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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什扬特作为末日的救世主就已经相传是一个处女所生。但是，西方的新神话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后果。因为在假晶现象的地域之内，在耶稣的身侧立即产生了一个人物，对她来说，耶稣是圣子，她已超越了耶稣的形象——这便是圣母。她和她的圣子一样，代表着一种如此具有吸引力和诱惑力的单纯人类命运，以至于她凌驾于调和宗教全部的一百零一个童贞女和圣母——伊西斯、坦尼特（Tanit）、赛比利（Cybele）、得墨忒耳——之上，凌驾于有关出生与痛苦的一切秘密之上，并最后还把它们都汇聚到自己身上。在伊里奈乌斯（Irenaeus）看来，她是新人类的夏娃。奥利金则力言她代表永恒的童贞。由于她生了救世主，故实际上是她救渡了世界。也因此，马利亚“狄奥托可斯”（Theotokos）（生上帝者）是古典疆界以外的基督教徒的一大绊脚石，而这一观念在教义方面的发展使得一性论者和聂斯脱利派教徒脱离教会，去重建了纯粹的耶稣宗教。但是，当浮士德文化觉醒过来，觉得需要一个象征去表达其对于时间之无限的原始情感和展示其对于世代绵延的感受的时候，它又确立了“忧愁圣母”（Mater Dolorosa）而不是受难的救世主的地位，以作为哥特时代日耳曼天主教的中心；在那充盈着光辉丰沛的内在性的整个若干世纪里，这个女性形象成了浮士德式的世界感的综合，成了所有艺术、诗歌和虔信的对象。甚至今天在罗马天主教会的仪式和祷词中，尤其是在它的信众的心目中，耶稣的地位都次于马利亚。
伴随着马利亚崇拜一起，出现了无数的圣徒崇拜，其数目肯定超过了古代地方神；当异教教会最终归于消灭时，基督教教会就能以圣徒崇拜的形式把全部的地方崇拜吸收进来。
保罗和马可在另一件具有无可估量的广泛重要性的事情上也是关键人物。与最初的期望适得其反，保罗传教的结果，是希腊文成了教会的语言，并步第一福音书的后尘，成了一种神圣的希腊文学的语言。读者尽可以换用别的方式考虑这一变化的意义。耶稣教会被人为地同它的精神源头割裂了，而依附于一种外来的、学术的因素。其和阿拉米本土的民族精神的接触也已经丧失了。从此以后，前述的两种祀拜教会拥有了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概念传统，来自同样的学派的同样的书本文学。而东方的较此远为朴实清新的阿拉米文学——真正的麻葛文学，用耶稣及其伙伴的语言思考和写就的文学——被排出于教会生活以外，再也不能与后者携手并进了。它们再也读不懂了，它们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线，最终被人们彻底遗忘。尽管波斯圣经是用阿维斯塔文写的，犹太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但那毕竟是它们的作者和注释者的语言；而耶稣的教训以及其次有关耶稣的教训，都是取自整个启示录的语言；最后，美索不达米亚所有大学的学者所用的语言是阿拉米语。所有这些全都从视野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种祀拜教会的经院学者都同样地从他们那里各取所需，都同样地研究他们，也都同样地误解他们。
在这方面的最后一步是由这样一个人尝试的，他在组织才能上与保罗旗鼓相当，在才智的创造力上则大大超过了保罗，但对可能性和现实性的感受却远不如保罗，因而没能完成他所设想的雄伟计划——这就是马西昂（Marcion）。马西昂在保罗的创造及其后果中只看到了建立真正的救赎宗教的基础。他觉得，两种具有相同圣经即犹太正典的宗教不留余地地彼此相争是很荒谬的。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这种情形的发生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事实就是如此，而且延续了一个世纪——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在每种麻葛信仰中，一种神圣的经文总意味着什么。