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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茨，同情革命的富有的茶商的孙子，这样一个沙皇时代的成绩斐然的恐怖分子，谋杀与刺死杜尔诺沃、敏、里曼、阿基莫夫、舒瓦洛夫、拉奇科夫斯基的参加者，在他的战斗的一生中从来没有落到过这种地步！）但是人民愤怒的热潮到此就打住了，尽管法庭还继续审理了一个半月。一天以后连苏维埃的辩护人也离开了法庭（很快他们也该被逮捕和驱逐了）。
这里能叫人看到许多我们熟悉的未来的特征，但是被告们的行动还远远没有被制服，他们还没有被迫使讲反对自己的话。左翼政党的传统的自欺欺人的概念他们是劳动者利益的卫士还在支持着他们。在白白丧失了的妥协投降的岁月之后，迟到的坚强又回到了他们身上。被告贝尔革指控布尔什维克枪杀维护立宪会议的游行者；再如利别罗夫直言不讳地说：“我承认自己的过错在于一九一八年我为推翻布尔什维克做的工作不够。”（第一0三页）叶夫根尼·拉特涅尔也说了同样的话，贝格又说：“我认为自己对俄国工人有罪的是，我没有能够用全力同所谓工农政权进行斗争、但我希望，我的时间还没有过去。”（已经过去了。亲爱的，已经过去了。）
这里还有着那种酷爱讲响亮话的老毛病—一但是也有着坚强性。
检察长论证说：被告们对苏维埃俄国具有危险性，因为他们认为过去所做的一切都县好事。“也许某些受审人在安慰自己，以为将来某个时候写历史的人会称赞他们或称赞他们在法庭卜的行为。”
还有全俄中执委在审判后所作的决议也指出：他们“在审判过程中保留了继续”进行以往活动的权利。
被告人亨德尔曼…格拉包夫斯基（自己就是法学家）在法庭上表现得与众不同，他同克雷连科就篡改证人陈述，就“审判前对待证人的特殊方法”—一此句可读作：就证人事先受到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明显处理等问题进行了争论（这时全套都已经有了！全套都有了！再抓紧一把就可以达到理想境界了）。原来预审工作是在检察长（就是克雷连科）的监督下进行的，并且有意识地消除了陈述中个别不一致的地方。也有一些在法庭开庭时才第一次作出的陈述。
当然难免有毛糙之处。难免有疏漏的地方。但归根结底“我们应当完全明确和清醒地宣告……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历史的法庭将怎样评价我们的所作所为的问题。”（第三二五页）
至于毛糙之处我们会加以考虑、加以改正。
但暂时克雷连科为了设法摆脱困境大概是在苏维埃法学上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想起了调查这个字眼！在侦查之前的初步调查！瞧，他说得多么头头是道：以前那种没有检察长监督的并曾被你们认为是侦查的工作那叫做调查。目前在检察长监督之下进行的扎好绳头拧紧螺钉并被你们认为是再侦查的工作这才正是侦查呀！杂乱无章的“没有经过侦查检验的调查机关的材料，比之侦查的材料”（如果指导得法），“其诉讼证据价值小得多”。（第三二八页）
真巧妙，可谓天衣无缝。
实事求是而论，克雷连科是应该感到委屈的，他花了半年的时间去准备这次审判，在审判中叫喊了两个月，还费了十五个小时的劲去念完自己的公诉词，而其实所有这些被告都曾“不止一两次地落入过肃反机关的手里，并且是在这些机关具有非常权力的时候；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保全了性命”。（第三二二页）而现在把合法地拉他们去枪毙的差事留给了克雷连科。
当然，“判决应当只有一种一个不剩地全部枪决！”但是，克雷连科宽宏地附带声明，本案毕竟是在全世界注视之下进行的，检察长所说的，“对法庭并不是指示”，如果是指示，那法庭就“必须遵照执行”。（第三一九页）
好一个法庭，如果还需要向它说明这个！……
检察员提出枪决之后建议被告声明悔过和退党。全体都拒绝了。
