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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瞩目的着名将帅(一)-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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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迅速发展,无论在数量、士气和装备上都优于国民党军队。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令邓小平、刘伯承等组成总前委,华野、中野两军联手,以徐州为中心,展开战略大决战——淮海战役。1941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了。华野、中野以几十万大军向徐州发起进攻,截断徐蚌路,围歼黄伯韬兵团取得胜利。蒋介石见局势紧急,急令黄维、李延年率两个兵团驰援徐州。刘伯承等人对黄维兵团采取了追击、侧击和迎击的战术,诱敌深入,很快包围了黄维兵团,蒋介石又急令杜聿明集团及李延年兵团增援黄维,但均被华野部队击退。12月5日,刘伯承下令总攻黄维兵团。6日总攻开始,我军日夜作战,不断压缩敌军阵地。13日,刘伯承又调整部署,命令部队发起最后攻势,至15日24时全歼黄维兵团,生俘敌兵团司令黄维和副司令吴绍周。1949年1月10日,华野经昼夜激战全歼杜聿明集团,淮海战役大获全胜,共歼敌55万余人。淮海战役发起时,中央军委令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总前委,指挥实施淮海战役,渡江作战。4月22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突破了长江防线,国民党军队四散溃逃。
  南京解放之后,中共中央令刘伯承任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不久,刘伯承、邓小平又担负起解放大西南的重任。11月1日,刘邓指挥二野发起川黔战役,至12月底成都战役结束,历时两个月,刘邓率领的二野与贺龙率领的18兵团等部队共歼敌90万人。刘伯承概括地总结了这次解放大西南的经验:“西南进军,在部署上为出敌不意,突然推其侧背,断其逃路,在行动上,则猛打猛追,使敌人无喘息余地,更来不及变更原有的部署,被动应战;在政策上,尤其切实可行地执行了本军委布告的八项规定,收获很大。”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1月8日,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邓主持和领导了对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和被俘部队的改造工作,并领导组织了艰苦的剿匪作战。不久,刘邓奉中央命令指挥部队进军西藏,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有利条件。1950年11月,刘伯承着手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1950年11月30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伯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后又兼任政治委员。1950年8月,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战略小组组长。1982年8月,刘伯承因健康原因主动辞去国家、党和军队的领导职务。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逝世,享年94岁。
  刘伯承,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军事家和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十大元帅之一。
  刘伯承年轻时就是一位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他抱着“仗剑拯民于水火”的远大志向,投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在党领导下投身历次战争,立下了卓著的功勋:组织领导四川沪顺起义、八一南昌起义和反“围剿”战争,历经二万五千
里长征、抗日战争,率部开辟晋冀鲁豫根据地,发起上党战役、平汉战役,带领10万雄师渡黄河,挺进中原,与邓小平同志一道统一领导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西南战役,每一次战役都倾注了刘伯承大量的心血。在三十几年的戎马生涯中,他失去右眼,八九次身负重伤,一条腿也落下残疾。然而,他的骁勇善战、足智多谋,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指挥艺术,使他赢得了“川中名将”的美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的指挥艺术达到了炉火炖青、出神入化的地步,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刘伯承不但是一名卓越的军事家,也是一位孜孜苦读、勤奋著述的学者。他在军事理论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刘伯承早年留学苏联,打下了较好的俄语基础,学习了不少苏联的军事理论著作,归国后长期从事编译工作,是我国最早的编译科长。他编译的外国军事理论著作,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中国军事科学弥足珍贵的财富。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刘伯承利用作战间隙,用仅有的一只眼睛刻苦攻读,纵览斐声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书籍,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写下了一百余万字的军事著作。他的理论研究,就是为军队作战和培养军事人才服务的,所以能够紧密结合实际,对于中国革命战争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也成为培养军事人才宝贵的资料。
  建国后,刘伯承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在健康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仍辛苦操劳,呕心沥血,为培养我军的高级指挥干部和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仅如此,刘伯承还是一个党性观念和组织观念极强的人,他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对于上级的命令和指示,向来都是反复研究,认真执行。在反对教条主义之风盛行的时候,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却仍然毫无怨言,严格自律,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磊落襟怀和高尚情操。
  中华民族是东方“龙”的民族,毛泽东称刘伯承“是条龙”,正是对他的高超军事造诣和常胜将帅的革命军事生涯的真实写照。
  刘伯承同志虽然已经去世,但他的光辉业绩和高尚品德将永载史册,永远被我们铭记。
  罗荣桓,原名罗镇慎,字雅怀,1902年11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南湾村(今属衡东县)一个乡绅家庭。罗荣桓出生时家境已经败落。母亲贺氏善良宽厚,外柔内刚。父亲罗国理较为守旧,经营一间“永隆号”杂货铺。罗荣桓8岁入私塾,后转入新式小学。读高小时,一位国文老师取《诗经·鲁颂·泮水》中“桓桓于征,狄彼东南”中威武之意,为其改名为罗荣桓。
