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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牛嫂申淑香正带着一对儿女在上海旅游。当耳闻目睹，得知母子三人每天住廉价的旅馆，下便宜的饭馆，出行都要算计怎样省钱的时候，两位记者困惑了：牛根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呼和浩特，他们满耳听到的都是牛根生的大方、豪放：在伊利、在蒙牛……
而在上海，两位记者在“一城之中”透视到了这个人的“两面性”：那一边，牛根生挥金如土，动用自己的红利颁给上海经销商江红40万元的重奖；这一边，牛根生与家人锱铢必较——妻子、孩子每月花多少钱，都有定额，如有超额，自己从各月中平衡。
副董事长刚接回“凌志”的时候，牛根生的女儿开着兜了一圈，感觉“真爽”，爱不释手，于是，有点不死心地问：“爸，这么好的车，你真的就送给邓伯伯啦？”牛根生答：“当然是真的。这还能是过家家吗？”女儿怅然若失——要知道，她已经有3年驾龄了。
有一次治国与副总裁孙玉斌聊天，孙说：“这么多年，牛总这样的领导，不要说遇过，就连听也没听说过。牛总要是不成功，老天爷就不公平。”
2。牛根生的捐股时间表
（1）发轫：2002年底
哲学上讲，量变引起质变。在无数次的散财之后，牛根生试图把这种散财制度化、流程化、永久化，即便在他百年之后，也能为蒙牛的发展保驾护航。
2002年底，牛根生开始考虑捐出自己的全部股份，成立一个保障蒙牛百年发展的基金。一边是家人，一边是企业；一边是家财万贯，一边是基业长青……那是一个很难的过程，几经反复。
《第一财经日报》：作出建立（老牛专项）基金的决定的过程容易吗？
牛根生：2002年底，我就在考虑这件事情，那是一个很难的过程，几经反复。在那个时候，我还静下心来看了一段时间的书，看得最多的是老子的《道德经》。（《牛根生：“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财富轮回》）
（2）提上议程：2003年圣诞节
2003年圣诞节，牛根生正式向负责上市法律事务的律师表示，等公司上市后，他就捐出股份，成立“老牛专项基金”。
2003年圣诞节，牛根生正在和一干人等讨论蒙牛上市的事情，会后他突然把律师叫到一边，告诉律师自己要把蒙牛的股份捐献出来，原则是“不能继承，下代人不能享用”，让律师去做一个方案出来。律师听后非常激动，说：“这哪能，怎么能做这种事情？是在开玩笑吧。”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牛根生的妻子申淑香知道这个消息后，也和律师一样感到不可理解：“当时挺震惊的。以前穷，什么也没有，好不容易到现在了，却什么都不给孩子留，全捐出来了。”这个消息也很快在牛根生的周围扩散开来，儿女、同事、亲友、政府官员……（《中国企业家》杂志：《牛根生的“共产实验”》）
（3）实质操作：2004年6月上市后
2004年6月，蒙牛在香港上市。“老牛专项基金”的建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其间，中外律师往来返稿数次。
牛根生家人分别签署认可文书。
牛根生签署捐赠协议。
2004年8、9月，蒙牛生产经营例会两次通报“老牛专项基金”的推进情况。
2004年11月2日，在蒙牛缘园小区中心会馆，牛根生向1200多名员工作了企业文化辅导。辅导结束时，牛根生向广大员工系统通报了自己的捐股进程。
（4）传播：2004年11月5日首度向媒体披露，但中途叫停
2004年11月5日，《环球时报》记者李玉霞来访。由于牛总捐出全部股份已成定局，并在员工大会上作了宣布，治国觉得可以报道了，就向她透露了这一“爆炸性”消息——这是首次允许媒体就这一事件进行报道。当天，参观了全球样板工厂、国际示范牧场、缘园住宅小区。第二天上午，安排李玉霞在缘园小区摩根馆采访了牛总。