于是法庭就在自己的判决中表现得肆无忌惮了：它真的不是“全部一个不剩”地都宣告枪决，而只是给十四个人宣判枪决。其余的监禁、劳改营，还有上百人“另立专案进行审理”。
读者，务请记住：共和国的所有其余的法院都在瞧着“最高法庭，＇它＇给他们以指示”，（第四0七页）“高庭”的判决是被“当作指示性文件”对待的。（第四0九页）各地还要拓进多少人去这只有请你们自己动动脑子了。
看来全俄中执委主席团对整个这场审判行使一次改判权是值得的。法庭判决书首先送到俄共（布）代表会议上，会上有人提议以驱逐出境代替枪决。但是托洛茨基、斯大林和布哈林提议（好一个三人小组，而且意见一致）：二十四小时之内声明退党则判五年流放，否则立即枪决。通过了加米涅夫的建议，成为全俄中执委的决定；批准死刑，但暂缓执行。已决犯的命运取决于留在外面（显然包括境外的）社会革命党人的举动。如果社会革命党人继续进行哪怕是地下密谋活动，更不用说武装斗争，这十二个人将被枪决。
这样就用死来对他们进行折磨：任何一天都可能是拉去枪毙的日子。把他们从尚可接触外界的布蒂尔卡藏进了卢宾卡，剥夺了会见、通信和送交物品的权利不过若干人的妻子也马上被抓起来遣送出莫斯科了。
在俄罗斯的田地里已经是第二次收割和平时期的庄稼了。除了契卡的院子外，任何地方都已经听不到枪声了（在雅罗斯拉夫尔毙了彼尔胡罗夫，在彼得格勒文涅明大主教。还将不断、不断、不断……）。这时我们的最初的外交人员和记者们正航行在蓝天碧海之间，出国赴任。而工农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却把终生的人质留在自己的怀抱。
执政党的党员们读了六十期报道审判经过的《真理报》（他们都读报）大家都说对，对，对。谁也没有说一个不字。
因此，他们后来在三七年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有什么可以抱怨呢？……难道不是已经奠定了无法无天的一切基础了吗起初是契卡的非司法制裁，革命军事法庭的司法制裁，后来是这些早期的审判和这个年幼的法典？难道一九三七年不也是适宜的吗（适宜于斯大林的目的，也许还适宜于历史的目的）？
克霍连科脱。说出，他们审判的不是过去，而是将来，这是有预见的。
只是挥起第一镰需要费点劲。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日前后，鲍里斯·维克托罗维奇·萨温科夫进入了苏联国境。他当即被逮捕并被解送到卢宾卡。
关于这次归来有过许多猜测。但不久前一个叫阿尔达玛茨基的人（此人显然同克格勒的档案与人物有联系）发表了一篇包含着一些矫揉造作的文学胡诌，但是看来还是接近真实的历史故事。（《涅瓦》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一期）。国家政治保卫局把萨温科夫的一些代理人拉了过去，又哄骗了他的另一些代理人，通过他们甩出了牢靠的钓钩：他们放出风声说，在俄国国内有一个庞大的地下组织正苦于没有适当的领导人！这是最有吸引力的钓饵。何况萨温科夫决不甘心在尼斯”悄悄地结束他的动乱的一生。
全部侦查只是一次讯问全是自愿的供述和对活动的评价。八月二十三日就已经提出了起诉书。（速度之快简直不可思议，但这产生了效果。准是有什么人正确地估计到，如果逼迫萨温科夫做出可怜的假供这只会破坏可信性的印象。）
在用颠倒黑白的术语精心炮制的起诉书里，给萨温科夫加上了无所不包的罪名：“最贫苦农民的彻头彻尾的敌人”；“帮助俄国资产阶级实现帝国主义意图”（意思是赞成继续对德作战）；“与盟军指挥部代表有来往”（当时他担任军事次长的职务！）；“挑拨性地参加士兵委员会”（指的是曾被士兵代表选入委员会）；还有一个叫人笑掉大牙的罪名抱有“对帝制的好感”。但这都是些老名堂。还有一些新花样所有未来的审判不可或缺的罪名：从帝国主义分子手里拿钱；为波兰充当间谍（漏掉了日本！……）；还有想用氰化钾来毒死红军（但是一个红军战士也没有毒死）。
