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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货币而被下过狱的不名誉的钱商的儿子。安提斯泰尼命令这个青年回家去，但是他丝
毫不动；他用杖打他，他也一动不动。他渴望'智慧'，他知道安提斯泰尼可以教给他智
慧。他一生的志愿也是要做他父亲所做过的事，要'涂改货币'，可是规模要大得多。他
要涂改世上流行的一切货币。每种通行的印戳都是假的。人被打上了将帅与帝王的印戳，
事物被打上了荣誉、智慧、幸福与财富的印戳；一切全都是破铜烂铁打上了假印戳罢了。”
①他决心象一条狗一样地生活下去，所以就被称为“犬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象犬
一样”。他拒绝接受一切的习俗——无论是宗教的、风尚的、服装的、居室的、饮食的、
或者礼貌的。据说他住在一个桶里，但是吉尔柏特·穆莱向我们保证说这是个错误：因
为那是一个大瓮，是原始时代用以埋葬死人的那种瓮。②他象一个印度托钵僧那样地以
行乞为生。他宣扬友爱，不仅仅是全人类之间的友爱，而且还有人与动物之间的友爱。
甚至当他还活着的时候，他的一身就聚集了许多的传说。尽人皆知，亚历山大怎样地拜
访过他，问他想要什么恩赐；他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太阳光”。狄奥根尼的教
导，一点也没有我们现在所称之为“玩世不恭”的（“犬儒”的）东西，——而是恰好
与之相反。他对“德行”具有一种热烈的感情，他认为和德行比较起来，俗世的财富是
无足计较的。他追求德行，并追求从欲望之下解放出来的道德自由：只要你对于幸运所
赐的财货无动于衷，便可以从恐惧之下解放出来。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学说在这一方面
是被斯多葛派所采用了的，但是他们并没有追随着他摒绝文明的欢乐。他认为其罗米修
斯由于把那些造成了近代生活的复杂与矫揉造作的技术带给了人类，所以就公正地受到
了惩罚。在这一点上他有似于道家、卢梭与托尔斯泰，但是要比他们更加彻底。
虽然他是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人，但是他的学说在品质上却属于希腊化的时代。亚
里士多德是欢乐地正视世界的最后一个希腊哲学家；从他而后，所有的哲学家都是以这
样或那样的形式而具有着一种逃避的哲学。世界是不好的，让我们学会遗世而独立吧。
身外之物是靠不住的；它们都是幸运的赐予，而不是我们自己努力的报酬。唯有主观的
财富——即德行，或者是通过听天由命而得到的满足——才是可靠的，因此，唯有这些
才是有智慧的人所要重视的。狄奥根尼本人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但他的学说却正象希
腊化时代所有的学说一样，乃是一种投合于劳苦倦极的人们的学说，失望已经摧毁了这
些人的天赋的热忱了。这种学说除了对于强有力的罪恶是一种抗议而外，当然绝不是一
种可以指望促进艺术或科学或政治或任何有用的活动的学说。
看一下在犬儒学派普及之后，他们的学说变成了什么样子，是饶有趣味的。公元前
三世纪的早期，犬儒学派非常风行，尤其是在亚历山大港。他们刊行了短篇的说教，指
出没有物质财产是多么地轻松，饮食简朴可以是多么地幸福，怎样在冬天不必穿昂贵的
衣服就可以保持温暖（这在埃及也许是真的！），对自己的家乡依依不舍或者悲悼自己
的孩子或朋友的死亡又是何等之愚蠢。这些通俗化的犬儒学者之中有一个叫做德勒斯的
说：“我的儿子或妻子死了，那难道就有任何理由应该不顾仍然还在活着的我自己，并
且不再照顾我的财产了么？”①在这一点上我们很难对于这种单纯生活感到任何的同情，
它已经变得太单纯了。我们怀疑是谁高兴这种说教，是希望把穷人的苦难想象成仅仅是
幻想的那些富人呢？还是力图鄙视获得了成功的事业家们的那些新的穷人呢？还是想使
自己相信自己所接受的恩赐是无关重要的那些阿谀献媚者呢？德勒斯对一个富人说：
