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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人真正把带号码看作是这里的花样翻新中的最毒辣的一手呢？那是某些教派的虔诚的女信徒们。例如，卡梅施特种劳改营在苏斯洛沃车站附近设有一个女劳改营分部，那里的女囚犯就是这样。该营的女犯中由于信教被判刑的约占三分之一。而《圣经》《新约》的《启示录》上早有明明白白的预言：
第13章，第16节里写着：“……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
所以，这些妇女们坚决拒绝佩带号码，因为它是魔鬼的印记！她们去领公家发的制服时也不同意签字。（这是“向魔鬼签字！”）劳改营行政当局（营管理处主任格里戈里耶夫将军和独立劳改点的长宫博古什少校）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足够的坚定性：他们命令扒掉这些女人的衣服．只剩一件衬衣，再脱掉她们的鞋（那些女共青团员看守们自然都照办了）。行政当局想；让冬天迫使这些没有理性的宗教狂们接受公家的制服并缝上号码吧！但是，妇女们竟宁肯在严寒中穿着衬衣光着脚走，也不同意把灵魂交给魔鬼！
于是，在这种精神（当然是反动精神喽！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我们不会那样去反对带号码！）面前，劳改营当局终于屈服了：把信徒们的衣服还给了她们。她们穿上了不带号码的衣服！（叶莲娜·伊万诺夫娜·乌素娃就是穿着自己的衣服在劳改营度过了整整十年，她的内外衣全穿烂了，勉强挂在肩上，遮住身体，但是劳改营的总务处却无法发给她公家的衣服，因为她不在领物单上签字！）
号码还有另一个使我们伤脑筋的地方：号码写得很大，卫兵从老远就能看清。卫兵们总是在一定的、能够拉开冲锋枪射击的距离看着我们，他们当然不知道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的姓名；所以如果没有号码，他们就分不清穿着同样衣服的囚犯。有了号码，他们就能从远处看到几号在队伍里说话，几号排队没排好，或者没有把手背在后面，或者从地上捡起过什么东西。只要他们回去向警卫队长一报告，那个人就得蹲禁闭。
警卫队也是扼杀我们微弱生命的一支力量。这些“戴红肩章的人”，正规军的士兵们，这些手持冲锋枪的孩子们，是一支不会分辨是非、不了解我们、而且不接受任何解释的愚昧力量。不可能有任何东西从我们这里传给他们，而从他们那里传过来的只有喊叫声、军犬的狂吠、拉冲锋枪抢闩的响声和飞来的子弹。而且永远是他们有理，我们无理。
有一次，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的囚犯们在修筑铁路路基。那里不是隔离区，没有界限，四周只有卫兵押着。有一个囚犯在被允许的圈子内离开大家几步，想去拿自己扔在地上的上衣，取出包在里面的一块面包。不料一个卫兵举枪就把他打死了。当然，卫兵有理。他只会受到表扬，而且，当然，他直到今天也不会后悔的。囚犯们谁也没有以任何形式表示不满。更没有向任何地方写什么申诉。（即使写了，我们的申诉也出不了劳改营。）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我们五百人到一个汽车修配厂附近去劳动。工地的一边是营区，所以这边没有卫兵警戒。眼看我们就要进入工地的大门了。这时一个叫马洛伊（这个姓有“小个子”的意思，其实地是个彪形大汉）的人忽然不知为什么离开了队伍，若有所思地朝着警卫队长的方向走去了。给人的印象是：他精神恍惚，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么。他没有举手，没底作出任何一点威胁性的动作，只是沉思着向前走去。这却把那个警卫队长，一个爱打扮的有点流气的军官，吓坏了。只见他转身就跑，一边尖声喊叫着，可怎么也掏不出腰里的手枪来。