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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慢慢地流逝。这是一个迟钝而令人疲惫的年头，是我在埃克巴斯图兹营的最后一年，也是“群岛”上斯大林时代的最后一年。关进监狱的人中间只有少数几个被放回来了，因为实在找不到他们的任何罪状。大多数人，我多年来真正了解而热爱的许多人。被押送走了：有的送去重新判刑；有的在档案上添上一个永远抹不掉的记号送进了隔离所（尽管本人早已成为可爱的天使）；有的送去杰兹卡兹甘矿山劳动；甚至还押走一批所谓“心理不健全的”人，包括爱诙谐的基什金，医生们把沃洛佳·格尔舒尼也塞进了这一批。
押走那些人之后，躲在“储藏室”的眼线们又一个个爬出来了。起初他们还胆怯，还瞻前顾后，但不久就放肆起来。瓦洛吉卡·波诺马廖夫这个叛徒也回到工棚来了，他本是一个普通车工，现在竟当了负责收发囚犯邮包的杂役，也就是说，不幸的犯人家属千辛万苦收集到并且寄来的一点点十分宝贵的东西，现在竟被老契卡人员马克西缅科少校交给这个惯偷去负责分发了。
现在，行动人员又可以随便把什么人叫到自己办公室去问话了。这是一个十分沉闷的春天。那些头角比较突出的人如今都急忙弯下腰去，隐藏起来。我没有再担任班长职务（这时要当班长的人又多起来了），而是在铸造车间当一个帮工。这一年的劳动很累，这也是有原因的：劳改营管理局在摧垮我们的一切希望和请求之后，作为唯一的让步，决定允许我们实行经济核算制，即我们的劳动成果不再由古拉格群岛这个永远填不满的血盆大口完全吞噬掉，而且开始计价，其中百分之四十五算作我们的劳动所得（其余的上缴国家）。这个劳动所得的百分之七中由劳改营收缴作为劳改营维持资，用来养活警卫和军犬，维修铁丝网和强管棚，供养行动特派员、监狱看管人员、书信检查人员、教育人员——总之，那些没有他们我们就无法活下去的所有人员。尽管如此，剩下来的百分之十一三个总还是能够记到囚犯个人名下的。每到月底，虽然不能把这些钱全部换成劳改营的内部流通券，但其中一部分（如果你在此期间没有犯任何错误、没有迟到和恶劣表现，没有惹长官生气的话）是可以换成内部流通券使用的。规定的制度是。你流的血汗越多，你的所得就越接近百分之三十。而如果没有干到足够的数量，那么你的劳动成果就会全归劳改营所有，自己分文也拿不到。
面大多数人（噢，这是我们历史上的大多数，而用剥夺的办法制造出来的大多数尤其如此！）却贪婪地、满心欢喜地接受了主人的这一“让步”，于是便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放到劳动上去，只想挣到一点钱可以到小卖部去买点炼乳、人造黄油、劣等糖果，或者到“营业食堂”去再买一份晚餐吃。因为完成的劳动定额是按作业班计算的，所以连那些不愿为了一块人造黄油而牺牲自己健康的人也不得不为了集体而劳动。
给营区送影片来的次数也比以前多了。这里也像所有集中营、农村和偏僻山村的情况一样，根本不把观众放在眼里，从来不事先宣布影片名称。本来嘛，喂猪的人就从来不事先通知猪往槽子里倒什么饲料。反正这些囚犯总会在拉上窗帘之前一小时就争先恐后地挤到食堂去抢占座位的，根本不考虑放映的影片值不值得这样。（可是，这些人不就是冬季那么英勇地经受过绝食斗争考验的同一些因犯吗！？）
“面包和马戏！”“……这是一种多么古老的办法啊！我们甚至不好意思再来重复对它的评论了……、经过多年饥饿的人希望饱餐一顿，这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当我们在这里饱餐的时候，我们的同伴们，那些发起斗争的，那些在一月斗争的日子里曾在工棚中高喊“绝不投降！”的人，甚至一些与任何事都毫无关系的人，如今却在某地受到审判，有些人被枪毙，有些人加判刑期后押到完全与世隔绝的隔离区去了。有些人正受到无休止的折磨，关进墙上划满十字的死囚牢去“受启发”；而某个毒蛇少校会走进死回牢笑眯眯地对你说：“噢，你是帕宁！我记得你，记得你。我们就是审理你这个案件的！嗯！我们会替你办手续的！”