  1919年,罗荣桓入长沙协均中学读书。1924年入青岛大学读书,受“五四”运动影响曾参加“五卅”反帝爱国活动。在青岛大学读书期间,他亲眼看到东洋人在樱花节旁若无人的狂欢,日本军舰在胶州湾肆意游弋,想起了“五卅”运动中烈士流的鲜血,心灵受到深深的震撼,下定决心一定要为救国救民做出一番大事业。由于他学的是工科,了解我国的工业落后问题,因此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要振兴工业。接着,他和同学们兴办了“三民实业社”,开始了他第一次救国救民的尝试。然而,在当时中国整个民族工业都受到帝国主义的排挤、压迫的情况下,这几个学生仅仅凭着一股爱国热情办起来的一个手工作坊,怎么能和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相竞争呢?不到一年,这个实业社就因维持不下去而夭折。
  1926年秋,他从青岛大学预科毕业,回乡后组织农民协会,斗争土豪劣绅。1927年夏天,罗荣桓考入武昌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前身)理学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7、8月间,他遵照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到湖北南部的通城、崇阳一带发动农民暴动。8月20日,罗荣桓参与领导了通城起义,任通城和崇阳农民自卫军的党代表,随即率部队至江西修水,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罗荣桓任特务连党代表,旋即带领百余人到湖南参加秋收起义。起义军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向罗宵山脉进军。途中,毛泽东在三湾村将起义的工农革命军缩编为两个营和一个特务连,罗荣桓仍为特务连党代表。
  毛泽东和罗荣桓等党代表在水口、大汾等地发展了我党第一批士兵党员,有了这批党员,“支部建在连上”才开始真正落到了实处。此后,罗荣桓便跟随毛泽东在部队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
  上井冈山后,罗荣桓历任中国工农红军连、营党代表,积极发展士兵党员,建立军队基层的共产党组织,实行民主制度,尊重、爱护士兵,反对打骂士兵的军阀作风。在工作中,他坚持了一条行动原则:凡是要求同志们做到的,他必自己首先做到,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作为无声的命令。战斗时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生活中对战士们十分关心,因此深受战士们的喜爱。
  1929年11月,毛泽东集合了罗荣桓在内的一批党代表,用半个多月的时间,召开多次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为召开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作准备。罗荣桓积极反映部队的情况。他讲述了废止肉刑,反对打骂士兵的问题,并举例说:第9支队有一位军官,打人凶狠,士兵就送他一个绰号,叫“铁匠〃。这个事例很典型,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详细将此事记录下来,后来将反对军阀作风写进了古田会议决议。
  12月,部队开拔进驻古田,罗荣桓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会议,逐条讨论、起草了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28日,古田会议召开,通过了这个决议草案(即《古田会议决议》),会上,毛泽东和罗荣桓等11人被选为红4军军委委员。罗荣桓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会后的一天,在古田乡间小道上,积雪未化,素裹银妆。毛泽东和秘书冯文彬一起散步,罗荣桓从一旁经过。他望见毛泽东,连忙行军礼并致问候,而后又匆匆而去。毛泽东驻足伫立,望着这位沉稳踏实的红军干部的背影,点燃一支烟,深沉地对冯文彬说道:“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感叹之情溢于言表。
  不久,毛泽东改组了红4军第2纵队领导机构,罗荣桓被提升为第2纵队政委,担负起新的重任。
  1930年初,罗荣桓担任红4军第2纵队政委后,与纵队长曾士峨、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等结合部队实际,认真贯彻《古田会议决议》,使这个纵队迅速进步成长,成为红4军的主力之一。
  1930年端午节前,正在红4军第2纵队任政委的罗荣桓突然接到前委命令,要他出任红4军军委书记和政委。这个新任命,正是毛泽东的提议。当时,红4军的军长是林彪。林彪虽然打仗有些办法,但高傲自大,个性太强,谁和他在一起都很难共事。红4军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走后,毛泽东就反复考虑4军政委的人选,考虑来考虑去,觉得必须选一位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有宽广胸怀,善于忍让、谅解又能坚持原则的同志去担任。最后选定了罗荣桓,前委也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罗荣桓到红4军军部后,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很快就解决了部队中的团结和作战能力较差的问题,使红4军的工作很快走到了前头。
  1930年12月中旬,蒋介石开始对中央苏区红军发动了第一次大“围剿”。12月下旬的一天,红4军在钓峰河滩上召开了粉碎敌人“围剿”的动员大会,罗荣桓在大会上讲了话。他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准备反攻”的方针;根据总前委的布置,列举了红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克敌制胜的八大有利条件。他讲完话后又领着大家高呼“勇敢冲锋”、“拼命杀敌”、“多缴枪炮”等简短有力的口号,鼓舞广大指战员昂扬的斗志,使前不久在部队中因打“AB团”而引起的惊慌不安的情绪为之一扫而光。动员大会后,红4军立即投入反围剿斗争,取得了胜利。
  1931年,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林彪和罗荣桓率红4军打开莲塘和良村后,又奉命率部转向东面去攻打驻黄陂的国民党军毛炳文师。由于时间紧迫,良村战斗刚刚结束,红4军主力部队火速向黄陂赶去,在良村只留下了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打扫战场,安置伤员,收容俘虏,运送枪支。不料在我红4军主力离开良村不久,敌19路军紧追了上来,在良村打扫战场的我军机关人员来不及疏散,一些伤员被敌人抓走了。罗荣桓在行军途中听到消息,十分悲伤。他觉得,丢掉一些俘虏和枪支固然可惜,而丢掉在战斗中拼命杀敌流了血的伤员
则不可饶恕,因此不能原谅自己。在黄陂消灭了毛文炳师的四个团以后,红军进行休整。此间,罗荣桓等同志在城冈召开了红4军军委会议,毛泽东和中央局的一位负责人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罗荣桓深刻检讨了在良村战后丢掉伤兵、俘虏和枪支的问题,自己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会后,中央局在没有做深入调查的情况下,免除了罗荣桓的军委书记职务,而让林彪接任了这一职务。罗荣桓对于中央局这一过重的处分,一点也没有计较,他觉得自己应该负责。
  1932年3月,罗荣桓任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领导部队的政治工作,同时组织部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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