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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种迁徙形式是值得重视的——武士成群结队地横扫住满了人的国土，那上面的居民还在过着平静而诚实的生活，他们已成为战利品的一个主要部分。在这时，由于胜利者居少数，许多全新的情形出现了。具有强悍的精神形式的民族在人数多得多但却没有精神形式的土著民的上面发展壮大，至于民族、语言和种族的进一步转变，则取决于更复杂的具体因素。自伯洛赫和德尔布律克从事具有决定性的研究以来，我们知道，所有迁徙的民族——居鲁士的波斯人、玛美尔提尼人（Mamertines）和十字军人，东哥特人和埃及铭文中的“航海民族”，都属于这种意义上的民族——比起它们所占领地区的居民来，在数量上是非常少的，只有几千个战士而已，他们只在一个方面优于本地人，那就是他们决心要成为一种命运，而不是屈从于命运。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不是可以居住的，而是已经有人居住的，因此，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地位的问题，迁徙变成了出征，定居过程变成了政治过程。在此，又一次，我们面对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一定历史的时间范围内，一小队战士的胜利及随之而来的胜利者的名称和语言的传播，很容易被认为是一种“民族的迁徙”——面对这一事实，我们有必要重复一下我们的问题，就是：事实上，在人、物和各种因素中，到底哪个是能够迁徙的。
在此有一些答案——一个地区或一个集体的名称（或一个被追随者所采用的英雄的名字），由于传播的原故，在这里消灭了，在那里又被一种完全不同的居民所接受或被传给他们：因为它可以从土地传到民族，并随民族而流动，反之亦然；征服者的语言或被征服者的语言，甚或第三种语言，为了相互了解而被接纳；或一个首领的武士组织征服了整片的国土，并通过被俘虏的妇女进行繁殖；或是一群由冒险家组成的乌合之众、一个带着妇女和孩子的部落，比如公元前1200年的非利士人（Philistines），他们完全按日耳曼人的方式，坐着他们的牛车，沿腓尼基海岸旅行到埃及。在这种种情形中，我们又要问一问，我们能否从名称和语言的命运中得出关于民族和种族的命运的结论呢？只有一个可能的答案，就是坚决的否定。
在公元前13世纪时不断袭击埃及的“航海民族”当中，出现了达奈人和亚该亚人的名称——但在荷马时代，此二者几乎都是神话的名称——还出现了卢加（Lukka）的名称——后来这个名称用来指吕西亚（Lycia），尽管这个国家的居民称自己叫做特拉米列人（Tramilae）——还出现了埃特鲁里亚人、撒丁人（Sards）、西西里人的名称——但这根本不能证明这些“图沙人”（Tursha）说的是后来的埃特鲁里亚语，也不能证明它们和意大利的有着相同名称的居民具有一丁点的体质上的联系，也不能使我们有资格说他们是“同一个民族”。假定勒谟诺斯铭文是埃特鲁里亚文，而埃特鲁里亚文又是印欧语言，那由此就可在语言史的领域得出许多推论来，但是，在种族史的领域，是会一无所获的。罗马是一个说埃特鲁里亚语的城市，但这个事实对罗马民族的心灵就完全没有影响吗？因为罗马人说的恰巧是一种拉丁方言，故而他们就属于印欧语系吗？人种学家承认有一个地中海的种族和一个阿尔卑斯山的种族，承认在它们的北方和南方，北日耳曼人和利比亚人在体质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但是，语言学家知道，巴斯克人由于言语之故属于一种“前印欧语系”——伊伯利安（Iberian）——的人口。这两种见解相互排斥。迈锡尼和梯林斯的建立者是“希腊人”吗？——这和问东哥特人是不是日耳曼人是一样恰当的。我承认，我不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在我看来，“民族”是一个心灵的单位。历史上的伟大事件，实际上不是由民族完成的；而是这些事件本身创造了民族。每一项行动，皆会改变行动者的心灵。即使在这事件之先有围绕着一个著名的名字或在一个著名的名字之名义下结成的某个群体，可在那个名字的威望背后有一个民族而不仅仅是一群人的这个事实并不是事件的条件，而是事件的结果。东哥特人和奥斯曼人之所以成为后来的样子，是由于他们在迁徙中的运气所致。并没有“美国人”从欧洲迁徙到美国；佛罗伦萨的地理学家亚美利哥·维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的名字在今日指明的不仅是一个大陆，而且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该民族的特性在1775年、尤其是1861～1865年的精神动乱中宣告诞生。
