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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一些完全不年轻的女人有时也陷入这类事件，弄得看守员们也毫无办法：在狱外谁也不会想到这样的女人还能搞这种名堂！这些女人已经不是寻求情欲，而是为了满足这样的需要：关怀什么人，温暖什么人，自己省下吃的给什么人垫补垫补；替他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她和他共用的饭钵是他们神圣的定情戒指。个女犯向祖波夫医生解释说：“我并不要跟他睡觉。在我们这野兽过的日子里，在我们那成天为口粮和破布烂套子争吵的工棚里，我心里总惦念着：今天该给他补补衣裳，我们还要煮个土豆吃呢。”但是男人有时候还要求别的事，只好跟他就合。而看守员专等着抓干这事的……翁日拉格有一个波利娅大婶，是医院的洗衣妇，她很早就守了寡，一直独身，曾在教堂里当过差。她的刑期已经到了末尾，突然一天夜里发现她跟一个男人在一起。医生们叹息说：“波利娅大婶，你这是怎么啦！我们对你还抱很大希望呢！现在他们准得调你去干一般劳动了。”老太婆伤心地点头：“是啊，是我的错。照福音书上说是淫妇，照劳改营的说法是……。”
对被查获的情侣的惩罚也跟古拉格的整个制度一样缺少不偏不倚的精神。如果情侣之一方是和首长关系密切或工作上很需要的杂役，对他的私情可以好几年都装做没有看见。（一个免除看押的电工调来翁日拉格妇科医院独势点工作。所有的自由人都求得着他。自由人主任医师把管总务的护土——一个女犯人叫来吩咐说：“给穆霞·布坚科创造点条件！”穆霞是个女护士，电工就是为了她才到这儿来的。）如果是无关紧要的犯人或者失宠的人物，那就会受到迅速而残忍的惩处。
在蒙古境内的古尔热德斯（铁道劳改总局）系统的劳改营里（一九四七一五0年我国犯人在那里修筑铁路），两个免除看押的姑娘跑到男犯大队去会朋友被抓住了。一个警卫队员用绳子把她系在马后，骑上马，在草地上拖着走萨尔台奇啥也没有做过这种事。可是索洛维茨做出来了。
随时遭追究、查获、拆散的土著情侣似乎是不可能牢固的。然而却有这样的事情，被分开后的有情人仍保持通信联系，获释后终于结合。我们知道这样一件事：医生，某省医学院的副教授，他自己都不记得在劳改营里和多少女人发生过关系，连一个女护士都没有放过，而且还不止护土。但自从3加入了这个行列，队伍就到此为止了。3没有终止妊娠，把孩子生下来了。不久获释，定居地未受限制，本可以返回原居住城市，但是为了和3母子呆在一起，他决定留营就业。他的妻子等不及了，自己来这里寻夫。他躲进隔离区里面，不跟她见面！（他的妻子不能进去逮他）。他在那里跟3生活在一起并通过各种方式转告他的妻子，说他已跟她离婚，劝她离开这里。
但是能够使劳改夫妻分离的不仅仅是看守员和长官。群岛是一个一切都被颠倒了的国度，婴儿的诞生本应当使一对男女结合得更紧．在这里却把他们分开。孕妇！脑产前一个月被解送到另一个劳改点，那里有附设产科病房的劳改营医院。小生命在那里叭叭哭叫：他们不愿意为父母的罪孽而当囚犯。孩子生下来，便把产妇送到不远的一座专门收容“妈姆卡”（孩子妈）的劳改点。
这里需要插一句！在这里不能不插一句！“妈姆卡”这个字包含了多少自我嘲讽啊！“我们不是真正的……”犯人的语言很喜欢给每个字眼加上示卑的后缀，并且总是顽固地这样做。不说（母亲），而说“MaMka”；不说（医院），而说……——同样的嘲讽，只是不表现在后缀上。甚至表示“二十五年刑期”的这个字也被降格为。即由“二十五卢布”降低到“二十五戈比”。
犯人利用语言的这种固定的偏轻企图表明，群岛上一切都不是真正的，都是冒牌的，都是最次等的，还想表明他们并不珍视一般人珍视的东西。他们很清楚给他们提供的治疗完全是冒牌货；他们被逼着姑妄写之的所谓赦免申请也完全是冒牌货。犯人把“二十五卢布”降低为“二十五戈比”是想显示对这种几乎等于无期的徒刑也抱着超然的态度：