11月8日，李玉霞通过电子邮箱发来题为《民营企业也能发展百年》的文稿，请求核对。文稿的第一个小标题就是“独家披露爆炸性新闻，牛根生放弃全部股份”。她在附言中说：
张先生您好！
照片收到，谢谢！
我回来后，向我们总编汇报了蒙牛之行。听说牛总对《环球时报》有这么高的评价，他非常高兴。我在会上也向大家作了汇报。我们总编对牛总造福一方百姓，创造企业奇迹以及达观的人生态度非常欣赏。他在内部大会上说：这个牛总不简单！
稿子大致好了，发给您，若有不确之处请改正，标识出来就行。报纸明晚付印。
由于版面上临时加了广告，限于版面，很多东西都舍弃了。可惜。以后可以择机再体现。关于奶业的问题，我会在《生命周刊》的文章里涉及。
那天与牛总谈到哲学，同时，又拜读了牛总的评论，非常精彩，很有理论色彩。我买了两本周国平的书；明天寄出；一本送给您，一本送给牛总。
那天您让小郭送我，但为赶时间，司机没去接他；他最后去不了还得向您请示，你们做事真是严谨！
李玉霞11月8日
但是，征询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及法务中心后，得到的反馈是：蒙牛作为海外上市公司，这一消息在未经公告之前不宜披露。这样，这一报道当时就被搁置了。后来，李玉霞就此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人民网”上：
“散尽家财的达观之举”——牛根生的哲学
李玉霞
据牛根生讲，笔者是第一个被允许报道他捐股一事的记者——当然，最后因为受制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规则，这一报道当时被搁置。
那是2004年11月5日，笔者赴呼和浩特采访牛根生。那时他刚好初登福布斯2004中国富豪榜，声名如日中天。他正躲着记者，但因为我报的一篇文章，他爽快地答应了我的采访请求。
这篇文章题为《哲学不只是慰藉》，刊登在2004年8月27日的《环球时报》上，是我报约著名哲学家周国平为《哲学的慰藉》这本书写的书评。牛根生乘飞机时看到这篇文章，很喜欢，就带回来，先让干部们学习讨论，后来又原文登在企业报《蒙牛足迹》上，让员工们学习体会。
一到蒙牛，便听到一个爆炸性的消息——牛根生要捐出所持有的全部蒙牛股份，成立“老牛专项基金”。
而且此项工作早在2003年的圣诞节，就与当时负责蒙牛上市法律事务的律师沟通好，待公司上市后正式启动有关法律手续。此后，家人几经商量，中外律师三番五次往来返稿。至笔者采访时，牛根生已经与老婆孩子签好法律文书。虽然早年他就有将百万薪资分给众兄弟的豪举，但一下子捐出全部股份，还是太过“出格”。
采访安排在标有“美国摩根”字样的别墅里。牛根生介绍，这座别墅一房两用：董事会召开期间，它是摩根设在蒙牛的办公场所；闭会期间，牛根生一家住在这里“看房子”。牛根生高大粗犷，与我们心目中“蒙古大汉”的形象甚是吻合。他亲自来给我们开门，不见有保姆，偌大的别墅里，装饰得普普通通，毫无“富丽堂皇”之感，而且大多房间不是会议室，就是办公室。
笔者忍不住先问他荣登富豪榜的感觉。他说“不过是纸面富贵”，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
“您今年才40多岁，为什么要捐出全部股份？”我迫不及待地问道。他说：“虽然蒙牛只有6年，但我现在已经在考虑它百年发展的事。我活不了１００岁。如果孩子继承了，是人才还好，不是人才就害了企业也害了他。我就是要建立一种制度和运行机制，让蒙牛能获得百年发展。都说民营企业短命，谁说蒙牛不能是可口可乐、奔驰、雀巢？”
“人不能把金钱带入坟墓，而金钱可以把人带入坟墓”，牛根生说，对钱财，他的观念是“不在所有，重在所用”。“常言道，富不过三代，那我就不让他富。钱是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企业垮了，或被不肖子孙祸害了，失去钱财就很难受。我现在是自己让它从有趋于无，这才是支配金钱的最高境界。”他觉得这是很幸福很快乐的事。
出格之举一定有出格的想法。
