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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放地人数较多的是格鲁吉亚的社会民主党人和亚美尼亚的达施纳克党人，那是共产党夺取了他们的共和国以后被大批流放到远地的。人们回忆说，属于社会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及其生气蓬勃的青少年组织“加舍梅尔”和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人农业公社的合法组织“盖哈鲁茨”是二十年代的一个活跃的、有战斗力的党派。一九二六年他们的中央全体被捕，一九二七年把还不到十五六岁的男孩和女孩们从克里米亚抓去流放。他们被送到图尔特库里及其它管理严格的地方。这才真正是一个党——团结，顽强，深信自己的正义。但是他们争取实现的不是共同的目标，而是他们单独的目标：要作为一个民族生活，要在自己的巴勒斯坦生活。自愿放弃了祖国的共产党对别人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声
在各个流放地，社会党员们仍在寻找自己人，他们的各种派别在形成并且积极地活动，建立着互助基金会（但有严格的派别界限——自己人只帮助自己人）。从容易找工作的地方，例如奇姆肯特，给“北方的”没有工作的同党以及蹲隔离所的人寄来救济金。为获得“政治犯地位”而斗争的思想表现得十分活跃。（社会党人在整个苏维埃时期都未能懂得，不捍卫全体囚犯的权利，而只捍卫自己的和自己人的权利——这是多么丢脸。）在某些地方他们还实行过合伙做饭，看孩子，因此自然会有一些集会，互相家访之类的活动。他们在流放地共同庆祝“五一”（示威性地不纪念十一月七号）。
在苏维埃年代形成的各党派之间的不友好的关系大大地削弱了流放者的力量，自二十年代中期起，流放地出现了大批托洛茨基分子，他们除了自己之外，不承认任何人是政治犯，党派间的关系变得特别尖锐了。
在流放地“政治犯”｛rJ仍有机会放弃原来的观点并通过这条路子得到释放，但是在各个派别的眼睛底下，这类事情在这里毕竟很少见。不过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还是被解除了流放（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名字被遗忘了）——这样一来，行动科的鹰眼对留下的人盯得更凶狠了。一九三七年就把他们全部关进了监狱。
二十和三十年代生活在流放地的，并不单是社会党人，——而且社会党人完全不占主要地位（一年比一年明显）。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的有妨碍确立新制度的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有国内战争中没消灭干净的旧人员。甚至还有“因为跳狐步舞”而被抓的男孩子。有行招魂术者。有搞通灵术者。有神职人员——他们最初还有权在流放地做弥撒。还有普通的信徒，普通的基督徒“（好几百年前俄罗斯人曾把这个词稍加改变，用以称呼农人）。以及普通的农民。
所有这些人仍在那个行动科的监视下，全部分化瓦解了，麻木不仁了。他们彼此一年比一年更疏远，免得内务委员部怀疑他们有“组织”，以成立新“组织”为理由抓人。（等待他们许多人的正是这个命运。）这样一来，在国家流放的大圈子里，他们又陷进了自愿流放（即孤独状态）的小圈子（斯大林要的就是这个）。
当地居民对流放者的疏远也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当地人对流放者有任何亲近的表示，都会招致迫害，犯禁的人要被流放到其它地方，年轻的要被开除出共青团。
由于全国的冷漠态度而灰心失望的苏联流放者甚至丧失了逃跑的意志。对沙俄时代的流放者来说，逃亡像是一种有趣的体育锻炼：斯大林五次逃亡，诺金六次逃亡。那时他们即使被捉住，也不会为此吃子弹，不会去服苦役，而只不过是在一次有趣的旅行之后重新被送回原流放地。可是，到了二十年代中期，僵硬而庞大的格别乌却对流放者实行了党派内部连坐制度：一个人逃跑，与他同党派的所有人都要负责！由于空气稀薄得喘不过气，压迫太难忍受，致使那些不久前还是骄傲而威武不屈的社会主义者竟也不得不接受这连坐制度！现在他们自己，以自己的党的决议的方式，禁止自已逃跑！
