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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连科发牢骚说：“在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的时候”，由于是秘密活动，“证人的陈述……将会很少”。“这就使我的任务变得非常困难……在这个方面某些时候不得不在黑暗中徘徊。”（第二三六页）
使克雷连科的任务发生困难的还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恐怖行为问题，曾于一九一八年在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里讨论过三次并三次遭到了否决。而现在，过了几年后，却需要证明社会革命党人仍在进行恐怖活动。
社会革命党人当时决定：不在布尔什维克对社会党人实行屠杀政策之前下手。在一九二0年说：如果布尔什维克杀害被捉去当人质的社会革命党人，那末党将拿起武器。（而其他的人质即便给打死也罢……）
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要带保留？为什么不绝对放弃？“为什么没有发表绝对否定性的意见？”该党并没有实施任何恐怖行为，这甚至从克雷连科的公诉词中都看得很清楚。但是生拉硬拽地摆出这样一类事实：在一名被告的脑子里曾经有过一个要在人民委员会迁往莫斯科的途中炸毁列车火车头的方案这就等于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犯了恐怖行为罪。执行者伊万诺娃带着一块硝化棉炸药在车站附近守了一夜这就等于图谋颠覆托洛茨基乘坐的列车，也就等于中央委员会犯了恐怖行为罪。或者：中央委员顿斯科伊曾警告卡普兰，如果她向列宁开枪，她将被开除出党。这不够！为什么没有绝对禁止呢？（或者也许会说：为什么不向契卡告发她呢？）卡普兰总归是粘得上去的：她是个社会革命党人。
克雷连科从死公鸡身上拔毛，专为证明社会革命党人没有采取制止他们那些闲得无聊的战斗队员实施个人恐怖行为的措施。（那些战斗队员们也是什么都干的。谢苗诺夫指使谢尔盖耶夫暗杀了沃洛达尔斯基但是该党中央却站在一边没受李连，甚至公开宣布与己无关。可是后来这个谢苗诺夫和他的女友科诺普廖娃带着可疑的诚意向国家政治保卫局、现在又向法庭提供了内容丰富的自愿证词，而这些最可怕的战斗队员在苏维埃法庭上是没人押送的，在休庭时间他们走回家去睡觉。）
关于一个证人，克雷连科是这样解释的：“如果一个人想捏造，他也未必能捏造得这么凑巧，正好说到点子上。”（第二五一页）（很有力！对任何伪证都可以这样说。）或者（关于顿斯科伊）：难道可以“疑心他有过人的洞察力以至能供述出正好是公诉所需要的东西？”关于科诺普廖娃说的正好相反：她的供述确实可信，正是在于她所供述的并非全是公诉所必需的（但是对于判处枪决已经足够了）。“如果我们提出问题，说所有这些全是科诺普廖娃捏造出来的……那本很清楚：捏造归捏造（他明知道呀！），你看她还不是完全凭空捏造嘛！（第二五三页）还有这样的说法：“会不会有这次见面？不排除其可能性。”不排除？那就是有过！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然后是“破坏小组”。关于它议论了很久，可是忽然说：“它因没有活动而被解散了。”那还要喋喋不休说它干什么？有过几起从苏维埃机关中强取钱款的事件（社会革命党人没有活动经费，需要租房子，来往于各城市）。但从前，照所有革命党的说法，这种行动叫做漂亮而高尚的剥夺。而现在，在苏维埃法庭面前却是“抢劫和窝藏”。
在本案的公诉材料中，用法律的昏黄的不眨眼的灯笼，照出了这个高谈阔论、实质上是张惶失措、束手无策甚至无所作为、从未有过像样领导的政党的全部犹豫不决、动摇不定、东拐西弯的历史。于是它的每一个决定或不决定，它的每一次翻滚、冲动或退却现在都变成了，都被认定是它的罪过、罪过、罪过。
