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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的和旁边人的手铐摘下来藏在衣襟下面。“我们的手铐刚才已经被那位看守摘去了！”看守们根本没想到要在囚犯去劳动之前先数一数手铐。囚犯进入劳动场地时是从来不搜身的。
这样，第一天出工我们就从一百二十五副手铐中拿走了二十三副！进入劳动场地后，人们用石头或锤子把它砸碎。但是很快就想出了更好的办法：把手铐用防水油纸包起来，埋到当天正在修建的房屋墙壁或地基里（当天修的是肯吉尔文化宫对面的第二十住宅段），而且油纸包里还加上一张并不含蓄的附言：“子孙后代们！这些房子是由苏联奴隶们建造的！他们戴的就是这种手铐！”
看守们气急败坏，不住地咒骂“匪徒”，往回走的时候只好找一些生了锈的旧手铐来给人们戴上。但是，不管他们怎样小心，进生活区之前又被偷去了六副。第二天和第三天又接连丢失几副。据说每副手铐的价格是九十三卢布。
结果，肯吉尔营的主人不再让囚犯戴着手铐去工地了。
你只有斗争才能争取到自己的权利！
五月间，开始把埃克巴斯图兹营来的人逐渐由监狱分到普通管区去。
现在该使肯吉尔的囚犯们开开窍了。开始，一只是向他们作了一个小小的表演；从前杂役们到小铺子里买东西向来是合法地不排队的，这次人们却把一个没有排队的家伙差一点掐死。这就足以传遍全营区了：要发生新鲜事了！有戏看了！这批新人可不像我们K也不能说在此之前杰兹卡兹甘劳改营的囚犯完全没有触动眼线。不过，那还是个别现象，没有形成潮流。一九五一年，卢德尼克监狱就曾有人抢了看守的钥匙，打开早已看准的那间牢房，杀死了眼线科兹乌斯卡斯。）
如今肯吉尔营里也建立起两个秘密“中心”，乌克兰人的和“全俄”的。为进行“屠宰”准备了一些刀子和面具。于是，故事又从头开始了。
眼线沃伊尼洛维奇在牢房窗户的铁栅栏上“上吊”了。又有两个人——一个叫别洛科佩特的班长和一个在国内战争时期当过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与杜托夫的军队对峙过的、思想正统的眼线利夫希茨——被杀死了。（利夫希茨在卢德尼克劳改营分部的文教科平平安安地当了好久图书管理员，但是他的坏名声传出来了。所以他到达肯吉尔的第一天便被杀死了。）还有一个匈牙利人警备队长在浴室附近被人用斧头砍死了。这时，曾经当过苏维埃爱沙尼亚共和国部长的萨乌埃尔第一个开辟了通向“储藏室”的道路——他逃进了监狱。
不过，劳改营主人也已经知道该怎么办。在这里、四个劳改营分部之间的界墙早已修好，如今他们想把每个工棚都用墙隔起来，八干名囚犯在业余时间又开始砌墙了。又把每个工棚都隔成了四个互不相通的单元，每个小区，每个单元都分别锁门。按他们的理想来说，把整个世界分割成个体才好呢！
看守长，肯吉尔监狱的头子，是个职业拳击家。他拿囚犯当靶子进行拳击练习。他在监狱里还发明了一种方法：垫着胶合板用锤子打人，这样可以不留伤痕。（在内务部作实际工作的人都懂得；不殴打，不打死几个，是不可能改造人的；而且任何一个讲求实际的检察官大概也都会同意这种看法。但是，说不定会遇到一位理论家呀！为了防备万一会有理论家出来，所以才垫上胶合板以免留下伤痕。）有一个西部乌克兰人由于受刑不过而又不想出卖朋友，就上用自杀了。其他的人表现得不如他。这样，两个中心就都被破坏了。
而且在“战斗员”中间也出现一些贪得无厌的坏蛋，他们木是想着使整个运动取得成功，而是总想自己从中捞一把。他们要求人们从伙房里给他们多拿些东西来，要求人们把收到的邮包分给他们。这些情况都给这里的运动带来了损害，给运动抹了黑。
对于选择了暴力道路的人来说，这种情况恐怕是不可避免的。我想，当年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卡莫手下的强盗们把抢来的款项交给党组织财务处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口袋大概未必全是空的。也很难相信领导这伙人的柯巴（斯大林——译者注）会不给自己留下一点喝酒钱。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整个苏维埃俄国都禁止饮酒，但那时他在克里姆林宫里不是毫不客气地一直保存着那个酒窖吗？！
