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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法律保障，有自由，有安全，但在改良土地上，却处于大不利的地位。农民与地主比
较，犹如借钱经商者与有资亲自经商者相比。固然，无论是借资经商，或是有资亲自经
商，只要他们的行为一样慎重，他们的资财就都可以增进，但因借钱经商者的利润有一
大部分归作借款的利息，所以借钱经商者的资财的增进，定要迟缓得多。同样，与地主
比较，即使行为一样慎重，佃农耕地的改良，亦要迟缓得多；因为，在农民的场合，生
产物的大部分须归作地租，而在地主的场合，这一部分却仍可用来作进一步的改良。此
外，农民的地位，当然比地主低。不仅如此，欧洲有大部分地方，把农民看作下等人民，
甚至不如有些地位的小商人和技师。至于农民地位被看得低于大商人和大制造商，那是
全欧洲各地普遍的情况了。世上有几个大财主愿舍弃高的地位而与下等阶级的人民为伍
呢，所以，即在现今，欧洲人的资本，仍很少会由他业转到农业上来改良土地。也许与
欧洲其他国家比较，英国资本转到农业方面来改良土地的，比较多些。但即在英国，在
若干地方用于农业上的大资本，大都是在农业上获得的（和一切其他职业比较，农业上
资财的蓄积，最为迟缓）。不过，我们应该知道，在所有国家里，除了小地主，最能改
良土地的，要首推富农、大农。在欧洲君主国中，英格兰也许格外有这种情形。据说，
在荷兰共和政府只及瑞士伯尔尼共和政府中，农民的地位，亦不亚于英格兰农民。
除上述外，欧洲古代的政策，尚有其他不利于土地的改良与垦作的地方，不论进行
改良和垦作的人是地主还是农民。（一）到处都规定，未经特许，谷物输出一律禁止；
（二）限制谷物甚至各种农产物的内地贸易，实行禁垄断禁零售禁屯积种种谬法，确立
集市市场的特权。我说过，古意大利土地非常肥沃，且又为世界最大帝国的中心地，然
其农耕的进展，亦不免因禁止谷物输出和奖励外谷输入而受到许多阻碍。至于土地没有
那样肥沃，位置没有那样有利的国家，其耕作事业会因限制谷物的内地贸易和禁止谷物
输出而受到何种程度的阻碍，就难于想象了。
国富论（第三篇）
第三章 论罗马帝国崩溃后都市的勃兴与进步
罗马帝国崩溃后，都市居民的境况，并不比农村居民好。不过，那时候都市中的居
民，和古代希腊共和国、意大利共和国内的居民大不相同。在这等古代共和国内，地主
占居民中的多数，他们分占公地，都觉得房屋毗连，环以围墙，便于共同防御。但在罗
马帝国崩溃后，地主大都散居于各自领地的城寨内，住在各自的佃农及属民中间。市镇
上的居民，大都是商人和技工。他们的处境无异于隶役，或近似于隶役。古时各宪章所
赋与欧洲各重要都市居民的权利，充分证明了他们在未取得这些权利以前的生活情况。
这些宪章，准许都市人民，第一，可以自由嫁女，不必领主许可；第二，在他死后，他
的财物，可由儿孙承继，不由领主领取；第三，自身遗产，可由遗嘱处分。这种权利的
颁给，充分证明了在未颁给前，他们是和农村耕作者几乎一样，或竟全然一样，处于贱
奴状态。
这些人，无疑是很贫困很下贱的，他们肩挑着货物，过市赴墟，从这里跑到那里，
与今日拉车荷担的小贩相类似。那时欧洲各国，象现在亚洲的鞑靼政府一样，经常在这
些旅行者经过某些采邑，经过某些桥梁，赴市趁墟，设摊售货的时候，把赋税加在他们
的人身与货物上。在英格兰，这些税，叫做过界税、过桥机、落地说、摊税。有的时候，
国王以及在某些场合拥有这项权力的大领主，特许某些商人，特别是住在他们领地内的
商人，免纳各税。因此，这些商人的地位，虽在其他各点与隶役无异或极相类似，但仍
被称为自由商人。不过，他们为报答保护者的保护，通常每年须纳人头税若干。当时非
付厚酬，保护不易获得。所以，这类人头税可看作他们对保护者舍弃其他税收所提供的