一九二一年九月，即审判前十个月，已经蹲在布蒂尔卡监狱中的被捕的中央委员会，给新选出来的中央委员会写信说，它所同意的不是用任何方式去推翻布尔什维克专政，而只是通过团结劳动群众和宣传鼓动工作的方式，（就是说关在监狱里它还是既不同意用恐怖手段，又不同意依靠密谋求得解放！）这也成了他们的头等大罪：好啊，这意思就是你们同意推翻现政权！
但如果终究还是安不上推翻现政权的罪名，安不上搞恐怖行为的罪名，强取钱物的行为几乎也役有，其他的所有问题早已被宽恕，那怎么办呢？我们亲爱的检察长便使出一件珍藏的法宝：“说到底，不检举也是一种犯罪构成，这无例外地对所有的受审人都是适用的，并且应当认为是已经查明了的。”（第三0五页）
社会革命党已经犯了不检举自己罪。这是逃不脱的！这是新法典中法律思想的新发现，这是把感恩的后代一批一批送到西伯利亚去的铺好的道路。
克雷连科干脆满腔愤怒地大骂被告是一批“永久的凶狠敌人”！因此不用审判就清楚该对他们怎么办。
法典还那么新，甚至规定反革命罪的那些主要条文，克雷连科都没有来得及分别记住号数但他是怎样挥舞这些号数的大棒呀！怎样意味深长地加以引用和解释的呀！好像几十年来断头机的刀片一直是按照这些条文的规定起落的。特别新鲜和重要的是，旧的沙皇法典区分方法和手段的规定，在我们这里没有了！它们对定罪和量刑都没有影响！对于我们来说，意图和行为都一样！作出了一个决议为它就可以进行审判。至于“这个决议是否已经付诸实行这没有任何重大意义。”（第一八五页）在被窝里对老婆咬耳朵说最好能推翻苏维埃政权，或者是在选举时进行宣传鼓动，或者扔一颗炸弹都一样！刑罚都一样！！！
胸有成竹的画家只消用炭笔勾画几根粗犷的线条，一幅传神的肖像就突然出现了。从一九二二年的速写稿里，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三七年、四五年、四九年的全景。
这是甚至对欧洲都公开的审判的第一次实验，也是“群众的愤怒”的第一次实验。“群众的愤怒”这一招搞得特别成功。
情况是这样的。两个社会党国际第二和第二半（维也纳联盟）在四年间如果不说是狂喜地，那也是完全平静地观察着布尔什维克如何为了社会主义的光辉在砍死人，烧死人，淹死人，枪毙人，在压制着自己的国家，这一切被理解为伟大的社会实验。但是一九二二年春天莫斯科宣布将四十七名社会革命党人交最高法庭审判欧洲社会党的领导人物感到不安了，感到惊慌了。
一九二二年初在柏林为建立反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召开了三个“国际”（共产国际代表是布哈林、拉杰克）的会议，社会党要求布尔什维克放弃这次审判。世界革命很需要“统一战线”，因而共产国际代表团擅自做了保证：审判将是公开的；各个国际的代表都可以出席，做速记记录；允许被告希望的辩护人出庭；还有越过了法院管辖权的最主要的一条（对于共产党人说来这是屁大的事，但是社会党人也同意了）：在这次审判中将木作出死刑判决。
社会党领导人们高兴了：他们决定亲自去当被告的辩护人。列宁（他正度过着第一次中风前的最后几个星期，但是自己还不知道）在《真理报》上作出了严厉的反应：“我们付出的太多了。”怎么能许诺不会判死刑，准许社会叛徒们进入我们的法院？随后我们又将看到，托洛茨基也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而且布哈林很快也表示了仟悔。德国共产党的《红旗报》评论说，如果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履行承担的义务，那他们就是白痴：问题是“统一战线”在德国垮台了，所以原来的一切诺言都白给了。但是共产党人那时候已经开始明白了自己历史性手法的无限威力。审判日期临近了，五月，《真理报》写道：“我们将准确地履行义务。但是在法庭之外，这些先生们应被置于能保证我国不受这些坏蛋们煽动策略之害的条件中。”五月末，著名社会党人王德威尔德、罗森菲尔德、陶道尔·李卜克内西（被杀害的卡尔的兄弟）就在这样的伴奏声中，出发前往莫斯科了。
