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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特种劳改营的主人们在翻新管理制度花样的同时，并未忘记普通劳改营的好经验。奥泽尔拉格特种营的米申大尉只是L个劳改点的头头，他就曾把不服从派工命令的囚犯绑在雪橇上拖到工地去。
总的来说，建立起的管理制度是令人满意的，所以可以让原来的苦役犯在特种劳改营里和大家享受同样待遇，只是号码布上的字母还有所不同而已。（不过，有时也让他们住在草棚和马厩里，那仅仅是由于工棚不够用，例如，在斯帕斯克营。）
就这样，特种劳改营虽然不正式称为苦役营，但它继承了苦役营的一切，成了它的合法继承者，同它溶合在一起了。
为了使囚犯们很好地掌握已经建立的制度，还必须用正确的劳动组织和正确的伙食安排来巩固它。
为特种劳改营选定的劳动是这一带最艰苦的劳动。契诃夫说得对：”社会上，特别是在文学作品里，已经形成一种成见：好像只有在采矿场才有最艰苦、最耻辱难堪的真正苦役。如果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俄罗斯妇女》中主人公是……去替监狱捕鱼或者会代木材的话，许多读者是不会感到满意的。”（不过，安东·巴甫洛维奇，您为什么这么瞧不起伐木劳动呢？伐木这个活儿不错，也是合适的。）斯捷普拉格刚刚建立时，最初几个分部的囚犯都是开采铜矿的（它的第一分部设在鲁德尼克，第三分部设在肯吉尔，第四分部在杰兹卡兹甘）。干式采掘，矿石粉末飞扬，人们很快就染上硅肺和肺结核病。得病的犯人便被送到卡拉干达附近的著名的斯帕斯克劳改营分部去——那是属于特种劳改营的“全苏残废人的收容所”。
斯帕斯克是值得特别提几句的。
送到斯帕斯克来的都是其他劳改营拒绝继续使用的完全残废了的犯人。可是，说来奇怪，这些残废只要一踏上斯帕斯克劳改营那起死回生的土地，就一下子都变成真正的干活能手了。对于整个斯捷普拉格劳改营的长官切切夫上校来说，斯帕斯克劳改营分部要算是他最喜欢的一处了。这个身材粗壮而远非善良的家伙，有时从卡拉干达乘飞机来到这里，在值班室擦擦皮鞋，稍事休息之后就去营区视察，并留心还有谁不在替他干活。他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在我这整个斯帕斯克劳改营里只有一个残废，他的两条腿都没有了。可是，就连他也在于轻活儿，他在当通信员！”一条腿的人全坐着劳动：他们把大石块砸成碎石子，有的就分选碎木块。架着双拐也好，缺一只胳膊也好，这些在斯帕斯克都不能成为劳动的障碍。让四名一只胳膊的人（两个有左胳膊和两个有右胳膊的）编成一个小组抬担架，这是切切夫想出来的主意。在没有电的时候让人们用手转动机械加工厂的机器，这也是切切夫手下的人想出来的。切切夫还喜欢营里有“自己的教授”，因此他便批准了生物物理学家奇热夫斯基在斯帕斯克劳改营里搞一个实验室（只有几张空桌子）。但是，一旦奇热夫斯基利用最劣质的材料替杰兹卡兹甘的劳动者们试制成了简单的预防硅肺的面具，切切夫却不许他投入生产：不戴面具也照样干活嘛，何必多此一举！再说，人员也得不断更新嘛！
