们受过
这种气吧。他说没有。我说,那你就不能理解中国人的心理。所以说,艺术
离不开政治。。。美国有个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 (Terinessee Willams)。
他现在还在吧?

赵:还在,他是个南方作家,最有名的作品是《欲望号街车》 (Street CarNamed Desire)和《朱门巧妇》 (Cat on a Hot Tin Roof)。他还算比较进
步的,写南方的贫民窟。还有一个阿瑟·米勒 (Arthur Miller)。

曹:他是犹太人吧?

赵:是。他最有名的剧是《推销员之死》 (The Death of a Sales…man)。

曹:你知道“文革”那阵子我们差不多十年工夫没跟外国接触,所以你
说的许多人,我都不知道。。。不止十年,还要长。。。这都是“四人帮”。。。
和外国人交往是应该的。咱们中国人很奇怪,有个特别的毛病,含蓄得很。
这点不像美国人。我觉得美国人有其可爱之处,什么都说,不管你爱听不爱
听,也敢问,这点了不起。

赵:您那次去美国走了些什么地方?

曹:我先到西雅图,呆了几天,看了一个可以坐五六百人的小剧场。再
就到华盛顿、纽约、芝加哥,随后到南方,也去了耶鲁(大学)。


赵:你在美国看了些什么呢?百老汇 (纽约剧院区Broaaway)?

曹:百老汇当然看了、给我的印象普通。看过《奥克拉荷马之恋》 (歌
剧《Oklahoma》),热热闹闹,演了一两年了。话剧我记不住了。美国的agent(经纪人)我很佩服他们,什么都得通过他们,可真厉害。你不找他,你书也
不能出版,市场都被他们控制了。

赵:听说张大千一张画卖了二十五万,结果自己只拿到六万,别的都是
佣金。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译成英文出版,也被经纪人敲了一笔竹杠。

曹:他这事我很奇怪,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咱们中国的书翻译成外文出
版,好像没有版权,因为我们没参加一个什么会。

赵:InternationaI Copyright Convention。我觉得应该参加。像您的
许多作品,人家乱印,那可不行啊。

曹:那倒无所谓。现在过得去,有吃有喝,反过来我又这么想。。,我
们印人家的,人家就没法说话,人家的好东西也不少。我们能贡献给人家的
东西,其中有些太旧了。

赵:像您的作品,对三十岁以下的人可以说是古典著作了。

曹:“古典”这个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尊重它的意思,一个是根本不
懂啦。

赵:不懂的是时代的背景,不是文字和艺术,这是不朽的经典。

曹:你当然不是说我的东西该送到古董铺子去啦,哈哈哈。

样板戏不是从真实出发

赵:作为一个剧作家,您对样板戏的评价如何?

曹:那个“三突出”我反对。你知道,写好写坏得根据一定的生活。哪
怕田纳西·威廉斯,他也经过他的生活到处看。样板戏不是从真实出发,它
是个框框,这很不好;但是“样板”这两个字不错。好的东西才成为样板。
样板而成为戏,得看这个戏的本身够得上够不上成为样板。你够不上样板而
强迫人家看,岂非强人所难。你也许知道,前两年“四人帮”还当政,你回
来的时候,恐怕就看不到别的戏。

赵:就是那八年来八亿人看的那八个样板戏。

曹:就是呀!一个戏看三十回,那不是受罪吗?看一回还可以勉强忍受,
看三十回就叫我受不了;而且不许不演,演是个政治任务,说句不好听的话,
这是迫害样板戏。不着不演是政治错误,是个犯罪问题,可以进监牢啊。这
就叫做没有自由,对不对?

周总理嘱咐我写《王昭君》

赵:万老,我听说您现在正在写一个历史剧,是不是?

曹:对。《王昭君》。这是周总理当时要我写的。我写了一点点没写成,
后来“四人帮”一当权就完蛋了,连周总理也管不了啦。。。有一次“四人
帮”把我弄去了,我听说周总理坚持不许他们关我,他们才把我放了出来。
这事我是后来听说的。周总理做事从来不会说:“唉呀!我对你怎么怎么好。”
这是中国人的特点,不爱夸耀自己,含蓄得厉害,尽在不言中。

赵:您今后有什么写作计划呢?


曹:我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要写过去我不能写的,第一个写周总理嘱
咐过我的历史剧《王昭君》。这个剧本讲民族团结。中国有五十多个民族,
各个民族之间需要团结。我很高兴写,要写完它。当然我很希望我能多活几
年,虽然我将近七十岁了,但我希望活下去看到四个现代化的成功。比如说
三大革命运动“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阶级斗争”这些东西我都想看看写写。
写成写不成是另外一回事喽,因为我有心脏病。刚才说了很多很多话,也不
一定都对。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标准吧。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民族思想、政
治制度,我常常说每个国家都有个“幕”。人家说,中国有“竹幕”。是的,
我承认有这个东西,但是这里面有许多人为的东西,而且,人为是两方面的。
“竹幕”总比“铁幕”好,竹子还偷偷摸摸的可以看看。美国没有“幕”吗?
也有。这不过是你如何看我,我如何看你,大家互相了解的问题。生活背景
不同,思想就不一样。比方说我们中国的革命,你跟某些外国人怎么谈也谈
不明白,因为一个欺负人的国家,就不知道被欺负者的滋味。你跟他谈了半
天,他就觉得,唉呀,你怎么这么喜欢共产党啊。外国人老说我们中国人神
秘。不是神秘,是历史不同。他们不懂我们的心理状态。我们过去受洋气,
见了洋人就害怕;可是现在不同了,洋人尊重我们,我们也尊重他们,欢迎
他们。今天再写洋人仍写法也不一样了。我是主张现在要大开放,我们去看
人家,也欢迎人家来看我们。

赵:这个“幕”有的是人家挂的,有的是你自己挂的,对不对?

曹:你说得太聪明了!一个事物怎么叫对,怎么叫不对,是非常非常复
杂的。因为你不懂,你就说是“幕”。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看美国,就完全
懂啦?不一定。从美国人民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民和政府,就完全懂啦?也不
一定。所以我不大说:这个人是“那国通”。“通”是相对而言,对不对?
可能通一部分,而且他一定有他个人的成见。由成见看出来的就很难说了。
我主张“开明”这两个字。现在最大的好处是,第一,我们承认落后,要赶
上前去,而且用最快的方法赶上前去:第二,我们在文艺方面要大大发展。
文艺界被禁锢了十几年,太久了,太落后了。

赵:学生希望我讲“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文学课。您看这个课怎么
开,有什么可讲的?

曹:现在有一出好戏,你要想法看一看,是批判“四人帮”的,叫《丹
心谱》,戏写得好,值得看,剧本比较公正。当然,“四人帮”这个问题不
止是公正不公正,而是篡党夺权,受害人可太多了。这个戏说的还是比较忍
耐,还是很含蓄的。

中国人民有史以来的一个浩劫

赵:如果您用“四人帮”的事情写个剧本,这应该是个悲剧啊,喜剧啊,
还是闹剧啊?您要怎么写?

曹:(沉吟半晌)浩劫啊!中国人民有史以来的一个浩劫,当然是个大悲
剧,叫中国倒退了多少年。“四人帮”时期还是有人敢说话的,写的东西当
时拿不出来就是了。现在多了。不过解放以后也出了不少好东西,比如李准
的东西,这人很能写。。。

赵:一般现代的年轻人,看样板戏看了那么久,艺术水平就那么高,怎
么样才能提高他们的艺术欣赏能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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