补偿。这种交换条件的实行，当初只限于个人，其期限或限于其人之身，或凭保护者的
好恶。英国土地清丈册关于几个都市的很不完全的记载，常常提及某某市民为这种保护
各纳人头税若干给国王或大领主。有时，它又只记录这些人所纳的税的总和。
都市居民的情况，无论当初是怎样卑贱，但与乡村耕作者比较，他们取得自由与独
立，在时间上总要早得多。都市居民的人头税，是国王收入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收入，
多由国王制定比额，在一定年限内包给该市长官或其他人征收。但市民自己亦往往可以
取得这样的信用，来经收他们本市的这种税收，于是就对这全部税额，联合负责。这种
包税办法，对于欧洲各国国王的一般经济，当是十分适宜的，因为他们本来惯于把庄园
全部的税收，交由庄园全体佃农包办，使对这全部税收负连带责任。但这种办法，对佃
农亦有利。他们可照自己喜欢的方法从事稽征，并通过自己聘员之手将税款纳于国库，
不必再受国王派出的吏役的横暴了。这在当时被视为极重大的一件事。
当初，市民包办市的租税，和农民包办庄园的税一样，是有年限的。后来，跟着时
代的推进，变成永久的。税额一定，以后永远不能再加。税额既成为永久的，以纳此稅
为条件的其他各种赋税的豁免，便亦成了永久的。因此，其他各税的豁免，便不限于一
人之身，不再属于作为个人的个别的人，而属于特殊城市内的一切市民了。这个城市，
因此成为所谓自由市；由于同一理由，市民成为所谓自由市民或自由商人。
前面说过的那种种重要特权即嫁女自由权、儿女承继权与遗嘱权，一般常是随着这
种权利一同赐给特殊市的一般市民的。那种种特权，是否常伴随着贸易自由权的赐与，
赐给作为个人的个别市民，我不知道。也许真是如此，但我提不出什么直接的证据。不
过，无论如何，贱奴制度及奴隶制度的主要属性，就这样从他们身上解去了，至少，从
这个时候起，他们在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由这个字的意义上，是自由了。
不仅如此。他们通常设立一种自治机关，有权推举市长，设立市议会，设立市政府，
颁布市法规，建筑城堡以自卫，使居民习战事、任守备。遇有敌攻或意外事情，凡属居
民，不分昼夜，都须尽防卫责任。在英格兰，他们一般可免受郡裁判所州裁判所的管辖；
所有诉讼，除公诉外，都可由市长判决。在其他各国，市长所得的裁判权尤大。
市税由市民包办的都市，不能不给它们以某种裁判权，借以强迫市民纳税。此时，
国家纷乱，如果要它们到别的法庭请求这种判决，势必极其困难。但很奇怪，欧洲各国
君主，为什么这样地用这部分税收来交换这种固定的不得增加的租税。我们知道，这种
税收在一切税收中，是最不必劳神费财，自然会增加起来的。此外，还有一点，也是很
为奇怪的，那就是，君主们竟然自动地在他们领土的中心，建立一种独立的民主国。
要理解此中理由，必须记得，在当时纷乱情形下，欧洲各国君主，也许没有一个能
保护国内弱小人民，使不受大领主的压迫。这一部分弱小人民，既不能受国法保护，又
无力自卫，所以只有两条路走，就是说，若不投身某大领主之下，为其奴隶，乞求保护，
就只有联合起来，共同守卫，彼此相互保护。城市居民单个地说，没有自卫能力，但一
经有了攻守同盟，抵抗力就不可轻视。领主常鄙视市民，不仅认为市民的身分与己不同，
而且认为市民是被释放的奴隶，其族类亦与己不同。因此，市民的富裕，常常使领主嫉
妒愤怒，有机会即加以压迫侵凌，不稍宽恕。市民当然嫉恨领主，畏惧领主。恰好，国
王亦畏惧领主，嫉恨领主。另一方面，国王虽亦鄙视市民，但他没有嫉恨他们、畏惧他
们的理由。所以，相互的利害关系，使国王市民互结同盟，以抗领主。市民是国王敌人
的敌人，所以，国王为了他自己的利盎，尽其所能，使市民的地位变为稳固，不依靠这