一九四八年底斯帕斯克劳改营分部总共关押男女囚犯一万五千人。营区很大，铁丝网的柱子在山腰和峡谷间起伏绵延，伸向远方，四角的监视塔互不相望。后来慢慢地修建起内部隔离工程：囚犯们自己在营区内筑起围墙，把妇女区、工人区、完全残废区互相隔开了（这样可以使囚犯之间的联系更加困难，对劳改营主人更加方便）。六千人每天步行到十二公平外去修建水坝。因为他们毕竟是残废，所以往返都要两个多小时，还要加上十一小时的劳动（在这种条件下很少有人能支持两个月）。另一项艰苦的劳动是采石子。采石场就在隔离区之内（古拉格的岛上还有矿藏呢！），男女营区内都有。男区的采石场在山上，打炮眼，用炸药把岩石炸开。白天，残废的囚犯们用小锤子把炸下的石块敲成碎石子。女营区不用炸药，女犯得用十字铜刨开土层，露出岩石后，用大锤把石头打碎。当然，她们的锤把常常会震断（新锤把也会折断）。要换新锤把，就得到另一隔离区去。而且，妇女们有工作定额，每人每天必须采石0．9立方米。因为完不成定额，她们在很长时间里只能领到惩罚口粮——每天四百克粮食。后来男囚犯教给她们一个办法——验收之前偷偷从旧石堆上扒一些石子到新堆上来——这才不受“惩罚”了。还要提醒读者，所有这些劳动不仅是残废人在没有任何器械的条件下干的，而且是在草原地带的严寒中干的（零下三十一三十五度，还刮风），人们身上穿的是单衣，因为按规定，不劳动的人们（即残废的囚犯们）冬天不发给棉衣。一位化名波…尔的妇女曾向我回忆过她在严寒中，身上几乎没穿什么衣服，用大锤敲打石头的情况。她说：“至于这种劳动对祖国的好处，只要讲一件事就很清楚了：后来发现女区采石场采下的石头不知为什么不适于建筑用，于是，某一天，某个首长就下了一道命令，叫妇女们把一年中采的石子‘全部扔回矿坑去，用土盖上！这里要开辟成一片林园！’当然，林园并没有修成。”男区采的石块好一些。那些石块是这样运往建筑工地协。每天点名之后把全部（到这一天还活着的）囚犯（总共约有八千八）统统赶上山去，回来时都要背着石子。休息日残废囚犯们也要这样“散步”两次：早上和傍晚。
后来的劳动便是在隔离区内修建界墙，替劳改营的工作人员和警戒部队盖房（盖住宅、俱乐部、澡堂、学校），在农田和菜地里干活。
所种的菜全都拿给自由居民吃，囚犯们只能得到一些菜茎菜叶之类。这些茎叶大堆大难地用汽车运来，扔在厨房旁边，任其沤湿腐烂。做饭时伙夫们就用叉子从堆里直接叉到锅里（有点像煮家畜饲料吗？……），用这些茎叶煮出来的是真正的烂菜汤。每天只往这种烂菜场里加一勺稀饭，如此而已。请看看发生在斯帕斯克菜地上的这样一个场面吧：一天，大约一百五十名囚犯商量好了，一下子都扑到一块菜地里去，进去后立即趴在地上咬食地里长着的蔬菜。卫兵们跑来了，用棒子打他们，可是他们只管趴在地上继续啃食生菜！
不参加劳动的残废人每天发给面包五百五十克，劳动的发六百五十克。
斯帕斯克营的人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药（这么多人，到哪里去弄药？何况他们反正要死掉嘛！），也不知道什么叫铺盖。在某些工棚里是把床并在一起的，两张床并起来就不只是睡两个人，而是让四个人挤在一起睡。
对，另外还有一项工作！每天要派一百一十到一百二十人去挖坟坑。每天派两辆美国造的“史蒂倍克”牌卡车专拉尸体。尸体是装在木格箱子里运走的，死人的手脚从宽大的格子缝里伸出来。在一九四九年夏天比较顺利的几个月里，每天要死六十到七十人，到了冬天每天死亡上百人（一个在停尸房干活儿的爱沙尼亚人查过人数）。
（其他地方的特种劳改营里的死亡率没有这么高，吃的也稍好些。当然，劳动也重些，因为不是残废嘛！这一点，读者自己会了解的。）
这一切都发生在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也就是说，这是十月革命胜利三十二年之后的事，是纽伦堡国际法庭审判结束之后三年的事。经过纽伦堡法庭审判之后，为法西斯集中营的野蛮残酷暴行所震惊的全人类刚刚松了一口气，还满以为：“这一切都不会重演了！”呢。