“妈姆卡”在专门的劳改点居住和劳动，从那里被押着去给土著新生儿喂奶。婴儿此时已经不在医院，而是送进了“儿童村’（或“育婴院”。各地的叫法不同。哺乳期结束后就再不让母亲和孩子见面，除非“在劳动和纪律方面有模范表现”的可以破例。（这个办法的好处是不必为这事把“妈姆卡”留在附近的劳改点，哪儿生产需要就可以把她们派到哪儿去。）但另一方面，这些女人也八成回不到她们原来的劳改点与她们的劳改“丈夫”会合。当爸爸的只要不离开劳改营，一般见不到自己的孩子。断奶以后，孩子继续在儿童村里养上一年光景（他们的伙食标准跟自由人的孩子一样，所以劳改营医务和总务人员的伙食都占他们的便宜）。有的孩子断奶后不适应喂食，便夭亡了。活下来的孩子再过一年就送进了普通的保育院。土著男女生下的孩子就这样暂别了群岛，但并没有失去以少年罪犯身份重返故土的希望。
据留意者说，母亲获释后从保育院领回孩子的事并不经常（女贼们从来不领）。因而，这些自幼小肺叶的第一次呼吸就吸进了群岛含毒菌的空气的孩子，许多人一落地就受到诅咒。另一些孩子有人领。有的母亲出狱前就委托一些无知识的（也许是信教的）老太婆去把孩子领出来。古拉格放这些孩子出去，尽管这样做对政府的教育工作不利，而且少一个孩子就少一份产房、产假补贴和育婴室的经费。
战前和战时，只要怀了孩子，劳改夫妻就得分离，他们来之不易、拼命隐瞒、四面受敌并且本来就不那么牢靠的结合就要毁于一旦，所以这时期女人们竭力避免生孩子。这又是群岛跟外边不一样的地方：堕胎在外边犯禁，要受法院追究，女人做这种事很不容易。而在劳改营里，长官们对医院里经常实行的堕胎从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对劳改营只有好处。
孩子生不生下来？生下以后怎么带？这对任何一个妇女都是难题，对于女劳改犯是更加苦恼的。如果变化莫测的劳改营命运宽容许你从一个心爱的男子那里受孕，怎么下得了决心堕胎？生吗？——必然马上要分开。你走后他在本劳改点不会跟别的女人相好？孩子会是怎么样的？（由于父母营养不良，孩子往往发育不正常。）断奶以后，就会把你送到别处去（你还有好多年的牢要坐），他们会照看孩子吗，不会把孩子糟践吗？将来能领孩子回家吗（有些人不许领孩子）？如果不许领，就要伤心一辈子（有些人一点不会）。
打算获释后跟孩子爹结合的人，毫不犹豫地走上当妈妈这条道儿。（这种打算有时候能够实现。这就是A·格列鲍夫与劳改营的妻子二十年后的合影：身边的一个女儿还是在翁日拉格生的，现在十九岁，多可爱的姑娘，另一个是十年后在外边生的，当时双亲已经服满了刑期。）走这条道儿的，还有急着想体验母性的感受的人——既然没有别的生活，就在劳改营里体验体验也罢。这个喷着你的奶头的活生生的小东西毕竟不是冒牌的或次等的货色呀？（哈尔滨来的利亚利亚生第二个孩子只是为了可以借此机会回到儿童村看望她头一个孩子！后来又生第三个，也是为了能回去看头两个。服完了五年徒刑，她竟能把三个都保全下来，带了他们出去。）女劳改犯本人低人一等已无可挽回，但她们通过做母亲又树立起自己的尊严，在一个短时期内她们似乎与自由的妇女取得了平等地位。她们还这样说：“尽管我是犯人，我的孩子可是自由人！”她们寸步不让他要求给予自己的孩子同真正的自由人一样的供养和照顾。第三类女人，一般是劳改营里的老油条和女贼，把当妈妈看做是逍遥自在一年的机会，有时候看成是争取提前释放的门道。她们根本不把孩子当做自己的骨血，连看也不想去看，是活是死也从不打听。
西乌克兰来的妇女，有时还包括出身低微一些的俄罗斯妇女，一旦当了妈妈必定想方设法给孩子举行洗礼（这已经是在战后）。小十字架巧妙地藏在包裹里从外边送进来（看守员决不轻易放过这种反革命行为），或是以面包为代价向营里的能工巧匠订做。也有办法搞到系十字架的带子，还有办法给孩子做一件后开襟的小罩衫和一顶小帽子。从口粮里省出砂糖，用点什么粮食烘一块小甜饼，把最亲近的女友们邀请来。会念一段祈祷词（随便哪一段都行）的女人总是有的。把孩子在温水里浸一浸，就算行完了洗礼，满心欢喜的妈妈这时便邀请客人们就餐。
