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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肮脏得无与伦比，屋里乱七八糟，有一股浓重的气味。“小车厢”上没有任何卧具。存在一条不许男人入内的禁令，但谁也不遵守，也没人检查。不仅男人们常常进去，连少年罪犯——十二三岁的男孩子也成群结伙地涌进去学习。他们起先只是单纯观赏——在那个屋里不存在虚假的害臊。不知道是布片不够还是时间来不及，“小车厢”是没遮没盖的。灯当然也是从来不关的。事情干得那么自然而然，当着大庭广众，而且同时在几处进行。只有显眼的衰老和显眼的丑陋能够成为女人的护身符，此外没有任何庇护。漂亮的外表必然招来灾祸，这样的女人的床上永远坐着客人，永远受到包围、请求，用殴打和刀子胁迫。她的希望不在于坚持到底，而在于投降得巧妙，在于选定这样一个人，他的名字和刀子的威力今后可以保护她不受其他人、下一批人的侵扰，不受这个贪婪的行列、这些被这里的见闻和空气毒化了的疯狂的少年罪犯们的侵扰。难道仅仅是防止男人的侵扰吗？难道仅仅是少年罪犯们被毒化了吗？那些日复一日地在旁边看着这一切而本身却无人问津的女人们呢？这些女人控制不住的情欲也会爆发起来，她们会扑上来殴打走运的女邻居。
后来克里沃谢科沃劳改点里又迅速地流行开花柳病。传说差不多一半女犯都有病，但是没有法子，还是照去不误，长期霸占者和！临时求欢者仍是络绎不绝。只有一些做事谨慎的人，例如在卫生所有内线的手风琴演奏员K，每次去之前都为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们核对一次性病患者的秘密名单，以免出毛病。
科雷马的妇女们的处境如何？要知道女人在那地方是奇缺的物件，在那里她会遭到哄抢，被撕成八块。一个女人在那地方的工地上千万别落到谁的手里，押解兵也好，自由人也好，犯人也好。在科雷马出现了“有轨电车”这个词儿，意思是集体强奸。K·O讲，一个司机打牌输掉一卡车押解到艾里根去的女犯，他把卡车拐进小道，把女人交给免除看押的建筑工人们睡一夜。
劳动怎么样？在男女混合的作业班里女人还能占一点便宜，可以干一些轻活。但如果整个作业班全是女人，可就没有情面好讲了。你们照样得交出那么多方木材来！还有整个由妇女组成的劳改点，这里伐木、挖土、脱坯全都要女人干。只有铜矿和钨矿不派女人去。以卡尔拉格“第二十九劳改点”为例，这个点里有多少女犯？不多不少整六千！女人在那里干哪些工种？叶林娜当搬运工。她扛八十公斤甚至一百公斤的口袋！不错，上肩有人帮助，而且她年轻时是体操运动员（叶连娜·普罗科菲耶夫娜·切博塔廖娃十年刑期内一直是搬运工）。
妇女劳改点里形成着非女性的残暴风习：没完没了的骂娘，没完没了的打架，疯闹。不这么干，你就没法活。（但据免除看押的工程师普斯托维尔…普罗霍罗夫观察，一旦女犯从妇女劳改大队抽出来当家仆或干体面工作，马上变得安静而勤奋。他见过三十年代贝阿干线〔第二西伯利亚大铁路）妇女劳改大队的情况。请看这样一个小场景：炎热的白天，女犯请求押解队准许她们在水沟里洗洗澡，押解队不准。女犯们当下齐心一致地脱得赤条条躺在地上晒太阳——紧挨着铁路干线，就在过往列车的眼皮底下。驶过国内列车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一趟国际特快马上要过来，里头有外国人。要女犯穿衣服，她们不听命令。于是叫来一辆救火车，用消防水龙把她们轰跑了。）
