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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安息时期，波斯人和犹太人当中已经出现了一种深刻的本质变化，这一变化使得不再是部落性的依附而是正统成为了民族性的标记。一个犹太人如果信仰玛兹达教义，就成了波斯人；一个波斯人如果变成了基督徒，就属于聂斯脱利派的“民族”。北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文化的故乡——的极其稠密的人口，按民族一词完全和种族无关，且和语言也很少有关系的这种意义来说，一部分属于犹太民族，一部分属于波斯民族。甚至在基督诞生之前，“异教徒”这个词既指非波斯人，也指非犹太人。
这个民族是萨珊帝国的“波斯民族”，并且和这一事实相联系的是，我们发现，培利维文和希伯来文同时消失了，阿拉米文成了两个共同体共同的母语。如果我们按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的情况来说，那么，特勒阿马尔奈通信时代（Tell…el…Amarna Correspondence）的波斯人是雅利安人，但不是“民族”；在大流士时代，他们是一个民族，但没有种族；在萨珊时代，他们是一个信仰者共同体，但有着闪米特的源头。并没有一个从雅利安人分化出来的原型的波斯“民族”，也没有所谓波斯人的一般历史，至于那三种特殊的历史，它们仅仅是因为某些语言关系而被放在一起的，而实际上，它们甚至连一个共同的历史舞台都没有。
原始人、文化民族和费拉（2）
三
最后，由此而为一种民族形态学奠定了基础。它的本质可直接被看到，我们还可在民族的历史川流中看到一种内在的秩序。民族既非语言单位，也非政治单位，亦非动物学上的单位，而是精神的单位。由此随即把我们引向了对一种文化之前、之中及之后的各民族之间的进一步区分。在一切时代，均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事实，即文化民族较之他种民族在特征上更为明显。我愿称它们的祖先为原始民族。它们是一些流亡的和异质混杂的联合体，它们的形成和消散没有任何确定的定则，直到最后，在即将诞生的文化的预兆时期（例如，在前荷马时代、前基督教时代及日耳曼时代），它们的样态逐渐获得了更为明确的类型，它们把某一类人口的人类素材汇聚成一些族群，尽管在整个过程中，个人的特征并无改变或只有很小的改变。这种样态的叠合过程，从辛布里人（Cimbri）和条顿人，经过马科曼尼人（Maranni）和哥特人，直到法兰克人、伦巴第人和萨克森人。原始民族的例子有塞琉西（Seleucid）时代的犹太人和波斯人、“航海民族”、美尼斯（Menes）时代的埃及诺姆（Nomes）。文化之后的民族，我们可称之为费拉民族（fellah…peoples）——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后罗马时代的埃及人。
在公元10世纪，浮士德式的心灵突然觉醒了，并表现为无数种形态。在这些形态当中，同建筑和装饰并行出现了一种具有显著特征的“民族”形式。从加洛林帝国的诸民族形态——萨克森人、士瓦本人（Swabians）、法兰克人、西哥特人、伦巴第人——中，突然出现了德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迄今为止，（有意识的和审慎的，或无意识的和粗略的）历史研究把这些文化民族一律看成某种存在的东西，看作首要的东西，而把文化本身看作是次要的东西，看作是文化民族的产物。据此，历史的创造性单位只是印度人、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等等。由于希腊文化是希腊人的产物，因此希腊人必定很早就已经这样存在了；因此，他们一定是外来移民。任何其他关于创造者和创造物的观念似乎都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我的一个具有绝对重要性的发现就是，这里所提出的诸种事实导致的将是相反的结论。可以绝对确定的是：各伟大的文化是一些原始的或源头性的实体，是从最深层的精神基础中产生出来的；在一种文化的魔力下，民族乃是文化的产物而非文化的作者，不论是在民族的内在形式上还是民族的整体表现上，都是如此。