这时，一个拿冲锋枪的中上迅速跑到马洛伊前面。在相隔几步的地方向他的胸部和腹部打了一梭子弹，边打边慢慢向后退。马洛伊倒下之前还慢慢地继续向前走了两步。他的棉袄的后背上露出了被那看不见的子弹打出的棉花。虽然马洛伊倒下了，可是我们，整个队伍，谁都没动一动。警卫队长惊魂未定，接着就向卫兵们喊了一声，发出了命令。于是，自动步枪便从四面八万响了起来，子弹擦头飞过；事先就在四周摆好的机枪也响了，同时有许多声音，一声比一声更疯狂地向我们叫喊：“趴下！趴下！趴下！！”子弹越飞越低，有的打在障碍地带的铁丝网上。我们五百人并没有朝射手们冲过去，没有去制服他们，而是全都伏在地上，把脸埋在雪里了。就这样，在那个耶稣受洗节的严寒的早晨，我们在这种耻辱的、任人宰割的状态下，绵羊似地在雪里趴了一刻多钟。他们一高兴就可以把我们全都枪杀掉，而且不必负任何责任：可以说是企图暴动嘛！
在特种劳改营的第一年和第二年，我们就是这样一些完全被压垮了的可怜的奴隶！关于这个时期，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里已经讲得不少了。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呢？为什么几千人会这样？这些牲口都是犯第五十八条的呀，也就是说，他们还叫做“政治犯”呢！真见鬼！你们现在不是跟其他普通刑事犯分开了吗？不是集合到一起了吗？你们现在该搞政治了！为什么那么一钱不值，那么驯顺呢？
其实，这些特种劳改营里的生活本来就不可能以另外的方式开始。这里的被压迫者和压迫者都是从普通劳改营来的，他们身上都各自带着十年以上受别人压迫的、或者压迫别人的传统。原先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随着活人一起转到这里来了，它们温暖并支持着每个人，因为这些人都是几百人几百人地从同一个劳改营分部转来的。他们到新地方来时普遍地怀着一种坚定的信念：认为在劳改营这个世界中，人对人来说只能是老鼠、是吃人的生番，而不会是别的。他们带到这里来的只是对自己个人命运的关。心和对共同命运的完全漠然的态度。他们都准备在这里进行无情的斗争以夺取个作业班长的位子，或者能在伙房、面包房、保管室、会计室或文化教育处找到个辅助人员的优厚位子。
但是，单个囚犯到新地方来的时候，如果他想在这里安身立命，那就只有靠他的运气和厚颜无耻。而那些老有经验的辅助人员（帮手）们由于长期在同一个囚犯队里互相磕头碰脑，所以对于作业班长的拳头，对于谁个善于给长官溜须拍马、背地里咬人一口，谁善于搞些“小动作”、逃避劳动等等，都已经彼此有所了解了。在长途押解的路上他们几个星期挤在一个车厢里，在同一些递解站里一起洗澡，他们已经互相领教过了，自然不再抱有过多的自由幻想，只想和和气气地把奴隶的接力棒传过去。因此，他们会互相商量好：到了新劳改营之后怎样攫取关键岗位，怎样把其他劳改营来的帮手们排挤掉。至于那些已经完全屈服于厄运的。只知道劳动的愚昧无知的人，他们则是商量好到了新地方能组成一个好劳力班子，只盼着能遇上一位让人过得去的作业班长就行了。
所有这些人，不仅彻底忘却了他们每个都是人，每个人身上都有上帝赋予的灵性和良知，都还有可能争取到极好的境遇，甚至忘却了自己的脊梁骨是可以直起来的，人有权利得到通常的自由，就像谁都有极呼吸空气一样。他们也忘记了，现在他们所有的人，所谓政治犯，已经和自己人在一起了。
不错，他们中间还混有少数刑事犯。
当局对于制止他们的宠儿们的不断逃跑丧失信心了，决定对他们的逃跑适用第五十八条第十四分条，即按照“经济怠工”论处。（因为《刑法典》第八十二条规定，对逃跑者只能加判两年以下的徒刑，可是这些刑事犯们的刑期早已一再加码，有的已经达到几十、几百年了，他们为什么不跑呢？）
总而言之，被送到特种劳改营来的这类刑事犯为数极少，每批犯人中间只有几个人。但是，凭他们那套作风，只有几个人也就足够了，他们就能够在政治犯中间趾高气扬，横行霸道，带着棍子同管理员走在一起（就像在斯帕斯克营里后来被砍死的两个阿塞拜疆人一样），并且帮助看守辅助人员们在“群岛”新开辟的岛屿上确立地位，树起那面卑鄙、肮脏的劳动消灭营的黑旗。