在这些经文中，马西昂看到了真正的“反对真理的阴谋”，看到了对于耶稣所意欲的教义来说最紧迫的危险，在他看来，这教义还没有实现。先知保罗曾宣布旧约已经完成，并告结束——而创教者马西昂则宣称旧约被打败了，被勾销了。他竭力想删除一切犹太教的东西，直至细微末节。从始至终，他都只是在攻击犹太教。像每一个真正的创教者一样，像每一个宗教创造时期一样，像琐罗亚斯德、以色列的先知一样，像荷马时期的希腊人一样，像皈依了基督教的日耳曼人一样，他把旧神变成被打败的力量。作为创世主的耶和华，即造物主，是“公义之神”（Just），因而亦是邪恶之神；而耶稣作为救世主的化身，在这一邪恶的造物中是“外来的”——就是说，是善的原则。在这里，毫无疑问有着麻葛情感尤其是波斯情感的基础。马西昂来自密特拉达狄帝国（Mithradatic Empire）的古都锡诺普（Sinope），这个地方的宗教由其国王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这里古时候也是密特拉崇拜的发祥地。
但是，属于此一新的教义的，正是新的圣经。在此之前，一直代表着整个基督教界之正典的“律法书与先知书”，只是犹太教的上帝的圣经，而事实上，它们也是刚刚由雅卜那（Jabna）的最高议事会最后定形的。这样一来，基督徒手中所持的就是一部魔鬼之书，故而现在，马西昂就用救世主－上帝的圣经来与之对抗——这新的圣经，同样是那时仍在共同体中流行的作品的汇集和整理，这些作品原本只是简单的教规书籍，并无成为正典的诉求。他以唯一真正的“福音书”来取代了“托拉”，而这个“福音书”，便是他从纷杂凌乱并且在他看来陈腐虚假的诸“福音书”中统一整理出来的。他还以耶稣的唯一先知即保罗的“书信”来取代了以色列的诸“先知书”。
就这样，马西昂变成了“新约”的真正创造者。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故，我们就不能忽略那位与他有着密切联系的神秘人物，那位很久以前就“以约翰之名”写下了“福音书”的人物。这个作者的意图既不是要扩充，也不是要取代原有的诸“福音书”；他所做的——不同于马可，他是有意识地做的——就是要去创造一个全新的东西，创造基督教的第一部圣书，或者说新宗教的“古兰经”。这本书将要证明，这一宗教已经被想象成了某个完整的、永恒的东西。有关世界末日已迫在眉睫的观念——耶稣一直怀有这样的观念，甚至保罗和马可一定程度上也这样认为——已经被“约翰”和马西昂抛在了脑后。启示录的观念已经终结，而神秘主义正开始滋生。他们的教义的内容不是耶稣的说教，甚至也不是保罗有关耶稣的说教，而是宇宙之谜，即“世界洞穴”。这里没有“福音书”的问题；作为世界事变的意义和手段的，不是救世主的形象，而是逻各斯的原则。耶稣童年的故事又一次被抛弃了；神不是“生”出来的，他本来就“在”，他以人之形体飘荡于人世。这个神是三位一体——上帝、圣灵和圣言（the Word of God）。基督教最初的这本圣书第一次包含了麻葛的“实体”问题，该问题主导了随后的几个世纪对其他一切东西的排斥，并最终导致该宗教分裂为三个教会。还有——在不止一个方面具有意义的是——对于这个问题，“约翰”最接近的解答，正是聂斯脱利派的东方所代表的真正的解答。借助于逻各斯的观念（虽然这恰巧是一个希腊词），该圣书成了 “最接近东方”的一部福音书，它没有特别地强调耶稣是最后的总体启示的传唤者，而是把他描述为第二信使，紧随其后的还有第三信使（即《约翰福音》第14章第16、26节及第15章第26节中的“保惠师”）。这是耶稣本人所宣扬过的惊人教义，是这本谜一般的书的决定性特征。在这里，麻葛式的东方信仰十分突然地被揭示出来。如果“逻各斯”不离去，保惠师（Paraclete）便不会来（《约翰福音》第16章第7节），但是，此两者之间，尚隔着最后的伊涌（Aeon），即阿利曼（Ahriman）的统治（第14章第30节）。假晶现象的教会——由保罗式的心智所统治着——一直在同《约翰福音》作战，只有当那攻击性的、幽暗地暗示着的教义被保罗教义的阐释所覆盖以后，那教会才会承认《约翰福音》。这些事情的真相在孟他努斯派（Montanist）运动（小亚细亚，160年）中有所揭露，该运动回复到口传的传统，在孟他努斯（Montanus）身上宣告了保惠师的显形和世界末日的临近。该运动极其流行。德尔图良于207年在迦太基皈依了它。大约在245年，和东方基督教潮流有过密切接触的摩尼把保罗式的人性的耶稣当作恶魔抛弃了，公开承认约翰式的逻各斯才是真正的耶稣，但又宣布自己就是第四福音书中的保惠师。在迦太基，奥古斯丁变成了一个摩尼教徒；这两种运动最终都跟马西昂派融合在一起了，这是一件极其发人深省的事实。