其实，逃又逃到哪里去？到谁那里去？……
老于世故的、善于寻找理论根据的机灵人很快就想出了一种理论：现在不是逃跑的时候．应该等待。而且，总的来说，现在也不是进行斗争的时候，也应该等待。尼·亚·曼德尔施塔姆就曾证实，三十年代初期流放到切尔登地区的社会党人完全放弃了任何抵抗，甚至感到灭亡不可避免。他们唯一较现实的希望是：加判新刑期时最好不要重新逮捕，最好就让他们在当地签字．济样总还可以把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一点点家当保留下来。他们在道德方面给自己提出的唯一任务是：在死亡之前保持人的尊严。
在苦役营中我们由被压碎的个体突然开始联合成为一个整体，在这以后，回想以前那个分崩离析的过程，觉得很悲哀。但是我们这几十年，社会生活是朝着扩大和充实（吸气）的方向走的，而那个时代它正走向压迫和紧缩（呼气）。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是不该责备那个时代的。
另外，流放也分成各种等级，这更使流放者离心离德，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当局规定了不同的更换身份证的期限（有些人要每月更换一次，而且手续非常繁杂）。每个人都怕落到更坏的一级去，因而尽量奉公守法。
直到三十年代初期还保留着一种最宽大的惩罚方式：不是判处流放到某地，而是判“减号”（“排除”），即不限定受惩罚者必须到某地去居住，而是“减去”，即排除若干城市，除这几个城市之外他可以任意选择居住地。一旦选定之后，他同样必须在这个自选的地方住满三年期限。受到这种惩处的人无须到格别乌机关去登记，但也无权离开该地区。在那失业的年代职业介绍所不给受“减号”惩处的人介绍工作。如果他自己竟然没法找到了工作，也会对该单位施加压力，迫使解雇他！
“减号”判决好比大头针；用它暂时把害虫钉在那里，它就会老老实实地在那里等待。直至轮到他正式被捕为止。
当时人们还信任这个先进的制度，认为这个制度不会实行流放，而且也不需要实行流放！还相信会有大赦，特别指望在光辉的十月革命节十周年前夕有大赦！……
大赦终于盼来了。大赦却像是当头一棒。对流刑犯（而且不是所有的人）只减免四分之一刑期（即三年刑期只减免九个月）。但是，因为整个大牌阵早已布置好了——三年流放之后紧接着要蹲三年政治隔离所，然后又是三年流放——所以，这九个月的减免丝毫没有使生活变得美好些。
何况这期间还可能重新审判、重新判刑。无政府主义者德米特里·维涅季克托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去三年，而在快满刑的时候（一九三七年）他又被捕了，“确凿无误”的罪状是：他“散布了有关公债的谣言”（关于公债可能有什么语言呢？反正每年五月，就像花一定会开一样，必定会发行新公债。）和“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是啊，被流放的人应该感恩戴德、庆幸自己的遭遇才对：）既然他犯下了这么卑鄙的罪行，还能怎么办？！判处枪决，七十二小时内执行，不准上诉！（关于他身后留下的一个女儿加丽娜，我们在本书前面已经提到过。）
我国人民争得了自由，而自由初期的流放就是这个样子。完全摆脱流放的道路就是这样的。
流放，它实际上是一个羊圈，暂时关在这里的羊都是预定要宰杀的。在苏维埃政权最初一些年代被流放的人并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一般居民，而是等待着被召到那个世界去的人。（“历史反革命”或普通农民当中有一些聪明人早在二十年代就看清了将来的事。因此这些人在服满第一次三年流放期后仍！日谨慎地留在原地了，例如，留在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并不到别处去。这样做的人中间有些人避免了再次被捕入狱。）
请看，“从舒申斯克村的和平流放，从有可可粉的图鲁汉斯克的和平流放生活，发展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流放变成了什么样子！
奥维德的悲伤在我们国内就是由这些东西加以补充的。
北极星书库（ebook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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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农瘟