这就是“民族”这个词唯一的涵义。言语的统一和生理的家世皆不是决定性的。使民族和人口区分开，使民族从人口中提升出来，并在将来某一天使它重新在人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的东西，永远是那作为族类之“我们”的内在生活经验。这种情感越是深刻，民族的生命力就越是强悍。民族的形式，有强悍的，也有温驯的，有昙花一现的，也有不可毁灭的。它们可以改换言语、名称、种族和土地，但只要它们的心灵尚在，它们就能汇聚并改变任何地方、任何来源的人类素材。汉尼拔时代的罗马人的称号意指着一个民族，而在图拉真时代，则仅指一种人口。
当然，我们常常有十足的理由把民族和种族相提并论，但在这种场合下的“种族”，不可用今日达尔文式的意义来加以解释。确实地，我们不能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一个民族被维系在一起仅仅是由于生理起源上的统一，或认为它甚至能把这种统一性维持达十代之久。我们可以不厌其烦地重复说，这种生理起源之说，除了对科学而言之外，根本就不存在——对民族意识而言，根本就不存在；没有一个民族曾对这种血统纯洁的理想产生过狂热之情。在种族中，并没有什么物质性的东西，而只有宇宙性的和方向性的东西，只有对一种命运所感受到的和谐，只有历史存在的行进的单一节奏。正是这种（全然形而上的）脉动的不协调，产生了种族仇恨，德国人与法国人之间的这种仇恨，跟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这种仇恨是一样的强烈；而也正是这种脉动的和谐，产生了夫妻之间的真正的爱——这和仇恨是一样的。没有种族观念的人，绝不会了解此种危险的爱。如果现在说印欧语言的人类中有一部分怀抱有某种种族理想，则由此被证明的，并不是学者所津津乐道的原型民族的存在，而是那一理想的形而上的力量和权能。非常有意义的是，这种理想从未在全体人口中体现出来，而主要地是体现在人口的武士部分，特别是在它的真正的贵族当中——也就是，在那些完全生活在事实的世界、生活在历史生成的魔力下的人们当中，在那些敢作敢为的命运的人当中——并且，恰恰是在早期时代（另一个有意义的方面），一个生来对品性和尊严感到陌生的人，不经过特殊的困难便能获准进入统治阶级；特别是对妻子的选择，乃是为了他们的“血统”，而不是为了后代。相应地，在真正的僧侣和学者的天性中，种族特征的痕迹要薄弱一些（甚至在今天也还能看出来），尽管这些人和其他人在血统关系上常常是很接近的。一个强悍的精神可以把身体锻炼成一件艺术品。罗马人就是在混杂甚至形形色色的意大利部落中形成为一个有着最稳固、最严格的内在统一性的种族的，那种统一性既非埃特鲁里亚的，亦非拉丁的，也不仅仅是“古典的”，而专门地是罗马的。没有一个地方把凝聚一个民族的力量有像共和晚期的罗马人半身塑像那样一目了然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个例子——没有别的例子可以像它那样更清楚地展示出学者们有关民族、语言和种族的那种种看法所必然引起的错误——在这个例子中，有着最终的、可能是决定性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阿拉伯文化仍没有被承认是一个有机体。这就是波斯人的例子。波斯语是一种雅利安语言，因此“波斯人”是一种“印欧民族”，因此波斯的历史和宗教属于“伊朗”语言学的范畴。