回到马西昂本人吧，是他贯彻了“约翰”的观念，创造了一种基督教圣经。接着，在他步入晚年的时候，最西部的共同体因为害怕而从他面前退缩了，然后他着手创建了自己的救世主教会的巧妙结构。从156年到190年，这种教会成了权威，只是到了下一个世纪，那个比较古老的教会才成功地把马西昂派贬斥为异端的行列。即便如此，在广大的东方，甚至远及土耳其斯坦，在相当晚的日子里，它还是很重要的，最后，由于和摩尼教徒的融合，它才宣告终结，但一定程度上说，它的基本情感还是具有深刻意义的。
不过，尽管他在充分地意识到了自己的优势时还是低估了现有状况的惰性，可他的巨大努力并没有白费。他像他之前的保罗和他之后的阿泰纳西乌斯一样，是基督教濒临瓦解时的拯救者，他的观点的恢弘大气，绝不会因为统一不是由他实施，反而是反对他这样一个事实而有所减色。早期的天主教会——即假晶现象的教会——只是在190年前后才横空出世的，随后，为了自卫，它才反对马西昂的教会，并得到采自那一教会的组织的帮助。进而，它还以另一种类似的结构——“福音书”和“使徒书信”——取代了马西昂的圣经，接着，还进而把它跟律法书和先知书结合成一个整体。最后，这种把新旧约结合在一起的行动，本身就已经确定了教会对于犹太教的态度，由此它进一步去攻击马西昂的第三种创造，即他的救世主教义，而作为这一攻击之起点的它自己的神学，又是以马西昂对救赎问题的阐述为基础的。
不管怎样，这种发展是在古典的土壤上发生的，因此，甚至这个在反对马西昂和他的反犹太教观点的过程中产生的教会也被塔木德派的犹太人（其重心整个地在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大学中）视作仅仅是一种希腊主义的异教。耶路撒冷的毁灭是一个结论性的事件，在事实的世界中，没有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取消它。醒觉意识、宗教和言语之间的内在关系是如此之亲密，以至于公元70年以后希腊的假晶现象和阿拉米（亦即真正阿拉伯的）地区的完全分离必定会导致麻葛宗教发展的两个界限分明的领域的形成。在年轻的文化的西方边缘，异教的祀拜教会、耶稣教会（是保罗移植过去的），以及说希腊语的、带有斐洛印记的犹太教，在语言与文学的方面是相互联结的，以致甚至在公元第一世纪起，即以基督教为其最终的名称；基督教和希腊主义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早期哲学。另一方面，在从奥伦梯（Orontes）到底格里斯河的阿拉米语世界中，犹太教和古波斯教常常密切地相互影响，在这一时期，这两种宗教都在《塔木德》和《阿维斯塔》中创造了自己的严格的神学和经院哲学；从第四世纪起，这两种神学都对抵抗假晶现象的阿拉米语基督教界发挥了最有力的影响，且在最后以聂斯脱利教会的形式脱颖而出。
在东方，每个人的醒觉意识中所固有的、有关感官领悟与词语领悟之间的——因而也就是眼睛与文字之间的——区分，导致了神秘主义和经院主义这类纯粹的阿拉伯方法。天启的确定性、公元1世纪意义上的“诺斯替”——它们皆是耶稣意欲宣讲的——以及神圣的冥思和情感，这些都属于以色列先知、伽泰（Gathas）、苏非派，我们今天在斯宾诺莎（Spinoza）身上，在波兰的弥赛亚巴力·舍姆（Baal Shem）身上，在巴哈伊教（Bahaism）的狂热创始者、1850年在德黑兰被处决的穆札·阿里·穆罕默德（Mirza Ali Mohammed）身上，都还能辨认出来。另一方面，“传训”（Paradosis）是典型的塔木德式的字义注解的方法，保罗是这方面的行家；它渗透到后来所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