这一章里谈一件小事。讲讲一千五百万农奴，谈谈一千五百万人的生命。
当然，这是些没学问的人。不会拉提琴。不知道谁是梅耶霍德或者研究原子物理是多么有趣。
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死亡和失踪人数不到两百万。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个数字为两千万（这是赫鲁晓夫的说法，照斯大林的说法仅仅是七百万。约瑟夫是不是没有好好照管自己的资本？）。可写了多少颂歌啊！树了多少方尖碑，为哀悼牺牲者鸣了多少枪啊！多少部长篇小说和长诗啊！——四分之一世纪内浸透了苏联文学的不全是这一潭鲜血吗。
但是却没有一本书写那场不声不响的、翻脸不认人的瘟疫，它啃掉了我国一千五百万庄稼汉，——这还是往最少里说，而且只算到一九三二年一！——不是挨着个儿啃。而是专挑最好的，专挑俄国人民的脊梁骨。还有在随之而来的人为的布尔什维克大饥荒中饿死的六百万人呢，关于他们，我们的祖国以及和我们接壤的欧洲也一声没吭。在丰饶的波尔塔瓦平原，村里，路上，庄稼地里，到处躺着没人收的尸体。车站旁边的小树林根本迈不进脚——腐烂的尸体臭气熏天，其中也有婴儿。那些爬到了医院门口死的，死因全写为“蛋白缺乏性浮肿”。库班的情形恐怕更要吓人。在白俄罗斯，许多地方收尸要靠外来的小队，本地已经没有能干这个的人了。
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晓，事后又削刮得十分干净，把任何一个低声耳语都压制下去了。所以，今天尽管还有许多人主动向我讲述劳改营的情况，而我不得不拒绝他们，“弟兄们，我不需要啦。这类素材我已经有、一大堆了，书里放不下了！”可是，关于流放农民的情况却没有人送什么材料来。我真希望谁能在什么地方对我们讲讲这些事！
是的，我确信，描写这个题材所需要的不只是本书的一章，也不只是个别作家的一本书。可是，我却连写一章的材料也搜集不起来。
尽管如此，我还是下决心写这一章。我把这一章当作一个记号，一个标志，看作最初几块小石头，让它暂且标志出这个地方。我期望着将来总会有一天在这里重建起救世主耶稣的新殿堂。
这一切都是从什么引起的呢？是从农民是小资产阶级这一教条引起的吗？（可是，按他们那些人的说法，谁又不是“小资产阶级”呢？根据他们那精确得出奇的公式来看，除了工业工人—一这里还不能包括熟练工人——和管理企业的要人们之外，其余一切人，实际上是全体老百姓，不论农民、职员、演员、飞行员，还是教授、大学生、医生，统统都可以说是“小资产阶级”。）或者是由于最上层的强盗式的如意算盘（抢劫一些人，吓住另一些人）所引起的呢？
我们从柯罗连科一九二一年（柯罗连科临死之前，高尔基还没有移居国外的时候）写给高尔基的最后几封信中可以看到：对农民的这种强盗般的突然袭击在当时就已经开始了，其进行方式同一九三O年的方式几乎完全一样。（现在公之于众的这方面的材料，一年比一年多。）
无奈他们当时勇气有余，力不从心，这才不得不住手。他们是暂时后退了。
但是，他们并未放弃这个念头。整个二十年代他们一直在使用这张王牌，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污辱和谴责：“富农！富农！富农！”这样，就在城市居民的思想意识中牢固地灌输进了一种信念：同“富农”是不共戴天的：
据我们判断，这场灭绝性的农民瘟疫开始准备的时间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当时联共（布）中央根据北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安德烈耶夫的报告决定禁止富裕农民（“富农”）加入集体农庄——这样就把他们划分出来，准备消灭了。这项决定于一九二九年七月被正式批准——这时杀人名单已经编好，没收和强制迁出已经动手。一九三0年伊始，在联共惊）中央一月五日关于加速实现集体化的决议中对已在进行的（已经排练完毕、安排停当的）事情做了公开宣布（党有“充分根据能够在实际工作中从限制富农剥削倾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这一阶级的政策”）。
继党中央决议之后，一向只有唯命是从能力的中央执行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