办手续！这个字眼可真不坏。可以办把你送往阴曹地府的手续，也可以办关禁闭一天的手续，连发给你一条旧裤子也得办手续。到底他们打算管你办什么手续？但是。牢门又呼地一声关上，那条毒蛇莫名其妙地微笑着走开了，留下你去胡思乱想吧，你为此可以整整一个月睡不着觉，好像用自己的脑袋去撞石墙，弄不明白……
这一切只是说起来很简单。
忽然，埃克巴斯图兹营又编组了一个二十来人的解送队。这个解进队有点奇怪：召集这些人去的时候并不像往常那样匆匆忙忙，没有采取进一步的严厉措施，没有隔离，很象是叫去释放他们的，可他们中间谁也没有满刑。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受过虐待的，’没有一个蹲过禁闭或惩戒班；他们都是些模范囚犯，是当局满意的人，其中包括：大胆而狡猾的汽车修理班班长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格涅拉洛夫，平常总像是大大咧咧的机床工、作业班长别洛乌素夫，工艺工程师古利佳耶夫，道貌岸然、活像一位国务活动家的莫斯科设计师赖科夫，和蔼可亲的“自己人”、生就一张油光光的大饼脸的钳工叶尼卡·米留科夫，还有一名钳工格鲁吉亚人科基·科切拉瓦，他是一个很喜欢讲道理的人，尤其善于在群众面前维护真理。
把他们押到哪儿去呢？从这些成员来看，不像是押去惩戒营。囚犯们都对这批人说：“一定是把你们送到好地方去！以后你们就不受看管了户可是这批人中却谁也没有露出笑容。他们只是无精打采地摇摇头，继续整理自己的东西，像是连自己的东西也想扔下不带似的。全都是一副懊恼而沮丧的样子。难道他们舍不得离开这个骚乱不安的埃克巴斯图兹？他们甚至在告别的时候也语无伦次，神情极不自然。
这批人被押走了。
并不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忘掉他们。但是，三个星期之后，有人传说；那批人又被押回来了！押回来？是的。全押回来了？是的。不过他们现在住在营部工棚里，都不愿意回到自己原来的工棚。
难道这些叛徒也要罢工？！埃克巴斯图兹营的三千人罢工事件还真缺少这么一个细节呢！噢，怪不得他们当初那么不愿意走！当他们在侦查人员办公室出卖我们的朋友并且像叛徒犹大一样签署供词时，他们原指望这一切都会永远是人不知鬼不晓的。本来嘛，我们国家几十年来一直是这样的：政治告密馆被认为是不容置辩的文件，而告密人的名字则是永远不会暴露的。但是，在我们这次罢工中却出现了某种必要的因素，迫使劳改营主人不得不在卡拉干达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正式审讯。（是不是必须在他们的上司面前为自己开脱？）因此，便在同一天把这些家伙带去作证了。这些人聚到一起各自心怀鬼胎，交换了一下眼光，便互相认出来了，而且终于明白了：他们都是被带去在法庭上作证的。其实，到法院去对他们来说也是无所谓的，他们并不在乎。但是，他们了解古拉格群岛战后时期的一条规定：由于临时需要而被提审的犯人，事后必须被送回原劳改营。他们怕的是这一手。不错，当局曾经答应作为例外把他们留在卡拉干达监狱！甚至还发出了一纸命令。但是，不行，这不合手续，卡拉干达监狱拒绝收留。
这样，他们辗转旅行了三个星期，从“泽克车厢”被赶进递解站，又从递解站赶上“泽克车厢”……押解兵对他们喊叫：“坐下！”搜他们，拿走他们的东西，把他们赶进浴室。给咸鱼干吃而不给水喝……总之，也像折磨那些不讨主人喜欢的普通犯人一样折磨他们。然后。把他们押上法庭。在法庭上他们又一次看到被他们出卖的人们，他们便把这些人的棺材上的钉子进一步牢牢钉死，给他们的死囚车又加上几把锁，使他们漫长的刑期再回到原来的起点，从头开始……完成这一切之后，又把他们经过各递解站被送了回来，并且作为已经暴露的叛徒被抛历了原来的劳改营。
他们已经没有用处。告密者也像渡船工一样，过河以后就不需要了……