种敌人。给予市民权力，使能推举市长，制订市法规，建筑城堡自卫，进行军事训练，
国王就这样尽他权力之所及，把一切独立安全的手段给与市民，使他们不依靠领主。但
要使他们的自由同盟能对他们提供永久的安至，能对国王提供相当大的援助，则又非有
正常的政府组织不可，非有强制居民服从的权威不可。至于把市税永久包给他们，则是
为了表明心迹，使他愿结为朋友、结为同盟的人，不疑惧他将来会再压迫他们，会把税
额提高或把税包给别人。
对领主感情最坏的国王，对于市民，敕赐往往最为宽大。例如英格兰国王约翰，对
市民最为宽容。法兰西腓力普一世，全然失去统率领主的权力。至其末年，据神父丹尼
尔说，其子路易，即后来称为肥路易的，与国内各主教，筹商最适当的方法，以取缔领
主暴行。主教们的意见，可归纳为两种提议。一，在国王领土内，各大城市都设市长和
市议会，以创设新的管辖体系。二，使城市居民，组织新的民军，听市长调遣，在必要
时，出发援助国王。据法兰西各考古学家说，法兰西市长制度和市议会制度，就是这时
创立的，德意志大部分自由市也是在式微的苏阿比亚王统治下，才得到这种种特权；有
名的汉萨同盟，也是在这时才开始露头角。
都市民军的力量，此时既不下于乡村民军，一旦有事，又容易集合，所以与当地领
主争议时，他们常占优势。意大利、瑞士等地，各个都市或由于离首府所在地很远，或
由于本身的天然力量，或由于其他原故，君主对它们已全无权力，它们大都逐渐成为独
立的民主社会，并征服当地贵族，迫令其拆毁乡间城堡，而以和平居民资格居住在都市
内。伯尔尼民主国及瑞士其他若干都市的简史，类皆如此。除威尼斯外，十二世纪末至
十六世纪初，意大利屡起屡灭的无数大民主国的历史亦复如此。
英法二国王权虽有时甚为式微，但从未全部消灭。都市因此没有完全独立的机会。
但因市民势力日张，除上游的市税以外，国王一切赋税，须得市民同意，才征收得到。
国王有急需，就通诏全国各市，使派遣代表，出席国会。这些代表可与牧师和贵族一起
议决，给与国王特别经济援助。由于市民代表，大都袒护国王，国王有时利用他们从抵
抗议会内大领主的权力。这就是市民代表出席欧洲各大君主国的国会的由来。
秩序、好政府以及个人的自由安全，就在这种状态下，在各都市确立了。但此时，
乡村耕作者，依然受贵族的各种迫害。处于无力自卫状态的人，自然满足于仅够过活的
生活资料；因为，拥有更多财富，只会招惹压迫者更苛虐的诛求。反之，当人们勤劳的
结果确有亲自享受的把握时，他们就自然会努力来改善他们自身的境遇，不仅要取得生
活必需品，而且要取得生活上的便利品和娱乐品。所以，以生产生活必需品以外的东西
为目的的产业，在都市建立的时期，比在农村早得多。在贱奴状态下受领主钳制的贫穷
农民，稍有储蓄，必掩藏唯谨，免得领主看见，攫为己有，而且一有机会，即逃往都市。
加之，当时法律对市民既如此宽纵，同时又如此热望削减领主对农民的权力，所以，农
民只要逃往都市，一年不为领主所获，即可永享自由。因此，乡村勤劳居民，一有蓄积，
自然会逃到都市来，把都市看作他们唯一安全的避难所。
城市居民的食品、材料和产业手段，归根到底，都出自农村。但近海岸沿河边的城
市居民，却不一定只从邻近农村得到这些物品。他们有大得多的范围。他们或只自身工
业的制造品作交换，或经营遥远国家间的运送业，以甲国产物交换乙国产物，而从远地
取得他们所需要的种种物品。一个城市不但在其邻近各农村都很贫乏都很衰落，而且它
所与通商的各个农村也都很贫乏很衰落的情况下，仍可发达起来，日臻于富强。因为单
个地说，每个农村对它所能提供的食料与雇佣机会也许有限，但综合起来说，它们所能
提供的却极可观。不过，在商业范围还极狭隘的那时，就有些国家很富裕、产业就很发
达了。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