“你慷慨大度地施舍给我，而我痛痛快快地取之于你，既不卑躬屈膝，也不唠叨不满。”
②这是一种很便当的学说。通俗的犬儒主义并不教人禁绝世俗的好东西，而仅仅是对它
们具有某种程度的漠不关心而已。就欠债的人来说，这可以表现为一种使他减轻自己对
于债主所负的义务的形式。我们可以看到“玩世不恭”（“犬儒的”）这个名词是怎样
获得它的日常意义的。
犬儒派学说中最好的东西传到了斯多葛主义里面来，而斯多葛主义则是一种更为完
备和更加圆通的哲学。
怀疑主义之成为一种学派的学说最初是由皮浪提倡的，皮浪参加过亚历山大的军队，
并且随军远征过印度。看起来这使他发生了浓厚的旅行兴趣；他的余年是在他的故乡爱
里斯城度过的，公元前275年他死在这里。除了对于以往的各种怀疑加以一定的系统化与
形式化而外，他的学说里并没有多少新东西。对于感官的怀疑是从很早以来就一直在困
恼着希腊哲学家的；唯一的例外就是那些象巴门尼德和柏拉图那样否认知觉的认识价值
的人们，他们还把他们的否定当做是宣扬知识上的教条主义的一种好机会。智者们，特
别是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曾经被感官知觉的模糊极其显著的矛盾而引到了一种有似
于休谟的主观主义。皮浪似乎（因为他很聪明地没有写过任何书）在对感官的怀疑主义
之外，又加上了道德的与逻辑的怀疑主义。据说他主张绝不可能有任何合理的理由，使
人去选择某一种行为途径而不选择另外的一种。在实践上，这就意味着一个人无论住在
哪个国家里，都是顺从着那里的风俗的。一个近代的信徒会在礼拜日到教堂去，并且奉
行正确的跪拜仪式，而不必具有任何被人认为是足以激发这些行动的宗教信仰。古代的
怀疑主义者奉行着全套的异教宗教仪节，有时候甚至于他们本人就是祭司；他们的怀疑
主义向他们保证了这种行为不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而他们的常识感（这种常识感比他
们的哲学更经久）又向他们保证了这样做是便当的。
怀疑主义自然地会打动许多不很哲学的头脑。人们看到了各派之间的分歧以及他们
之间的争论的尖锐，于是便断定大家全都一样地自命为具有实际上是并不可能获得的知
识。怀疑主义是懒人的一种安慰，因为它证明了愚昧无知的人和有名的学者是一样的有
智慧。对于那些品质上要求着一种福音的人来说，它可能似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
正象希腊化时期的每一种学说一样，它本身就成为了一付解忧剂而受人欢迎。为什么要
忧虑未来呢？未来完全是无从捉摸的。你不妨享受目前；“未来的一切都还无从把握”。
因为这些原因，怀疑主义在一般人中就享有了相当的成功。
应该指出，怀疑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来说，并不仅仅是怀疑而已，并且还可以称之为
是武断的怀疑。科学家说：“我以为它是如此如此，但是我不能确定”。具有知识好奇
心的人说：“我不知道它是怎样的，但是我希望能弄明白”。哲学的怀疑主义者则说：
“没有人知道，也永远不可能有人知道”。正是这种教条主义的成份，便使得怀疑主义
的体系有了弱点。怀疑主义者当然否认他们武断地肯定了知识的不可能性，但是他们的
否认却是不大能令人信服的。
然而，皮浪的弟子蒂孟提出了一种理智上的论证，这种论证从希腊逻辑的立场来说
是很难于答覆的。希腊人所承认的唯一逻辑是演绎的逻辑，而一切演绎都得象欧几里德
那样，必须是从公认为自明的普遍原则出发。但蒂孟否认有任何找得出这种原则来的可
能性。所以一切就都得靠着另外的某种东西来证明了；于是一切的论证要末便是循环的，
要末便是系在空虚无物上面的一条无穷无尽的链锁。而这两种情形无论哪一种，都不能
证明任何东西。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论证就砍中了统治着整个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哲学
的根本。
在我们今天被那些并不是完全怀疑的人们所宣扬的某些形式的怀疑主义，对于古代