有了这些制度还嫌不够。自从转到特种劳改营之后，我们同外界和家庭的联系几乎完全断绝了，对于等待着你和你的来信的妻儿老小来说，你就变成了神话中的人物。（每年只许写两封信。可是，就连你倾注了几个月来的全部心声和最主要、最美好的感情写出的这两封信也未必发出去。谁敢去向检查信件的国家安全部的人员查问？他们是常常自动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的：把一部分信件放进炉子，就不必花时间检查了。至于说收信人没收到你的信，那你就去责怪邮局吧。在斯帕斯克营，有一次命令几个囚犯去修理信件检查科的炉子。囚犯们在炉膛里发现了几百封信件：是检查人员扔进去之后忘记点火了。特种劳改营的情况就是这样——去修炉子的人还不敢声张此事！否则安全人员会立即收拾他们……难道这些为了自己安逸而烧掉囚犯心声的国家安全部的信件检查员们，他们比收集被害者的头发和人皮的希特勒党卫军分子更人道一些吗？）至于同亲属们会面，这在特种劳改营里连提都不必提，因为特种劳改营的地址是使用密码代号的，任何人都不能到这里来。
还得补充一点：在特种劳改营里几乎不存在海明威所说的“有的和没有的”这个问题这里从建立那天起就按照“没有的”的原则解决了一切问题。不许囚犯有钱，也不发给工资。（普通劳改营的囚犯还可以挣到少得可怜的几个工资，这里是分文不给。）不许有换穿的鞋或换洗的衣服，凡是可以穿在里面取取暖或者防潮的衣物都不许有。营里发的衬衣（那算什么衬衣呀！恐怕海明威小说里的穷人都不会穿它）是每月换两次，外衣和鞋是一年换两次。这是十足的阿拉克车耶夫式的严明。特种营建立的初期还没有保管室，后来便建立了永久性保管室，即一直保管到“释放”那一天。建立保管室以后，如果自己再有什么衣物不交去，就是一个严重错误了：这是准备逃跑！（关禁闭室！审讯！）床头小柜里不许有任何食物。（早晨要在食物保管处前排队把它交上去，晚上再排队领回来。这样还可以成功地把你早晚剩余的一点点思考时间占去。）不许拥有任何写字用的东西，不许有墨水和彩色铅笔和变色铅笔，不许有超过一本小学生练习本的白纸。最后，不许有任何书。（在斯帕斯克营，接收犯人时便没收他的全部书籍。我们这里最初允许有一两本书。但是，有一天突然下了一道英明的命令：把个人的书全拿到文化教育科去登记。在那里往书的扉页上盖一个“斯捷普拉格。第XX劳改点”的图章。此后，凡是没有盖章的书一律作为非法书籍予以没收，而盖了章的书就全算劳改营“图书馆”的书了，不再属于个人。）
还要提醒读者：特种劳改营里的搜查要比普通劳改营更加经常，更加彻底。每天出入营时要仔细搜查。对工棚则进行定期搜查：掀开地板，拆掉炉条，拆开门廊的板子；还有像监狱里一样地逐个搜身，要脱衣服。摸索，撕开衣服里子，扯掉鞋掌等。有时就把营区地面的草全部烧光（“不能让他们把武器藏在草里！”）。囚犯们休息日要打扫营区。
想想这一切，大概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囚犯们并不把佩带号码看作最难堪、最侮辱人格的事了吧。所以，当伊万·杰尼索维奇“说“它们，衣服上的那些号码，并不沉”的时候，他根本不是像那些自己没有佩带过号码、也没有挨过饿的、高傲的批评家们所指责的那样“失去了作人的自尊心”，而只是发出了清醒的、理智的声音而已。号码给我们带来的苦恼既不是精神上的，也不是（像古拉格群岛的主人们所指望的那样）心理上的，反倒是非常实际的麻烦——我们必须占用空闲时间把撕开的边角仔细缝好，或者去找画家把上面的字再描清楚些；如果劳动时把号码布撕坏了，就得再设法找块新市把它完全换成新的，否则就会蹲禁闭。
什么人真正把带号码看作是这里的花样翻新中的最毒辣的一手呢？那是某些教派的虔诚的女信徒们。例如，卡梅施特种劳改营在苏斯洛沃车站附近设有一个女劳改营分部，那里的女囚犯就是这样。该营的女犯中由于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