运动似乎是被制止了。但是眼线们经过这第一次演习也老实多了。肯吉尔营的整个气氛变得清净多了。
种子已种下。但是它不会立即生长起来，而且也不会长成完全相同的样子。
对我们宣讲的是：个人不能创造历史，而在个人逆历史进步潮流而动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但是，实际上不正是那么一个人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把我们像绵羊一样任意摆布，而我们却连咩地叫一声都不敢吗？！如今人们对我们说：当时谁都什么也不了解——处于队尾的人们不了解，先锋也不了解，只有老一辈的老干部们了解，可他们却宁可选择在角落里服毒、在家里开枪自杀或者领取养老金安静地苟活下去的道路，而不肯从讲台上向我们大声说出实话。
这样，求得解放的使命就落到我们这些娃娃们身上了。这样，在埃克巴斯图兹，我们五千人便把自己的肩膀放到这沉重的拱顶下面，拼命往上一顶，总算给它造成了一条小小的裂缝。尽管裂缝很小，从远处还看不见，尽管我们自己为此受的内伤很重，但毕竟出现了裂缝，而裂缝是会扩大为缺口的。
当然，除了我们，除了特种劳改营之外，也发生过骚乱，但是那些血腥的往事已经完全被冲淡、粉饰、洗刷掉了，以至于现在想举出劳改营骚乱的大致次数都不可能。我只是偶然地得知：一九五一年库页岛上的瓦赫卢舍沃劳改营当局曾把三名被抓获的逃跑者放在岗楼前面活活地用刺刀乱刀刺死，因此引起五百名囚犯进行五昼夜绝食，造成很大骚乱，逮捕了许多人。还听说一九五二年九月八日在奥泽尔拉格的岗楼前面朝囚犯队伍开枪造成死亡之后也发生过一场大骚乱。
显然，斯大林的劳改营体制到了五十年代初期已经面临危机，尤其是特种劳改营。甚至那位“全能的人”在世的时候劳改营的居民们就已经开始扯断自己的锁链了。
很难设想，假如他健在的话，这一切将会怎样发展下去。但是，突然，（不是按照经济规律，也不是按照社会规律）那个矮小的麻脸的个人的血管中慢慢流动着的衰老而肮脏的血液停止流动了。
根据“先进理论”的说法，这事其实是不应该引起任何变化的。而那些戴蓝滚边帽的人三月五日那天尽管躲在岗楼里痛哭流涕，但也并没有害怕这件事。至于穿黑棉袄的人们（那一天没有放他们到营区外面去劳动），虽然在得知广播哀乐并已挂出黑边旗后把三弦琴弹得叮咚响，却也没有敢抱多大幻想。尽管如此，好象地底下还是有某种神秘的东西开始震荡、开始移动了。
不错，一九五三年三月底实行的大赦（劳改营的人把它称为“伏罗希洛夫大赦”）的基本精神仍然是完全忠于死者的思想的，即：爱护盗贼，扼杀政治犯。这个大赦追求的是刑事罪犯的支持，它把盗贼像老鼠一样撒向全国，让和平居民去受害，宁肯让自由的和平居民在自家窗户上安上铁栅栏，宁肯让警察去把从前捕过的人再重新逮捕。但对于犯第五十八条的人，则严格地按照过去的比例释放；肯吉尔第二劳改分点三千名政治犯中仅仅释放了……三名！
这样的大赦只能使苦役犯们确信：斯大林之死并未改变任何东西；对政治犯过去没有宽恕过，今后也不会宽恕；如果政治犯们想在地球上活下去，必须自己斗争！
因此，一九五三年很多劳改营都发生过骚乱。乱子闹得小一点的如卡尔拉格的第十二劳改点。大一些的如戈尔拉格的起义（诺里尔斯克）。如果多少有些材料，关于诺里尔斯克的起义完全可以单独写一章，可惜我一点材料也没有。
．但是，暴君的死亡也并非毫无益处。不知道为什么，一直隐藏在某个地方的某种东西动起来了，动起来了。忽然，仿佛有一阵空洋铁桶翻滚似的铁皮的咚咚声，于是又一个个人头朝下倒栽下来了，而且是从阶梯的最上层一直滚进了大粪坑。
现在所有的人，不管是先锋还是队尾，甚至群岛上的我们这些绝望的居民也都明白了：一个新时期开始了。