的怀疑派并不曾出现过。他们并不怀疑现象，也不疑问那些他们认为是仅只表示我们所
直接知道的有关现象的命题。蒂孟大部分的著作都已佚失了，但他现存的两句话可以说
明这一点。一句是说：“现象永远是有效的”。另一句是说：“蜜是。甜的，我决不肯定；
蜜看来是甜的，我完全承认。”①一个近代的怀疑主义者会指出，现象仅仅是出。现。，
它既不有效也不无效；有效或无效的必须是一个陈述；但并没有一种陈述能够和现象联
系得如此之密切，以致于不可能有虚假。由于同样的理由，他也会说“蜜看来是甜的”
这一陈述仅仅是高度或然的，而不是绝对确实可靠的。在某些方面，蒂孟的学说非常有
似于休谟的学说。他认为某些从未被人观察到的东西——例如原子——就不能有效地被
我们所推知；当两种现。象。屡屡被我们观察到在一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一个推知另
一个。
蒂孟在他悠长的一生的晚年就住在雅典，并于公元前235年死于雅典。随着他的死，
皮浪的学派作为一个学派就告结束了；但是他的学说——说来似乎很奇怪——多少经过
了改造之后，却被代表柏拉图传统的学园接受过来了。
造成这一惊人的哲学革命的人是与蒂孟同时代的人阿塞西劳斯，他大约老死于公元
前240年。大多数人所接受于柏拉图的乃是信仰一个超感的理智的世界，信仰不朽的灵魂
对可朽的肉体的优越性。但柏拉图是多方面的，在某些方面也可以把他看作是在宣扬怀
疑主义。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是自称一无所知的；我们自然而然地总把这话认为是讽
刺，但是这话也可以认真地加以接受。有许多篇对话并没有达到任何正面的结论，目的
就在要使读者处于一种怀疑状态。有些篇对话——例如《巴门尼德篇》的后半部——则
似乎是除了指明任何问题的正反两方都可以提出同等可信的理由而外，并没有什么别的
目的。柏拉图式的辩证法可以认为是一种目的而不是一种手段；若是这样加以处理的话，
则它本身就成为对于怀疑主义的一种最可赞美的辩护。这似乎就是阿塞西劳斯所解说柏
拉图的方式，他自认为仍然是在追随着柏拉图的。他砍掉了柏拉图的头，但是保留下来
的躯干却无论如何仍然是真的。
阿塞西劳斯的教学方式会有许多地方是值得表扬的，假使跟他学习的青年人能够不
为它所麻痹的话。他并不主张任何论点，但是他却要反驳学生所提出来的任何论点。有
时候他会自己前后提出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用以说明怎样就可以令人信服地论证两者
之中的任何一个命题。一个有足够的叛逆勇气的学生，就可以学到机智并且避免谬误；
但事实上除了机伶和对于真理漠不关心而外，似乎并没有人学到了任何的东西。阿塞西
劳斯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整个的学园大约有两百年之久一直都是怀疑主义的。
在这一怀疑时期的中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公元前156年雅典派至罗马的外交
使团有三位哲学家，其中有一个就是不愧继任阿塞西劳斯作学院首领的那位卡尔内亚德。
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他作使臣的尊严就应该妨碍他的这次大好机会，于是他就在罗马讲
起学来。那时候的青年人都渴望模仿希腊的风气，学习希腊的文化，于是都蜂拥而来听
他讲学。他的第一篇讲演是发挥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关于正义的观点，并且是彻底建
设性的。然而他的第二篇讲演即是反驳他第一次所说过的一切，并不是为了要建立相反
的结论，而仅仅是为了要证明每一种结论都是靠不住的。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论证说，
以不公道加于人对于犯者来说要比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