再请看看克里沃谢科沃的妇女劳动。在砖厂的取土场，一个地段开来完毕，就把顶板扔到那里去（开采前顶板平铺在地面上）。过后就需要把这些又湿又沉的原木从十至十二米深的大坑里拉上来。怎么拉法？读者会说：用机械嘛。那是自然。于是一个妇女作业班用两根缆绳（用缆绳的半中腰）套住原木的两头。每一头站两排人，像纤夫似地拽（步子要走齐，免得原木脱掉，一切又要从头做起）缆绳的一端，拉出原木。然后她们二十人一拨，把这样的一根原木扛上肩，在横眉竖眼的作业班长的骂骂咧咧的号令声中把它抬到新地方，堆在那里。你们会问为什么不用拖拉机？哎呀，饶了我吧！这是一九四八年，哪儿去找拖拉机？你们会说为什么不用吊车？可是你们忘记了维辛斯基说的“能把人们从空虚和渺小变成英雄的魔术师般的劳动”了吗？如果使用吊车，魔术师怎么办？如果使用吊车，这些人不得永远空虚和渺小吗！
干这样的劳动能把一个人的身体耗空。女人身上一切女性的东西，不论是固定的还是每月一次的，都不再有了。如果她们能拖到下一次的体验，在医生面前脱下衣服后露出来的已经不是洗澡房走廊里杂役们垂涎三尺的那个身体：她变成了说不出年龄的女人；肩膀呈现出尖锐的棱角，乳房耷拉着，像两只干瘪的小口袋；扁平的屁股上多余的肉皮打着福子。膝盖以上的肉已经这样少，以致两腿之间形成了空挡，一个羊头，甚至一只足球都能通过。嗓音变粗、变哑，脸上已经出现糙皮病的黑斑。（据一个妇科大夫说，妇女在伐木场上劳动几个月，一个更要紧的器官就会发生下垂和脱出。）
魔术师般的劳动！
生活里本来没有一般齐的事情，在劳改营里更不用说。在劳动中也不是所有人的处境都同样绝望，越是年轻，日子越好过些。我见过一个十九岁的姑娘纳波利娜娅，长得结结实实，她的农村丫头的面颊整个儿是红通通的。她在卡卢加关卡小型劳改营里当塔吊司机。她爬上吊车像猴子一样敏捷，有时候完全没有必要地爬到吊臂上，从那地朝整个工地大声咋呼：“噢……噢……”她没有电话，从操纵室和地面上的自由人工地主任、工长联络也是扯着嗓子喊话。一切她觉得有趣、快乐，好像不是进了劳改营，简直都能入团了。她带着非劳改营式的善意向每个人微笑。她永远领得到百分之一百四十的口粮——劳改营的最高标准。她不用害怕任何人（当然除了“教父”）——工地主任不会让她受人欺侮。只有一件事我弄不明白，她在营里怎么得到学开吊车的机会的。人家同意她干这个活不图什么好处吗？不过她坐牢是因为触犯了一条无关紧要的非政治性法律。她焕发着旺盛的精力，而她赢得的地位允许她不是根据物质的需要，而是根据内心的要求跟别人恋爱。
十九岁进监狱的萨奇科娃也是这样描写她的景况。她被送进了劳改农场，那地方向来吃得比较饱，所以日子比较好过。“我唱着歌从一架收割机跑向另一架收割机，学习打麦相。”如果除了劳改营里的青春就没有别的青春，那就该在这里快活快活，不然在哪儿呢？后来她被转押到诺里尔斯克附近的冻土地带。连这个地方她也觉得像是“儿时梦中的神话城市”。服完刑期，她以自由人身份留营就业。“记得我走在暴风雪中，心里忽然冒出一股想撒撒野的情绪，我边走边挥动双臂，和暴风雪搏斗。我唱起‘快乐的心随着歌声跳荡……’望着辉映着北极光的色彩变幻的天幕。我扑到雪堆上，仰望高空。我想唱歌，让整个诺里尔斯克全听到：五年没有战胜我，是我把它战胜了。什么铁丝网、板铺、押解队全结束了。我想爱什么人！想为人们做什么事！要使大地上再也不会有恶势力。”
不错，这正是许多人的愿望。
萨奇科娃毕竟未能使我们大家摆脱恶势力：劳改营依然存在。但她本人倒真是个幸运儿：别说五年，就是五个星期也足以把她消灭，无论做为一个女人还是一个人。
在我手里，和成千个凄惨或无耻的事例相反的就只有这两个事例。
如果你像尼娜·别列古德那样，还是八年级女学生就被判了十五年（按照政治性条款）关进来，除了在劳改营里你还能在哪里经历你的初恋？你怎么能不爱上不久前还是全市众口称赞、红得发紫，当时你还觉得高攀不上的爵士乐演奏员美男子瓦西里·科兹明呢？尼娜写了首《白丁香》，他谱成曲，隔着营区向她歌唱（他们俩已经被分开，他现在又是“高攀不上”的了）。
克里沃谢科沃工棚里的少女们也戴花——插在头发里，这是已结成劳改营婚姻的标志，但也说不定是已获得真正爱情的标志。