牛根生说他很喜欢哲学，还与内蒙古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授有深交。他说《哲学不只是慰藉》这篇文章说得很对，“哲学不只是慰藉，更是一种智慧，它帮助我们调整看世界和人生的眼光”。
此文中的一些字句让牛根生深有同感：
“智者，身在大富大贵之中，仍能清醒地视富贵为身外之物。”
“登上至高无上的御座，仍只能坐在屁股上。”
“真正的快乐对于物质的依赖十分有限，无非是食、住、衣的基本条件。超出了一定限度，财富的增加便不再能带来快乐的增加了。奢侈对于快乐并无实质的贡献，往往还导致痛苦。”
“人对有准备的、理解了的挫折承受力最强，反之受伤害最重。”
牛根生捐股份就是在有准备的失去，就像他自己说的，自己看着钱财从有到无。
牛根生的哲学又是实用的。笔者在蒙牛厂区，看到处处贴着标语、格言、口号。“产品等于人品，质量就是生命”、“看别人不顺眼，首先是自己修养不够”、“从最不满意的客户身上，学到的东西最多”、“管理是严肃的爱”、“经营企业就是经营人心”、“人不能把金钱带入坟墓，但金钱却可以把人带入坟墓”、“一个人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得多，而是因为计较得少”等等。他说自己的长处是善于总结，古今中外的格言、警句、俗语、寓言，只要觉得有道理的，他都汲取，并作一定的整合，用在企业的管理上。这些标语悬挂在公司的各个角落，潜移默化中规范着员工的思想和行为。
11月7日，我返京向报社汇报了蒙牛之行，大家对牛根生散尽家财的达观之举很是佩服。
遗憾的是，由于牛根生捐献股份还属于上市公司“未经公告的重大事项”，所以我的独家报道没能见报。
不管怎样，牛根生的哲学和在哲学影响下的牛根生，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富豪对金钱的另一种处理。（人民网）
11月7日，牛根生在北京参加了《中外管理》杂志社主办的主题论坛“对话彼得·圣吉——学习型组织与变革”；11月13日，上午参加了“清华经管伟伦校友三长论坛”（主题为“幸运经济时代的市长、行长、董事长”），下午参加了“清华大学职业经理训练中心总裁同学联会”。会余，他对自己的捐股事件也作了部分透露。
（5）正式创立：2004年与2005年之交
2004年12月28日，“蒙牛事业发展促进会”（为设置“老牛专项基金”而创立的平台机构）注册完毕，宣告成立。
2005年1月12日，“老牛专项基金”正式设立，作为蒙牛最大的自然人股东，集团总裁牛根生将自己接近10％的股份全部捐出。
3。从“金本位”到“人本位”——倾囊一捐为哪般？
牛根生倾囊一捐，有些人大惑不解。
不理解也正常，“辛辛苦苦挣下，大大方方捐出”，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要不，牛根生怎么可能成为“全球捐股第一人”呢！
于是，社会上有了各种版本的传说。
一是“癌症说”
《中国企业家》杂志的记者边杰就亲耳听到过这一“说”：
自从2004年年底牛根生宣布了把自己的全部股份捐献出来，成立老牛基金会之后，在这栋房子里，先后有好几批来自全国的记者来探访，人们试图找到答案：别墅的主人为什么要做出这种“前无古人”的举动。
也许正应验了那句老话，树大招风。2004年年底，就在牛根生紧锣密鼓地操办着老牛基金会的时候，民间却传出了关于牛根生的种种传言。一则是关于牛根生得了癌症，2005年1月21日晚，在从机场到呼和浩特市区的路上，出租车司机语气非常肯定地告诉记者：“牛根生到了癌症晚期。”关于这个传闻，记者在北京也有耳闻，有人甚至把牛根生得癌症的传言和“老牛专项基金”联系起来，揣测他捐赠是为了安排自己的“身后事”。
当谣言甚嚣尘上的时候，关心牛根生的人电话不断，关心变成了干扰。《内蒙古日报》曾经发过一篇《牛根生很健康》的报道：
去年12月，当伊利部分高管出问题时，就有人给满面红光、身强体健的蒙牛公司董事长、总裁牛根生造谣：“老牛得癌症了，已到了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