首先，波斯语是和印度语处于同一等级，是从一个共同的祖先派生出来的语言呢，抑或仅仅是一种印度方言呢？在印度的古吠陀经文与大流士（Darius）的贝希斯顿（Behistun）碑铭之间，有七个世纪的语言发展是没有文字的，因而这个时期的语言发展也是十分迅速的。这个间隔之大，几乎相当于塔西佗的拉丁文和842年斯特拉斯堡誓约的法文之间的间隔。现在，特勒阿马尔奈的文字和波伽兹科易的档案告诉了我们公元前第二千年代中叶——即武士制度的吠陀时代——的许多人和神的“雅利安”名字。而提供这些名字的是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然而，爱德华·迈耶尔认为，它们是印度的而不是波斯的，而且现今已发现的数字的情形也是一样。并没有所谓波斯人的单位，也没有我们史学家意义上的其他任何“民族”的单位。他们都是印度的英雄，他们一直西进，以他们的贵重武器即战马和他们自己的热忱而成为在日趋衰老的巴比伦帝国的广阔世界里的一支力量。
大约公元前600年，在这个世界中出现了帕西人（Persis），他们是一些务农的野蛮人，住在一个很小的区域，但人口在政治上是统一的。希罗多德曾说，在波斯的诸部落中，只有三个属于真正的波斯民族。这些古代骑士们的语言在山区存活下去了吗？“波斯人”这个称呼真的是由一个地名转变而来的民族名吗？非常相似的米底人（Medes）就只是得自一个地名，在那里，一个上层武士阶层通过伟大的政治成就而渐觉自己是一个单位。在萨贡极其继承者的亚述文献中（约在公元前700年），随同非雅利安的地名一起发现了大量“雅利安”人名，全都是领袖人物，但提革拉－皮勒塞尔四世（Tiglath…Pileser Ⅳ）（公元前745～前727年）称他们是黑头发的民族。只是到了后来，居鲁士和大流士的“波斯民族”才由许多渊源不同，但在生活经验方面养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内在统一性的人形成起来。但不足两个世纪以后，当马其顿人结束了他们的统治的时候——这种形式的波斯人是否已经不再存在了呢？（这就如同在公元900年，在意大利是否还有一个伦巴第民族呢？）当然，波斯的帝国语言的广泛传播，几千名来自波斯的成年男子在军事和行政事务的庞大系统中的分布，必定早就已经引起了波斯民族的瓦解，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取有波斯名字的上层阶级，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政治单位，其中的极少数成员自称是波斯入侵者的后裔。实际上，甚至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视作是波斯历史的舞台。从大流士到亚历山大这个时期的一系列事件，一部分是发生在北美索不达米亚（就是说，在一种说阿拉米语的居民中），一部分则是发生在古西尼尔（Sinear）以下、帕西以外的各处，在那里，薛西斯（Xerxes）时期的那种美丽的建筑从未出现。继起的阿开民（Achaemenid）时期的安息人（Parthians）是一个蒙古部落，它曾采用一种波斯方言，并力图在这个民族中在自己身上来体现波斯的民族情感。
在这里，波斯宗教作为一个问题出现了，其困难决不亚于种族和语言的问题。学者们曾把宗教问题和种族与语言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好像这种联系是不言自明的，因此研究它的时候常常会指涉到印度。但是，这些陆地上的“北欧海盗”的宗教不是和吠陀有联系，而是和吠陀相等同，波伽兹科易的文本中密多罗－伐楼拿（Mitra…Varuna）、因陀罗－纳萨蒂亚（Indra…Nasatya）诸神成双出现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而且，从在巴比伦世界中保持领头地位的这种宗教中，出现了琐罗亚斯德（Zarathustra），他出身低微，是一个宗教改革家。大家知道，他不是波斯人。他的创造（我希望能够说明）是把吠陀宗教转变成了阿拉米的世界沉思形式，其中已经有了麻葛信仰的模糊苗头。古印度信仰的神众提婆（daevas）变成了闪米特人的恶魔（demons）和阿拉伯人的精灵（jinn）。耶和华和别西卜（Beelzebub）相互间的关系就犹如这种农民宗教中阿胡拉玛兹达（Ahuramazda）同阿利曼（Ahriman）的关系，这种农民宗教主要是阿拉米人的，因而它的基础是一种伦理二元论的世界感。爱德华·迈耶尔已经正确地确定了印度世界观与伊朗世界观之间的差异，但是，由于他的错误前提，他未能认识到这一差异的根源。琐罗亚斯德是以色列众先知的一位旅伴，他们像他一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