有时候专为有乳婴的女犯（“五十八条”当然除外）颁发局部赦令或提前释放的指令。这些指令的受益者主要是案情轻微的女刑事犯和女流氓。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本来就打的这个主意。这一类“妈姆卡”只要在附近的区中心领到了一张身份证和火车票，便常常把已经没有用处的婴儿留在火车站的长椅上，丢在头一个人家的台阶上。（不过也要替她没想一下，她们并不是都能得到住处、派出所的好脸色、户口、工作。明天早晨她已经吃不到劳改营的现成口粮。没有孩子就比较容易重新开始生活。）
一九五四年在塔什干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我挨着一群犯人度过一晚上，他们是根据特别指令从劳改营放出来的。约模三十人，占了大厅的一角。他们举止嚣张，显出半盗贼式的放肆派头。这是一些真正的古拉格儿女，他们知道生活值几个大钱，根本不把周围的自由人放在眼里。男的玩纸牌，抱孩子的女人扯着嗓子争论什么事。忽然一个“妈姆卡”发出一声压倒别人的尖叫，跳将起来，抓住孩子的脚丫子一抡，把孩子的脑袋在水泥地上“砰”地撞了一下。整个大厅里的自由人都惊叫起来：“母亲！母亲怎么能干出这种事？”……他们不懂，那女的不是母亲，而是“妈姆卡”。
前面所说，都属于男女混合的劳改营，也就是从革命后头几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段时期的劳改营。那些年代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好像只有一个诺文斯克拘留所（由原莫斯科女犯监狱改成）羁押清一色的女犯。这个经验没得到推广，它本身也没存在多久。
但是伟大的导师和缔造者终于安然无恙地从差点儿被他打输了的战争的废墟底下站起来了，他开始考虑臣民的福利。他的脑子现在腾出来用于安排人民的生活了。当时他发明的有益民生、增进道德的东西可谓多矣！其中的一条就是分开男女，首先从学校和劳改营做起（下一步他可能想推广到整个狱外社会。在中国还做过更广泛的实验）。
群岛男女的全面大隔离始于一九四六年，于一九四八年完成。男女犯人分送到不同岛屿。如果是留在同一岛屿，则在男女营区之间拉上一道久经考验的老友——铁丝网。
如同别的许多做过科学预言和科学设想的行动一样，这项措施产生了意料之外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后果。
妇女单独分出来以后，她们在生产中的地位急剧恶化。先前在男女混合的劳改营里，许多妇女做洗衣妇、卫生员、炊事员、锅炉工、保管员、会计等工作。现在她们必须丢下所有这些职位。而另一方面，在妇女劳改营里这类职位要少得多。妇女们被赶出去做一般劳动，被赶进使她们特别受不了的纯妇女的作业班。能不能哪怕暂时地从“一般”劳动里挣脱出来，也成了生死攸关的问题。所以女人们开始争取怀孕，设法从任何一次短暂的相遇，任何一次接触中留下一个孩子。现在不必像以前一样害怕怀孕造成夫妻分离，因为一道英明的指令已经把分离赏给了他们。
这样一来，送进保育院的孩子数量一年之内翻了一番！（翁日’拉格，一九四五年：从一百五十人增至三百人。）虽然同一时期在押女犯的数目并没有增加。
“给小丫头取什么名字？”——“就叫奥林匹亚达（比赛）吧。她是在业余文艺活动比赛的时候怀上的。”业余文艺活动比赛，男犯文艺工作队到妇女劳改点演出，男女突击工作者联合集会等等形式的文化活动，还习惯地保留着，男女共用的医院也保留了下来，现在这些地方也成了幽会的场所。据说一九四六年在索里卡姆斯克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