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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党中央决议之后，一向只有唯命是从能力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也不敢拖延，旋即于一九三0年二月一日以立法形式把党的意志变作法律了。它们授权州和区的执委会可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展开反对富农的斗争，直至采取（也只能如此）完全没收富农财产并将他们从个别区和边区迁出的办法。”
说到最后一句话，屠夫才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只说了从哪里迁出，但没说迁到哪里。傻头傻脑的人可能理解为——迁到三十俄里以外，挨边的什么地方……
另外，“先进理论”似乎并没有提到“富农的应声虫”（“二富农”）这个词。但是，根据对刈机的工作面的宽度来看，不把二富农挂带进去是不行的。关于“二富农”这个词的意义和代价我们已经分析过了。既然已经宣布“要征集包装材料”，少先队员们正在挨户收集农民的麻袋，交给极端贫穷的国家，而你却不愿意交出来，心痛自己那一点点好东西，（这在商店里买不到呀！）那么，你不就是二富农吗？！那就该流放你！
于是，“二富农”这个头衔就在整个苏维埃俄国，在尚未从内战的流血激荡中冷静下来的苏维埃俄国到处流行起来！那个人只说了几个字，未加任何解释，但其含义似乎已经非常清楚。于是，一切都简单化了，丝毫也不必多加思索。于是，内战时期的一条野蛮法律又恢复了，那就是：让他们十个人给我们一个人偿命！让他们一百个人给我们一个人偿命！（据我所知，这并不是俄罗斯人的法律；俄国历史上难道有过这种事吗？）只要有一个积极分子（多半是个二流子，碎嘴子；所有的人都马上能回忆起来，带头没收富农财产的是些小偷和酒鬼）在农民进行防卫时被打死，就要消灭几百个最勤劳，最会过日子，最灵巧的庄稼人，即那些曾维持着俄罗斯民族的稳定性的人们。
“你在说什么？没有的话！”我听到有人对我们这样喊叫。“那些剥皮鬼呢？那些欺压乡亲们的家伙呢？他们干的是：我借给你钱，你扒下你的皮来还我！难道他们不是这么干的吗？”
对。是这样。被消灭的人里面确实有一小部分是剥皮鬼（全是吗？）。这里，我们也要问一下：剥皮鬼是有血缘遗传性的吗？这是他们那唯利是图的本性造成的，还是一切财富（以及一切权力！）所具有的对人的腐蚀性所造成的？啊！假如真能够这么简单地就能使人类“净化”，或者使阶级“净化”的话，那该有多好！可是，既然你们已经用密齿的铁篦子从农民阶级中把那些没有心肝的“剥皮鬼”都净化出去了，甚至为此不惜使一千五百万人丧生，那么，请问，今天的农村已经集体农庄化了，可那些凶恶的、吃得满面红光、肥头大肚、管理着农村（还有区委）的横行霸道的人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这些无情地欺压孤独老人和所有弱小者的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你们在“剥夺富农”的时候怎么忘记了把这些人的贪婪根子也拔掉呢？再想想看吧，这些人难道不都是从那时的积极分子中爬上来的吗？……
那个靠抢劫银行长大的人既不可能把农民看成兄弟，也不可能把他们看成主人。他只会发出一声强盗的呼啸。而随着这呼啸的号令，几百万勤劳的人便会被强行拉进原始森林和冻土地带，可他们都是满手老茧的庄稼人呀，正是他们为了取得土地才帮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他们是在取U土地之后才在自己的土地上迅速富裕起来的（“耕者有其田”嘛！）。