这些控制和塑造着人类的民族形态，跟各种艺术及思维方式一样，也具有风格和风格的历史。雅典民族之为一种象征，不亚于多立克式的神庙，英国人之为一种象征，不亚于近代物理学。世上有阿波罗型的、麻葛型的、浮士德型的民族。阿拉伯文化并不是“阿拉伯人”所创造——事实正好相反；因为麻葛文化开始于基督时代，阿拉伯民族代表了那一文化最后的伟大创造，一个共同体通过伊斯兰教而结合在一起，就像此前的犹太人和波斯人的共同体也是通过他们的宗教而结合在一起一样。世界历史即是各伟大文化的历史，民族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形式和容器，这些文化的人们在里面实现他们的命运。
在墨西哥文化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埃及文化中，每一个都各有——不论我们的科学是否认识到——一群风格相同的伟大民族，它们出现于文化的青春时期开始之时，形成国家，推动历史，并在其整个的演化进程中都带着自己的基本形式向目标前进。在最高程度上说，它们是彼此不同的——几乎不可想象有一种比雅典人与斯巴达人之间、德国人与法国人之间、秦与楚之间的更尖锐的对比——全部的军事史表明，民族仇恨是引发各种历史性的决定的最崇高的方法。但是，当一个对文化感到陌生的民族突然现身于历史领域的时候，就会在四处觉醒一种压倒一切的有关精神关系的情感，而一种野蛮人的观念——意指精神上不属于这一文化的人——也会在各地同样清晰地出现，比如在埃及定居点的民族中，在中国的战国时代，以及在古典世界中。形式的能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能掌握并改造邻近的民族，罗马时代的迦太基人及其半古典的风格就是明证，还有俄罗斯人，他们从凯瑟林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到彼得沙皇统治的没落这个时期都是表现为一种西方风格的民族。
对于那具有其文化风格的民族，我们称之为邦族（Nations），这个词本身有别于文化之前和文化之后的民族形式。在邦族中，对作为族类的“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感受，这感受铸就了所有重大的结合中最有意义的内在统一性；而且，在邦族的下面，还有一种理念（Idea）。这一集体的存在的川流跟命运、时间和历史，具有一种非常深刻的关联，这种关联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表现，而且它还决定着人类素材与种族、语言、土地、国家及宗教的关系。如同古代中国的民族的风格不同于古典民族的风格一样，它们的历史的风格也不相同。
原始民族和费拉民族所体验到的生命只是一种动物学意义上的起伏沉浮，一种没有计划的偶发事件，没有目标，也没有在时间中有节奏的行进，在此种民族中，变数甚多，但在最后的分析中，这些变化皆缺乏意义。唯一的具有历史性的民族，便是邦族，这种民族的生存即是世界历史。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可得弄个清楚明白。东哥特人曾遭受了伟大的命运的考验，因此他们在精神上是没有历史的。他们的战斗和定居并非出自必然，因此只是一种插曲而已；他们的结局也是没有意义的。公元前1500年生活在迈锡尼和梯林斯周围的还不是一个民族，而生活在米诺斯的克里特的已不再是一个民族。提比略（Tiberius）是企图把罗马民族进一步引上历史道路的最后一个统治者，他力图为了历史而复兴罗马。到马可·奥勒留时代，只有一种罗马居民需要保卫了——那只是一个事变的领域，而不再是一个历史的领域。米底民族、亚该亚民族或匈奴民族到底有多少自由的前代（pre…generations），他们的祖先和后代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群体中，这些都是无法确定的，是没有定则可依的。但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周期是确定的，所以它的历史走向完成的步伐和节奏也是确定的。从周朝开始到秦始皇的统治，从特洛伊传说所依据的事件到奥古斯都，从提尼泰（Thinite）时期到第十八王朝，世代的数目大致是相同的。文化的“晚”期，从梭伦到亚历山大，从路德到拿破仑，最多不过十代左右。真正的文化民族的命运及一般的世界历史的命运都是在这个期限内达到完成的。罗马人、阿拉伯人、普鲁士人都是晚出的民族。法比乌斯家族（Fabii）和朱理乌斯家族（Junii）到坎尼（Cannae）战役时已经有多少代作为罗马人起伏沉浮呢？