外面（古拉格外面）的法律似乎促成着营内的姻缘。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颁布关于巩固婚姻关系的全苏法令的同时，还有一项没有公布的人民委员会决议和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司法人民委员部指示。那里面规定，只需自由的苏联公民一方提出要求，法院必须不加阻挠地解除该公民与其在监禁（或在疯人院）中的配偶的婚姻关系。甚至免付办理离婚证书的手续费，以资鼓励。（在这种场合，任何人没有将既成事实的离婚通知另一方的法律责任！）这就等于号召男女公民赶紧在患难中抛弃他（她）们的丈夫或妻子，而在押者则应更彻底她忘掉他（她）们原来的婚姻。如果在押的妻子思念留在外边的丈夫，这已经不仅仅是愚蠢的和非社会主义的，而且简直成了违法。被丈夫牵连作为“反属”（反革命家属）入狱的卓娅·雅库舍娃落得了这样的结果：丈夫是重要专家，三年就获释了，他并没有把释放他老婆作为必需条件提出来。而她竟为了丈夫熬完了整整八年……
忘掉原来的婚姻，好吧。但是乱搞男女关系也受古拉格内部条令的谴责，当做是破坏生产计划的行为。这些忘掉了对国家和群岛负有义务的不要脸的娘儿们在生产场所乱窜，随时随地可以仰面躺下——泥地上、木屑上、碎石上、煤渣上、金属刨屑上全行——因而生产计划便会完不成！五年计划便会原地踏步！奖金也不会往古拉格首长的腰包里流了！不光如此，有的女犯还暗藏着怀孩子的卑污念头，想利用我国法律的人道主义以怀孕为名刨掉几个月的刑期。这几个月可以不干活，而她们的刑期有时候统共只有短短的五年或三年。所以古拉格的条令才要求：凡发觉有姘居行为者，必须立即将二人隔离，将其中价值较小的一方转解他处。（这跟把使唤丫头发送到远地的庄子上去的萨尔台奇哈们当然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这一类囚衣下的风流韵事给看守人员增添了无穷的烦恼。看守员夜晚本可以在值班室安安生生地打呼噜，可是却不得不提着马灯查夜，捕捉男工棚里光着大腿的死皮赖脸的老娘儿们以及钻进女工棚的老爷儿们。更别说也许他自己正欲火中烧呢（毕竟看守员也不是石头做的），却还得费一番工夫把干了坏事的女人送进禁闭室或者对她做一整夜的思想教育工作，向她解释她的行为为什么不对，然后还要写出一份报告（一个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写这玩艺儿简直活受罪）。
构成一个女人以及一般人生活内容的东西：家庭、母性、亲朋往来、熟悉的甚而是感兴趣的职业，对于某些人还包括艺术和书籍——所有这一切全被剥夺了，在恐惧、饥饿、被遗忘、野兽行为的重压下，女劳改犯的心除了爱情还有什么寄托？受上帝祝福的爱情几乎已不包含肉欲的成份。因为在灌木丛里不好意思，在工棚里当着众人的面做不出来，况且男人并不是随时做得了。再说劳改营看守员只要见到两人“偷偷摸摸”（单独在一起），马上拉出去关禁闭。但是妇女们现在回忆，由于劳改营爱情的非肉体性，它的精神因素变得特别深。正因为没有肉体接触，它变得比狱外的爱情更加强烈！偶然的微笑、瞬间的注意，都足以使年岁不轻的女人们夜不成寐。在劳改营的肮脏阴暗的生活的背景上，爱情的光辉显得格外鲜明。
H·斯托里亚洛娃在她的女友（莫斯科女演员）以及和她一起运干草的男搭档（不识字的奥斯曼）的脸上看出了“幸福的密谋”。女演员向她吐露了真情，说谁也没有这样爱过她，无论她的当电影导演的丈夫还是所有她以前的崇拜者。只是为了这个原因，她才不愿意离开运干草的工作，不愿意离开“一般劳动”。
再说是风险——几乎和打仗一样，几乎要豁出性命：一次幽会被发觉，就要付出被赶出习惯了的地点的代价，这等于付出生命的代价。在这性格变得愚蠢而放荡的地方，刀丛上的爱情毕竟是英勇的爱情啊！（奥尔塔乌劳改营的阿尼娘·列赫托年和她的情夫被持枪士兵带往禁闭室。情夫低声下气地恳求士兵放他走，经过了这二十分钟，阿尼娜永远断绝了对那人的爱情。）有人为活命甘愿充当受杂役养活的没有爱情的姘妇。有人