既然你们把库班地区的哥萨克村镇（例如乌鲁平镇）整镇整镇地“横扫”掉，把男女老幼一概赶走（迁来了一些复员士兵），你们怎么还能腆着腮帮谈论什么剥皮鬼呢？由此可见你们的所谓“阶级原则”是什么货色了。对不对？（这里还要顺便说一句，在内战年代正是库班人几乎没有给予白军任何支持；是他们首先摧毁了邓尼金的后方，主动设法同红军达成协议的。可是，怎么突然间就发生了“库班的怠工”呢？）古拉格群岛中有名的繁荣的农业中心地——道林卡村是怎么产生的？那里原来的居民（日耳曼人）全部在一九二九年被当作“富农队没收财产后赶走了。那个村里到底是谁剥削了谁？
“剥夺富农”的原则是什么，调查一下孩子们的遭遇就更清楚了。以麻司列诺村的舒尔卡·德米特里耶夫为例吧（沃尔霍夫附近的谢里申移民营）。一九二五年他父亲费多尔死时他才十三岁，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其他都是女孩。父亲死后谁来“当家”呢？他这个唯一的男孩担起了这个责任，女孩们和妈妈都服从他。从此他就作为一个有家业的男子汉在外面和其他成年人打交道。他维持着父亲的家业，干得很好，到一九二九年时他家的粮仓都是满满的了。看，他也就成了富农！全家都得赶走！……
阿达莫娃一斯利奥兹贝格遇到过一个小姑娘，叫莫佳。据她讲，这个莫佳的经历也是十分动人的。莫佳是一九三六年被关进监狱的，罪状是“擅自逃跑”，因为她从乌拉尔地区的流放地私自逃回了位于塔鲁萨附近的故乡斯维特洛维多沃村。她步行了两千公里！为此应该授予体育奖章才对！莫佳是一九0九年在小学念书时同父母一起被流放的，从那以后她永远地失去了学习的机会。流放前在学校时，老师曾亲切地把莫佳叫做“小爱迪生”，因为这个女孩不仅各门功课全优，而且很有些发明头脑，她在小河上为学校安装了一台小发电机，还有一些别的发明。在流放地度过七年之后，她很想回到那可望而不可即的母校，哪怕只看上一眼也好。于是她步行逃回家乡。为此，“小爱迪生”被抓进监狱，又送进劳改营。
十九世纪有过这类遭遇的孩子吗？请读者举出哪怕一个例子来！
农村中任何一个开磨坊的人都没有逃脱被“剥夺”的命运。可是，开磨坊和铁匠炉的人难道不是俄罗斯农村中最好的技术人员吗？就以梁赞州奔科夫地方的普罗科普·伊万诺维奇·拉克秋金为例吧。他刚刚被“剥夺”不久，本村人就因为过度地使用磨盘而引起火灾，把整个磨坊烧掉了。拉克秋金战后受到赦免，回到故乡。他看到村里直到这时还没有一座磨坊，感到十分难过。他请求政府批准后，自己铸造了磨盘，又在原地（一定得在原地！）盖起了一座磨坊。他根本不是为了自己谋利，而是为了集体农庄，更确切地说，是为了充实和点缀他的故乡。
再举一个农村铁匠的例子，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富农吧。我们甚至可以像干部科的人们那样从他父亲开始说起。他父亲戈尔杰伊·瓦西里耶维奇在世时一直在华沙要塞服兵役供二十五年。“可是，结果只极了少得可怜的一点钱。这个服役二十五年的老兵在家乡没有分到土地。他服役期间娶了个士兵的女儿，退役之后便到妻子的老家克拉斯年斯克县的巴尔苏卡村去落了户。农村的人把他准得迷迷糊糊。他便把自己的钱拿出一半来管全村人还清了拖欠的税款，用另一半租了地主的一间磨坊干起来。很快他就把剩下的钱全部赔进去了。后来他常年给人家放牛或当更夫度日。他有六个女儿，全嫁给了贫农，唯一的儿子叫特里丰（他们姓特瓦尔多夫斯基）。他把儿子送到一个小杂货店去学徒，可是特里丰从那里逃跑了，跑回巴尔苏卡村，到莫尔察诺夫开的铁匠坊里去学打铁，”言明条件是：头一年干活不挣工钱，然后再当四年学徒工。满徒出师之后，特里丰在和戈里耶村盖了间小房，成了家。他们生了七个孩子（其中亚历山大后来成了诗人）。靠打铁当然发不了财。他的大儿子康斯坦丁帮助父亲干活，他们起早贪黑地冶炼锻打，每天可打出五把出色的夹钢斧。可是罗斯拉弗尔那些拥有锻压机和雇工的铁匠压低了斧子的价钱。他们直到一九二九年还只是一间乡村打铁坑，有一匹马，有时有一头奶牛和一个小牛犊，有时就把奶牛和牛犊都卖掉了。房前种着八棵苹果树。他也就这样成了“剥皮鬼”。农民土地银行开始按分期付款的办法出卖抵押的地产了，这时特里丰·特瓦尔多夫斯基就买下了十一俄亩满是野草和灌木丛的荒地。他自己辛辛苦苦开垦宜；直到发生农瘟那一年才开出五俄亩，其余的一直还荒废着。剥夺富农时，特里丰也上了名单。（全村规定要划十五户富农，总得凑够这个数呀！）夸大了他的铁匠坊收入，要他交一大笔税。他未能按时交出，于是：收拾东西走人吧，你这个可恶的富农！