进而，邦族是真正的建造城市的民族。它们从要塞中崛起，随着城市的建造，它们的世界意识成熟到最高限度，而随着世界城市的出现，它们便解体了。每一个具有特征的城镇形态，必定也具有邦族的特征。乡村完全是种族的东西，还不具有邦族特征；而大都市则已不再具有这特征。这一本质使民族的公共生活如此的富有特色，以至于它的最细微的表现也能使它被辨认出来，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夸大——我们几乎无法想象——它的力量、它的自足和它的独步一切（loneliness）。如果两种文化的心灵之间的帷幕是无法穿透的，如果没有一个西方人能指望完全地了解印度人或中国人，那么，在充分发展的邦族之间，情形也是一样，甚至更为严重。邦族彼此之间的了解也像人与人之间的了解一样是很少的。每一方都只能按照自己所创造的对方的图象去理解对方，具有深刻穿透力的眼光的人是少之又少的。与埃及人相反，所有的古典民族必然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整体中的亲属，但它们彼此之间却从未相互了解。还有什么比雅典精神和斯巴达精神之间的对比更尖锐的呢？德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哲学思维方式不仅在培根（Bacon）、笛卡儿和莱布尼茨的身上表现得很清楚，而且在经院主义时代就已经是这样；甚至今天在现代物理学和化学中，科学方法、实验与假设的选择和类型、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在研究的过程和目的方面的相对重要性上，在每一邦族中显然是不同的。德国人和法国人的虔信，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的社会伦理，及德国人和英国人的生活习惯，是如此的格格不入，以至于，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并因此从他的共同体的公众意见来说，每个外国民族的真实的内心生活一直是一个深藏的秘密，因而也是持续的和具有深远影响的错误认识的根源。在罗马帝国，人们开始一般地彼此了解，但这完全是因为在古典城市里没有什么值得了解的东西。由于出现了相互了解，这一特定的人类就不再生活在民族中，事实上已不再是历史的了。
正是由于这些经验的深度本身，使得整个的民族不可能整齐划一地和彻底地成为一个文化民族或邦族。在原始人当中，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集体义务感，但是，一个邦族最终获得自我意识的那种觉醒始终如一地是逐步发生的——就是，它最显著地体现在这样的特殊阶级身上，这阶级有着最强悍的心灵，并以自己在经验中得来的力量来控制别人。每一个邦族在历史上都被少数人所代表。在青春时期之始，代表它的是贵族，贵族在其最初出现的时期，还是民族的美丽花朵，是民族特性——它是无意识的，但在其宇宙的脉动中可最强烈地被感受到——接受其命定的风格的容器。在公元前2700年埃及的封建时代，如同公元前1200年时的印度和中国一样，作为族类的“我们”乃是武士阶级。荷马时代的英雄就是达奈人；诺曼男爵们就是英格兰。几个世纪以后，圣西门（Saint Simon）——他确实是古法兰西的体现者——常说，“全法兰西”都汇合在国王的觐见室中；有一个时期，罗马和元老院其实就是一回事。随着城镇的出现，市民变成了民族性的容器，变成了（正如我们从智性的成长中所期望的）邦族意识的容器，这种邦族意识正是自贵族中获得的，并将一直达到最后的实现。常常有一些特殊的圈子，等级森严，以民族的名义生活、感受和行动，并知道如何去死，但这个圈子变得越来越庞大。在18世纪，西方产生了邦族的概念，要求（有时还有力地坚持）无一例外地得到每个人的拥护；但我们知道，实际上，流亡贵族们也像雅各宾党人一样，他们相信自己就是民族，就是法兰西邦族的代表。与“全体”（all）相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