贝利亚的倒毙在群岛上特别震撼人心：他是古拉格群岛的最高保护人和总督啊！内务部的军官感到迷惑不解、窘困难堪、手足无措。在电台已经广播，无法把这恐怖消息塞回播音器里的时候＿在不得不从斯捷苦劳改营管理局的墙上摘掉那个“和蔼可亲的”保护人的像片时，斯捷普拉格的首长切切夫上校颤抖着嘴唇说：“全完啦！”（但是，他错了。他还以为第二天他们都要受审判呢。）军官和看守们失去了信心，甚至不知所措，这一点囚犯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肯吉尔营第三劳改点的头头从来没有给囚犯看见过笑脸，现在忽然来到惩戒队的劳动工地上坐下来，请囚犯们吸烟了。（他需要观察、了解一下：这个混浊的人群中有没有什么火花在闪烁？他们可能造成什么危险？）一喂，怎么搞的？你们总局的第一把手原来是个人民敌人？！”囚犯们以嘲笑的口吻问他。“是啊，可不是嘛！”这位惩戒营的军官伤心地回答。“可他是斯大林的左右手啊！这么说，连斯大林也没看出来？”正在受惩戒的囚犯咧着嘴笑。“可不是嘛……”军官也和和气气地回答。“怎么样，小伙子们，也许快要释放你们了。等等看吧……”
贝利亚不仅自己完蛋了，他还给自己的忠诚的机关留下了一个“贝利亚分子”的恶名。从前，任何犯人，任何自由人都不敢对内务部任何军官的纯洁性表示哪怕一丝一毫的怀疑，否则就有生命危险。而现在，只要给其中的某个坏蛋扣上一顶“贝利亚分子”的帽子，此人就不能再受到什么保护了！一九五三年六月，在列奇劳改营（沃尔库塔）有两件事情巧合了：正在群众由于贝利亚的倒台而情绪激昂的时候，从卡拉干达和泰谢特押来几批骚乱分子（大部分是西部乌克兰人）。在此之前沃尔库塔的囚犯们还是奴隶般驯顺的，所以当他们看到新来的犯人个个是那么不肯妥协和敢于斗争，心里感到惊奇。
就这样，我们曾经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才走过来的道路在沃尔库塔只一个月就走过了。七月二十二日，水泥厂、二号热电站建设工地、第七号矿井、第二十九号矿井、第六号矿井全部罢工了。这些单位彼此遥遥相望，工作停止。煤矿的卷扬机的大轮子停止转动的情况互相能够看见。他们没有重犯埃克巴斯图兹营的错误：没有宣布绝食。看守人员立即全部逃出了营区，但是，“首长，还得给饭吃呀”l当局不得不每天把粮食运到囚犯的生活区，从大门里塞进去。（我想，这些家伙是由于贝利亚完蛋才变得这么好说话的，否则早就采取“断绝粮草”的战术了。）罢工的营区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建立了“革命秩序”。伙房的炊事员立即停止偷窃，因而在口粮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伙食明显地改善了。第七号矿井挂出一面红旗，第二十九号矿井朝着附近的铁路方向挂出了……政治局委员们的大照片。是啊，他们有什么别的可挂呢？……要求什么呢？……要求拿掉身上的号码，取消窗上的铁栅栏和门上的锁（可是他们并没有自己撕下号码，没有自己拆掉栅栏）。他们还要求允许通信，会见亲友，重新审查案件。
一只是第一天有人对罢工者进行过劝说。然后，整整一星期谁也没有来。但是，了望塔上架起了机枪，各罢工营区都被警卫部队团团围住。可以想象得到，这些日子必定有不少官员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来回奔走：在新情况下怎样作才正确？这可不容易判断。一星期以后，马斯连尼科夫将军、列奇特种劳改营长官杰列维扬科将军、总检察长鲁坚科等带着大批随从（近四十人）来巡视各个营区了。这群显赫人物把囚犯全部召集到劳改营操场上开会。囚犯席地而坐，将军们站着讲话，责备囚犯们不该怠工，“不象话！”同时也立即说明囚犯的“某些要求是有道理的。”（“身上的号码可以摘掉！”窗上的铁栅栏？——“已经下令拆除！”了。）但是，应该立即复工：“国家需要煤！”这时，第七号矿井的囚犯队伍里不知是谁从后面喊了一声：“可我们需要自由！滚你的……！”只见囚犯们从地上站起来，纷纷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