从边境车站开始，以及在所有的停车站，社会党人的车厢都遭到愤怒示威的劳动群众的冲击，要求他们交待他们的反革命企图，要王德威尔德交待他为什么要在掠夺性的凡尔赛条约上签字？要不就是砸掉车厢玻璃，扬言还要狠揍他们几巴掌。但最盛大的欢迎还是在莫斯科的温达夫车站：广场上挤满了举着旗帜，带着乐队，唱着歌曲的示威群众。大幅标语牌上写着：“国王大臣王德威尔德先生！您何时受革命法庭审判？”“该隐，该隐”，你兄弟卡尔在哪里？”外国人出站时群众叫喊，吹口哨，学猫叫，恐吓，齐声唱：
来了，来了个王德威尔德，
来了，来了个世界大贱货。
当然欢迎来作客，
朋友们，可惜呀，可惜呀，
不能在这儿吊死他。
（这时出了一件尴尬事：罗森菲尔德在人群中看出了正在高兴地把手指放在嘴里吹口哨的布哈林。）随后的几天，傀儡戏班乘着花花绿绿的彩车在莫斯科沿街表演，普希金铜像旁边的露天舞台上不间断地演出着描写社会革命党人和他们的辩护人背叛行为的话剧。托洛茨基和其他演说家们分头下厂，在煽风点火的演说中要求判社会革命党死刑，然后进行党与非党工人的投票。（那时候就已经知道好多办法了：在大批人失业的情况下把不同意的人开除出厂，取消他的工人供应本这还不说契卡。）投了票。各厂纷纷呈递要求死刑的请愿书，这些请愿书和签名人数占满了各报版面。（的确，不同意的人还是有的不得不抓进去几个。）
六月八日开庭审判。受审的有三十二个人，其中二十二个是从布蒂尔卡押来的，十个表示了悔改的，已经不用押送了，布哈林本人和几个共产国际人员为这几个人作辩护。（布哈林和皮亚塔科夫在同一出法庭喜剧中玩得很开心，没感觉到爱留后手的命运的嘲弄。但是命运也留给了考虑的时间每人还各有十五年的寿命，克雷连科也一样。）皮亚塔科夫态度生硬，不让被告发言。卢那察尔斯基，波克洛夫斯基，克拉拉·蔡特金对起诉表示支持。（克雷连科的妻子也在起诉书上签了名，侦查是她主持的好一个全家协作。）
旁听人数不少一千二百人，但其中只有二十二名被告的二十二位亲属，其余人全是共产党员、改装的契卡人员和经过挑选的听众。被告和辩护人的话常常被听众席上的喊声打断。翻译对辩护人歪曲审判庭上的话，对审判庭歪曲辩护人的话，法庭以讥笑的口吻驳回辩护人的请求，辩护方的证人不许入场，速记记录做得使人认不出自己的发言。
第一次开庭皮亚塔科夫就宣布，法庭审案将不采取什么不偏不倚的态度，决心完全按照有关苏维埃政权利益的考虑办事。
一周后，外国辩护人竟然不知分寸地向法院提意见，说好像违反了柏林协议最后法庭骄傲地回答说，它就是法院，是不能受任何协议约束的。
社会党辩护人彻底泄了气。他们出席这个法庭仅能造成正常诉讼程序的假象，他们放弃辩护，现在只想回欧洲了但是不放他们走。这些显要的客人们只得宣布绝食！只是在这以后才准许他们于六月十九日启程。很可惜，因为他们错过了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场面六月二十日，沃洛达尔斯基遇刺纪念日。
集合了来自各工厂的队伍（有的厂子关上大门，以免工人们事前溜号，有的厂子收走出入证，有的地方白给一顿饭），旗帜和标语牌上写着“处死被告”，军人的队伍那就不用说了。红场上召开群众大会。皮亚塔科夫讲话，保证要加以严惩，克雷连科，加米涅夫，布哈林，拉杰克，共产党演说家的全体精英，都讲了话。然后游行队伍向法院大楼进发，已经回到那儿的皮达可夫命令把被告们带到面对波涛汹涌的群众的大开的窗口前。他们站在那里、辱骂和嘲笑像冰雹一样朝他们袭来，一块“处死社会革命党”的牌子砸在戈茨身上。所有这一切占用了下班后的五个小时，天已经黑下来（莫斯科的半白夜）皮亚塔科夫在大厅里宣布，群众大会代表团要求进来。克雷连科做了解释，说虽然法律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依据苏维埃政权的精神，这完全是可以的。代表团涌进了大厅，在这里发表了两个小时的谩骂式的恐吓言论，要求判死刑，审判员们听着，握手，感谢，保证毫不留情。气氛白热化到这种程度，以至被告和他们的亲属以为当场要实施私刑了。（戈茨，同情革命的富有的茶商的孙子，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