埃克巴斯图兹特种劳改营是在我们到来的前一年，一九四九年建立的。这里一切都是按照囚犯和首长们在原先的地方形成的思想和习惯安排起来的。设有管理员、助理管理员和工棚棚长，他们有的用拳头，有的用小汇报折磨手下的囚犯们。看守的帮手们另住一间工棚，他们可以在那里坐在床上，品着好茶，不慌不忙地决定某些人和某些班的命运。另外，每一个大工棚里（仿效芬兰人工棚的结构）还分出一些小房间来，有些小房间是按照身份让那些受优待的囚犯一人单位或两人合住的．派工员用拳头打，作业班长打嘴巴，看守用鞭子抽。炊事员都是些蛮不讲理的摩尔达维亚人。各营的保管室都被那些“不拘小节”的高加索人掌握了。所有工地上的职务都被一群自封的工程师骗子们抢去了。坐探们按照规矩，肆无忌惮地把小汇报送到行动处去。一年前建立这个营时只有一些帐篷，现在已经有了石砌的监狱。不过这监狱还没有完全盖好，所以住得非常拥挤，以致被宣布要受禁闭处分的人往往要排队等待一两个月，禁闭室才能空出来！（违章行为太多！）新鲜吧？蹲禁闭也要排队！（我也被宣布要关禁闭，但我终于没有等到！）
的确，这一年刑事犯们（说得确切些是所谓“母狗”们，因为他们是甘心担任那些“合法”工作的）已经不那么嚣张了。可以感觉到他们有些施展不开了：这里没有年轻的刑事犯，没有他们的补充人员，没有人前前后后围着他们转。他们好像也互相配合得不好。在劳改营首长把管理员马格兰介绍给列队欢迎的全营人员时，马格兰还曾勉强装出一副神气样子，可是已经感到信心不足，很快他就不再走运了。
对我们这一批人，也和对其他各批囚犯一样，在接收的当天，从进洗澡房起，就给了个下马威。那天，澡堂的服务员、理发员和派工员都如临大敌。他们联合起来注意看每个对于衣服太破烂、洗澡水太凉、消毒时过分拥挤等等稍稍表示不满的人。他们就是等待着这种不满的表现，好借机大施其淫威呢！因此，一旦有所发现，便几个人一起像群野狗似的故意尖声高叫：“这里可不是古比雪夫递解站！”说着就抡起那养肥了的拳头，没鼻子没脸地打过来。（这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也是正确的。赤身裸体的人似乎远远不如穿着衣服的人有自卫能力。如果能在第一次洗澡时就把这批新犯人制服，那他们以后在营里也就老实了。）
曾经幻想到新劳改营后好好辨别一下，再决定“跟着谁走”的那个中学生沃洛佳·格尔舒尼，到营的第一天就被派去加固隔离区：派他去挖一个坑，要立一根柱子安装照明电灯。他体力不佳，没有完成劳动定额、因此，狗腿子，生活动理员巴图林（他已经比以前泄气多了，但还没有完全老实）骂了格尔舒尼一声海贼并朝他脸上打了一拳。格尔舒尼便扔下镐头走开不挖了。他跑到管理员那里，对他说：“把我关起来吧，只要你们的海贼们打人，我就不再干活儿！”（他还不习惯。只被人骂了声“海贼”就受不了啦。）管理员并没有拒绝把他关起来。他接连蹲了两期禁闭，十八天。（他们是这么干的：先按规矩罚你五天或十天禁闭，但是，到期却不放你、等着你表示抗议或开始骂街，这时他们就“合法地”再罚你第二次禁闭。）蹲过禁闭之后，格尔舒尼还“不老实”，又罚他调了两个月的加强管制工棚，也就是说，还是蹲在那个监狱里，不过现在不像在禁闭室了，可以吃到热饭，而且可以按照完成的劳动量领取口粮；他每天必须到石灰厂去干活。格尔舒尼感到自己越陷越深，就想通过卫生所找条出路，因为他还不了解卫生所所长杜宾斯卡娅的脾气。他以为只要给卫生所看一看自己的平足，医生就会不让他跑老远的路去石灰厂劳动了。但是，根本没批准他去卫生所，埃克巴斯图兹营的加强管制工棚也根本不需要什么医疗措施。格尔舒尼想：无论如何也得去卫生所。他从前听说过一些表示抗议的办法，于是他就决定派工时不出来站队，只穿一条裤杈躺在铺上。可是，一个外号叫“闪开”的看守（是个疯疯癫癫的人，从前当过水手）和另一个看守科年佐夫却把只穿着一条裤权杈的格尔舒尼从床上拖下来，一直拖到派工地点。看守们拖他，他两手抱住门旁边一块砌墙用的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