表面看来，劳改营不是已经被压服了吗？不是押走了上千人吗？难道还会有人妨碍眼线们到主人办公室去汇报吗？……可是，他们却不愿意离开营部，不愿回到原来的工棚！他们“罢工”了！只有科切拉瓦一个人壮着胆子继续装出从前那副“主持正义者”的样子回到了原来的工棚，并对大家说；
“谁知道为什么把我们押走！押着我们转了好几个地方，结果又押回来了……”
但是，他的胆量只支持了一夜。第二天就跑回营部找自己人去了。
啊？那就是说，过去的一切并没有白白过去！我们的同志们并没有白白倒下或被关进监狱。劳改营里的空气已经不能再恢复到原先那种令人窒息的状态了。虽然卑鄙的勾当又有所抬头，但它的基础很不稳固。人们现在公开地在工棚里谈论政治。没有一个派工员或班长再敢踢囚犯或者向他抢拳头了。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做把刀子是很容易的，把刀子插入肋下也很容易。
我们这个小岛开始震荡了，它游离了“群岛”……
不过，这只是在埃克巴斯图兹有所感受，在卡拉干达就未必能感觉到了。而在莫斯科则几乎肯定是感觉不到的。特种劳改营体制在一处、两处、接着又在第三处开始崩溃了，但是慈父和导师对此却一无所知。‘当然，人们也不会向他报告这些（何况他自己向来不善于放弃任何东西。所以，只要他座下的椅子不着起火来，他就绝不会放弃苦役营）。相反地，他还计划在一九五三年进行一次大逮捕呢。（不知是否为了准备新战争？）为此，他在一九五二年扩大了特种劳改营体制。例如，埃克巴斯图兹营原来是斯捷普劳改营的分部，后来又划归彼斯强劳改营，而在一九五二年却升格为一个新成立的额尔齐斯河畔大型特种劳改营（暂称为达里拉格）的总分部了。因此，除了原有的大量奴隶主之外，又有一大批寄生虫——劳改营管理处的成员——被派到埃克巴斯图兹来，我们必须用自己的劳动也来养活这批人。
据说，不久就会押来大批新犯人干活了。
可是，“自由”这个传染病此时却也不胜前走。在这“群岛”上还能把它藏到哪里去呢？就像当初从杜波夫卡押来的囚犯把它带给我们一样；如今我们这里的人又把它带往别处。那一年春天哈萨克斯坦所有递解站的厕所墙上都出现了用指甲划出或用小刀刻出的口号。“向埃克巴斯图兹的战士们致敬！”
第一批解走的约四十名“骚乱骨干分子”和二月那一大批人中间有二百五十名“最凶恶”的人被送到肯吉尔（杰兹卡兹甘车站，肯吉尔村，斯捷普特种劳改营的第三分部，也是斯捷普劳改营管理局所在地。大肚子上校切切夫就在这里）。其余的埃克巴斯图兹的惩戒犯被分别送进斯捷普营的第一分部和第二分部（矿山）。
为了恐吓肯吉尔营的八千名囚犯，当局向他们宣布：新来的这批人都是匪徒。从车站押往肯吉尔监狱的路上是戴着手铐的。我们掀起的运动就是这样作为一个被锁住的神话来到了当时还处于劳动气氛中的肯吉尔，来把它唤醒。这里此时也像一年前的埃克巴斯图兹一样，仍旧是由告密和拳头统治着的。
我们这二百五十人在监狱里一直被关到四月。这时，肯吉尔营的首长费多托夫中校认为我们已经被吓住，决定把我们带去劳动。这个营里总共有统一供应的共产党最新型号的镀镍手铐一百二十五副，两个人戴一副恰好够用（肯吉尔营之所以接受二百五十人，可能就是由手铐的数目决定的）。
囚犯们的一只手同另一个人的手一起铐住了，还有一只手可以活动。也就是说，还能活下去！这支队伍里不少人在劳改营监狱里呆过，很有经验，也有些久经考验的逃跑者（腾诺也分在这一批里），他们都十分了解手铐的特点。于是他们便向同行列的人说明：只要有一只手能够活动，用一根针，甚至连针都不用，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手铐摘掉。
队伍来到劳动地点后，看守们为了不耽搁劳动时间，便同时在队伍的各个地方开始给囚犯摘手铐。这时那些巧手们便把自己的和旁边人的手铐摘下来藏在衣襟下面。“我们的手铐刚才已经被那位看守摘去了！”看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