八月二十六日开始了审判。审判长是乌尔里赫（这里我们第一次遇见他），可是既没有公诉人，也没有辩护人。萨温科夫为自己辩护的话很少，辩护几句也是懒洋洋的，对罪证几乎没提出争议。以下的曲调看来非常合用，它正好能打动被告的心弦：我们和你都是俄国人！你和我们在一起这就是我们！你爱俄国，这是无可置疑的，我们尊重你的爱国感情但我们难道不爱吗？难道我们现在不就是俄国的强盛与光荣吗？而你却想反对我们？悔悟吧！……
但是最稀奇的是判决：“适用极刑并不为保护革命秩序的利益所需，同时认为，报复的动机不能指导无产阶级群众的法律意识”决定判处剥夺自由十年以代替枪决。
这是耸人听闻的，这在当时使许多人莫名其妙：软化？蜕化？乌尔里赫甚至在《真理报》上对宽宥萨温科夫的原因作了解释并表示了歉意。是啊，七年来我们的苏维埃政权已经变得多么强大！难道它还怕一个萨温科夫！（而在二十周年的时候它将会变得弱起来，请勿见怪，我们将枪毙几十万人。）
继归国之谜以后，这项非死刑判决又成了第二个谜。（布尔采夫解释，他们欺骗萨温科夫，说在国家政治保卫局里存在着某些准备与社会革命党结盟的反对派组织，他本人将被释放并被吸收参加活动，他部分地是因此上了当，所以走上了和侦查人员勾结的道路。）审判之后，准许萨温科夫……向国外发公开信，包括给布尔采夫，其中要流亡的革命党人相信，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是立足于人民的支持之上的，进行反对它的斗争是不可容许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两个谜却被第三个谜压倒了：萨温科夫在阴郁情绪的支配下从未安装防护物的窗户跳到卢宾卡的内院，而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守护天使们当时没法子截住他，结果一命呜呼。但是，萨温科夫留下了一份为他们开脱责任的凭据，以防万一（免得引起职务上的麻烦），对自杀的原因作了合情合理头头是道的说明信编写得那么可信，那么合乎萨温科夫的气质和笔法，使人们完全相信：除了他本人外谁也不能写出这样的信来，他是在意识到政治破产的情况下自杀的。（见多识广的布尔采夫就这样把发生的一切都归结为萨温科夫的背叛上，就这样无论对信件的真实性，对自杀都没有感到任何可疑。任何的洞察力都是有限度的。）
我们，我们这些傻瓜，卢宾卡晚来的囚犯们，也轻信地学舌说：卢宾卡楼梯并扎上的铁网是从萨温科夫在这里跳楼以后绷上的。我们被这个美丽的传说所征服而忘记了：狱吏们的经验是国际性的！在美国的监狱里本世纪之初就有了铁网苏联的技术怎能落后呢？
在一九三七年，一个过去的契卡人员阿尔图尔·普留贝尔在科雷马垂死的时候向旁边的一个人说，他是把萨温科夫从五层楼窗口扔到卢宾卡院子里的四个人中间的一个！（而这是同阿尔达马茨基现在的叙述不相矛盾的；这个低矮的窗台，几乎像是阳台的门槛，而不是窗子特意选择的房间！只是在阿尔达马茨基的文章里，守护天使们在那里发呆，而依普留贝尔的说法是一齐扑了上去。）
这样，第二个谜仁慈得异乎寻常的判决之谜，就被粗鲁的第三个谜解开了。
这个传闻十分隐约，但我是听到了，而我在一九六七年又把它告诉了M·H·雅库博维奇，他还保留着年轻人的活跃劲头，眼睛闪闪发光地惊叫起来：“我信！正好对上头！我以前却没有相信布留姆金说的话，以为他是吹牛皮。”事情弄清楚了：在20年代末期，布留姆金曾经非常机密地告诉雅库博维奇，所谓萨温科夫的临终遗书，是他布留姆金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使写的。原来，萨温科夫被关着的时候，布留姆金可以经常出入他的监室傍晚给萨温科夫“散散心”（萨温科夫是否感觉到这是死神上门一个善于讨好、态度亲切的死神，你猜不出他将会叫你怎么死法）。布留姆金靠这个办法熟悉了萨温科夫的讲话和思想的风格，掌握了他最后的一些想法。
人们要问，为什么要从窗里扔出去呢？毒死不更简单吗？大概因为遗骸要给什么人看，或者事先考虑过要给什么人看。
这里正好接着把布留姆金的遭遇说完。当他还是一个气焰万丈的契卡人员的时候，曼德尔施塔姆曾以大无畏的精神给过他当头一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