是的，在满街的木头房子中间如果你家的房是砖房，或者在一排平房中间你家是两层楼，你当然就是富农。你这个坏蛋，赶紧收拾东西，六十分钟以内滚蛋2俄国农村里不应该有砖房！不应该有两层楼房！应该回到洞穴里去！做饭生火不应该有烟囱！这就是我们的伟大改造宏图，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但是，主要秘密并不在这里。有的人生活得比这还好，但由于及时加入了集体农庄。也仍！日留在自己家里，没有被流放。而那些硬是不写加入集体农庄申请书的贫农倒是被流放了。
很重要，一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要剥夺什么富农，而是要把农民强行赶进集体农庄。除非把农民吓得要死，就不可能把革命给予农民的土地再收回来，不可能再把这些人作为农奴束缚在这块土地上。
农村的粮食已经被搜光过好多次，凶恶的武装积极分子们这时又来了。在院子里用刺刀扎地面，在屋子里用榔头敲墙。有时候拆开墙——里面有麦子流出来。他们用刀切开枕头；这更多是为了吓唬人。房主的小丫头在就要被人抢走的口袋上扎个洞，让它漏出一点小麦，——“贼丫头！”——女积极分子朝她喊，用皮靴把她踢开，把女孩衣襟里的麦子洒掉。也不许她一粒一粒地拣起来。
这是第二次国内战争，是一次针对农民的战争。这确实是“伟大的转折”，但却没有说清是转折了什么？是转折了俄罗斯的脊椎骨！
不，我们这样对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是不够公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们确实描写过剥夺富农的行动。只不过把它描写得十分平稳顺利，而且对它寄予莫大的同情和好感，似乎那是在围猎一群吃人的豺狼。“不过，有些情景是没有描写的，比如，长长的农村街道，路旁的门窗全都打死了，你从街上走过去，便可以看见：母亲把婴儿放在腿上，母子双双死在门前台阶上；或者在板墙根下蹲着一个老头，伸着手向你讨一块面包，你走过去了。而当你返回来的时候，他却已经倒毙在那里了。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里也看不到这样的情景：村苏维埃主席带着一个女教员（作为搜查见证人）走进一家农舍，农舍里的板床上躺着一对老夫妇。（这个老头儿原先开茶馆，那还用说，不是恶霸是什么？谁会走在半路上想喝热茶！）村苏维埃主席举着那干式手枪叫喊：“快给我下来！你这只唐波夫狼！”老太婆吓得哭起来，主席为了增加点恐怖气氛，朝天棚放了一枪（那响声在农家小屋里听起来是震耳欲聋的）。两个老人被赶走，全死在路上了。
当然更看不到他们描写下面这种剥夺富农的手段了：在顿河的哥萨克村里，忽然命令所有的男人都去“开会”，会场早已用机关枪包围起来了。把“开会”的人全部抓起来，强制押到别处去！押走男人后再迁移那些妇女就一点也不费事了。
描写给我们看的，甚至拍成电影给我们看的，是剥皮鬼们隐藏起来的整围整仓的粮食。可是我们却看不到人们是怎样强迫哭合着的妇女丢下了她辛苦积攒下的一点点东西，她的命根子——家畜、房子和锅碗瓢勺。（如果你家里有人能“保存住自己”，而且他有神通的话，后来他就能够争取到莫斯科替自己家“恢复”中农成份。可是，当他再回到农村时，却已无法找到他那“中农”的家当了：早已被那些积极分子和他们的老婆们抄光了。）
也不让我们看到人们随身带的那些小小的包袱。要知道，被赶走的人们上路时，是每家只许带一个很小的包袱乘坐公家的马车的。特瓦尔多夫斯基一家大难临头的那天，他家里既没有油，也没有烤好的面包，还是邻居送来一些路上吃的东西救了他们，可这个邻居库兹玛有很多孩子，也不富裕呀！——这一切都不会让我们知道的。
来得及逃跑的人，便跑到城市去躲避这场瘟疫，有人还骑走一匹马。但是，那年月把马卖给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